绍圣元年，即公元一零九四年，二月，葬宣仁圣烈皇后于永厚陵，祔神主于太庙。

　　三月，左相吕大防被罢。

　　赵煦御集英殿，试进士。此次策题是由副相李清臣所拟：“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纷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

　　这个策题从六个方面对元祐更化进行批驳。

　　一见此策题，苏辙当即上疏反对：“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绍复熙宁、元丰之意。...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大事去矣。”奏入，不报。

　　元祐更化时，苏辙为何不说此话呢？

　　苏辙又急不可耐地具札子上奏：“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改更，自当宣谕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因策问进士，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为，子弟皆不与知，而与行路谋之，可乎？”赵煦还是不言一语，李清臣、邓润甫于是构陷其罪。

　　及当面理论，赵煦更加恼怒，遂指责苏辙以汉武比先帝，苏辙辩争道：“汉武，明主也。”赵煦质问道：“卿意但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岂明主乎！”赵煦声甚厉，苏辙下殿待罪，众莫敢救。

　　范纯仁从容进言道：“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可如呵斥奴仆。”

　　邓润甫越次进言：“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

　　范纯仁说：“不然。法本无弊，弊则当改。”

　　赵煦仍怒道：“人谓秦皇、汉武。”

　　范纯仁劝道：“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

　　赵煦方才稍稍消气些。

　　苏辙平日与范纯仁多不合，至是乃服，退，举笏谢道：“公，佛地位人也。”

　　当天，苏辙被罢知汝州。

　　苏辙就这样与宰相之位擦肩而过。

　　如果苏轼、苏辙兄弟果真视功名为粪土也就罢了，偏偏兄弟二人以仕途为终身之道。然而，苏轼兄弟长于文而短于治，始终站在士人位置看待问题，没有看到社会黑暗，或视而不见——苏轼知杭州时饿死病死了五十多万人，他竟然是被召还朝廷时才上奏此事。苏氏兄弟在朝居高位，即不能团结士人，亦无益于政治清化，流于朋党，依附高氏，伏嗅裙脚，高氏亡，苏氏政治前途亦亡。

　　元祐初，正是张商英提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张商英也因为反对废法而被罢黜。

　　召淮南转运副使张商英为右正言，知江宁府曾布为翰林学士。

　　曾布上言：“先帝政事，当复施行。”且乞改元以顺天意。

　　四月，改元为绍圣。

　　绍圣乃继承圣贤之意，这里的圣贤指的就是赵煦之父神宗。

　　诏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追加谥号“文”。

　　在司马光看来，谥号“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因此司马光死后谥号为“文正”，乃其所愿。王安石去世后，朝廷没有给他谥号，这个时候赵煦想让王安石谥号大过司马光，可是“文正”已经被司马光占用了。

　　这个时候，视岳父为神的蔡卞出了一个主意，“文”可胜“文正”。赵煦问是何道理？蔡卞答“稀者为贵也”。原来宋之前，双谥为贵，宋以来单谥及其少用。后来，南宋朱熹亦是单谥“文”。后世称王安石、朱熹二人为王文公、朱文公。

　　赵煦亲政之后，朝堂大臣抨击垂帘时事。范纯仁数称疾求罢，最后出居慈孝寺，请降诏以禁约言者，帝不从。范纯仁连章求罢，许之，罢知颍昌府。

　　诏令提举洞霄宫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左相。

　　殿中侍御史郭知章上奏：“先帝辟地进壤，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据高临下，宅险遏冲。元祐初，用事之臣委四寨而弃之，外示以弱，实生戎心。乞检阅议臣所进章疏，列其名氏，显行黜责。”章惇等因此开列出初议弃地者自司马光、文彦博而下凡十一人。

　　即废先帝之法，又弃国土，朝廷因此追夺司马光、吕公著谥号。三省甚至有人上奏，请掘司马光、吕公著之坟墓，斫棺暴尸。在副相许将劝说下，遂寝其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