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年底，苏轼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

　　元祐八年，三月，天文学家、任职未满一年的右相苏颂，遭人弹劾。苏颂无党无派，不愿挡住别人晋升之路，于是呈递了辞职报告。

　　空出右相之位后，众人都眼馋这个位置，党争复燃。

　　果真，御史董敦逸上四状弹劾苏辙，黄庆基上三状弹劾苏轼，皆谓苏轼昔为中书舍人，所行制词，指斥先帝，而苏辙相与表里以紊朝政。

　　到此年正月，皇帝已经年满十七岁，该亲政了，但是朝廷无一大臣，甚或无一言官提及此事。此时，大臣们向太皇太后奏事，依然背对着皇帝，赵煦看到的只是这些大臣弓曲的后背和高高翘起的屁股。

　　高太后最终偏向苏轼，于是御史董敦逸、黄庆基被罢为湖北、福建转运判官。与苏轼有很好交情的御史中丞李之纯，不顾同僚之情，拉上御史杨畏、来之邵，对董敦逸、黄庆基复呸几口唾沫，言二人诬陷忠良，其责太轻。结果，二人分被派到军前差遣。

　　看似苏轼、苏辙兄弟胜利了。

　　此时，右相之位空着，按次序上位的应该是门下侍郎苏辙，为了扶弟弟一把，苏轼乞知越州，诏不允。

　　高太后欲复用范纯仁，左相吕大防赞同，却遭到御史杨畏反对：“纯仁方罢帅降官，名在谪籍，而陛下遽命以为相，赏罚不明，何以诏示天下！”

　　杨畏与苏辙同乡，前击宰相刘挚，后击宰相苏颂，皆暗地里为苏辙拜相开通进道。高太后察觉此事，故复自外召范纯仁。

　　秋，七月，以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离宰相之位仅有半步之遥的苏辙，就这样与宰相之位失之交臂。但苏辙是不甘心的，他还想努力一把。

　　八月，高太后不豫。

　　吕大防、范纯仁、苏辙等执政入崇庆殿后阁，向高太后问安。高太后谕：“今病势有加，与公等必不相见，且善辅佐官家。”又说：“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乃呼左右赐社饭，说：“明年社饭，当思老身也。”

　　九月，高太后驾崩，享年六十二。

　　高太后在位九年，尽废先帝之法，尽逐先帝之臣，谓之元祐更化。

　　王夫之认为元祐时期，“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行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

　　元祐更化谈不上是政治改革，在经济政策上旧党也毫无建树，只是一场情绪化的清算运动。如果说，熙丰变法还是旨在解决国家社会问题，元祐更化反而使这些国家社会问题治丝而棼。

　　高太后权同听政，这个“权”是暂时之意，但是八年多来，无一人劝退。

　　当然，现在赵煦也不好提此事，毕竟人已经死了，再提此事就显得自己不够孝顺了。

　　苏轼何等人，能不知皇帝心思，所以请出，赵煦毫不客气地让他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出知定州——到河北前线去。

　　冬，十月，中书舍人吕陶上奏：“太皇保祐九年，陛下所深知，尊而报之，惟恐不尽。然臣犹以无可疑为疑，不必言而言，万一有奸邪不正之谋，上惑渊听，谓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

　　此时，中外议论汹汹，人怀顾望，在位者畏惧，莫敢发言。

　　翰林学士范祖禹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担心小人乘间上位为害，上疏：“陛下方总揽庶政，延见群臣，此乃国家兴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先太皇太后，性严正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裁抑侥幸。虽德泽深厚，结于百姓，而小人怨恨，亦不为少，必将有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太皇太后过者，此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初，太皇太后同听政，中外臣民上书者以万计，皆言政令不便。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变而更化，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顺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仇疾而共欲去之者也，岂有憎恶于其间哉！惟陛下辨析是非，斥远佞人。有以奸言惑听者，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帖然无事矣。此辈既误先帝，又欲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邪！”

　　苏辙方具疏进谏，及见范祖禹奏，赞道：“经世之文也。”遂附名同进，而毁自己草拟的上书。疏入，不报。

　　过了几日，范祖禹又上奏：“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辽主亦与其宰相议曰：‘南朝遵行仁宗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边吏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敌国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今陛下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归于至正，则天下幸甚！”

　　此后，吕陶亦以小人君子之论规劝皇帝用人需谨慎。

　　范祖禹、苏辙、吕陶都有一个共同身份——蜀人。

　　过去一个多月了，赵煦什么话都不说，只是任命了几位内侍，门下侍郎苏辙上奏道：“陛下方亲政，中外贤士大夫未曾进用一人，而推恩先及于近习，外议深以为非。”

　　后数日，复出内批，以刘惟简、梁从政等四人授入内内侍省职。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赵煦说：“止为禁中阙人，兼有近例。”苏辙说：“此事非为无例，盖谓亲政之初，先擢内臣，故众心惊疑。”

　　十一月，范祖禹请追改内侍除命，不报。

　　这时，到处疯转皇帝有拜章惇为相之意，范祖禹又极力劝谏皇帝：“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造立三新法，悉变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误国，勋旧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继远引。又用兵开边，结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赖先帝觉悟，罢逐两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满中外，不可复去。蔡确连起大狱，王韶创取熙河，章惇开五溪，沈起扰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谔兴造西事，兵民死伤皆不下二十万。先帝临朝悼悔，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力言章惇不可用，见皇帝始终不说话，范祖禹又不敢抬起头，只能弓着腰一动不动，过了许久，实在耐不住了，说道：“陛下，可与不可，请谕！”赵煦这才说道：“朕缄默九年不谓长，卿何急也！”

　　九年来，赵煦始终安静坐着，沉默不语。有次高太后问赵煦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赵煦回道：“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赵煦常使用一张旧桌子，高太后令人换掉，但赵煦又派人搬了回来。高太后问为何，赵煦答：是父皇用过的。高太后大为悲恸，心中清楚他将来必会对自己的措施不满。

　　高太后病重时，召范纯仁，说：“公父仲淹，在章献（刘娥太后）垂帘时，唯劝章献尽母道，及仁宗亲政，惟劝仁宗尽子道，可谓忠臣，公必能继绍前人。”范纯仁泣道：“敢不尽忠！”

　　此时，朝中有人力排垂帘时事，范纯仁上奏道：“太皇太后保佑圣躬，功烈诚心，幽明共鉴。议者不恤国是，一何薄哉！”因上仁宗禁言章献垂帘时事诏书，劝道：“望陛下稽仿而行，以戒薄俗。”知枢密院事韩忠彦亦谏言道：“昔仁宗始政，群臣亦多言章献之非，仁宗恶其持情甚薄，下诏戒饬。陛下能法仁祖则善矣。”

　　对于这些劝谏，赵煦还是沉默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