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河南洛阳人，与其兄程颢学于周敦颐，共创洛学，为后世理学奠定了基础。

　　经司马光推荐，程颐受命为崇政殿说书，其职务是教皇帝读书。赵煦年幼，司马光等人推荐程颐教他读书，目的是让皇帝不再奉行神宗的改革政策。

　　一日，赵煦折了柳枝玩耍，程颐严肃教导：“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当轻有所折，以伤天地之和。”赵煦很不高兴地扔了柳枝。对此，就连司马光都感叹：君主之所以疏远儒生，就是被这些人害的！

　　司马光去世，由程颐主持葬礼。恰逢葬礼的这一天，朝廷举行祭祀大典，众官员上午参加完祭祀，准备下午去吊唁司马光。正当苏轼等人前往司马光的灵堂时，程颐拦住了他们：今天不可吊祭。苏轼纳闷地问：这是为何？程颐说道：“岂不闻《论语》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论语》中确实有这么一句话，意思是说，如果当天参加了葬礼，就不再唱歌。程颐认为，你们刚在朝廷的祭祀典礼上唱过颂歌，就不应该去参加葬礼。

　　有人反驳道：“孔子言哭则不歌，不言歌则不哭。”

　　程颐是穷死理的，并没有因为这句话而妥协。

　　这时苏轼也说道：“明堂乃吉礼，不可谓歌则不哭也。”

　　程颐还是穷死理，坚决不允。

　　苏轼顽劣脾气顿生，嘴欠地说了一句话：“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

　　要理解苏轼这句话，首先得理解叔孙通是何人。

　　叔孙通，秦国人，初为秦待诏博士，后被秦二世封为博士。见秦将要灭亡，逃回薛城老家，归附正在盘踞薛城的项梁。项梁败死定陶后，叔孙通跟随楚怀王。楚怀王被迁至长沙，叔孙通又留下侍项羽。刘邦率领诸侯军队攻取彭城，孙叔通又转投汉军。刘邦统一天下后，下令废除秦的仪法，代以简易的规范，但又厌于君臣礼节不严。叔孙通得知便自荐为汉朝制定朝仪，采用古礼并参照秦的仪法而制礼，结果他所制之礼就变成杂货了，司马光因此就曾指责叔孙通制订礼乐只为逞一时之功，结果使古礼失传。这就是叔孙通所制礼。

　　叔孙通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跟谁混，都能混得很好，而哪个主子要完蛋，他总能及时抽身。即使天下人都进了枉死市，恐怕也轮不到叔孙通。

　　“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苏轼讽刺甚矣，众人听了哈哈大笑。

　　到了灵堂时，按礼，死者的亲人要站在灵柩之侧向灵前吊祭的客人还礼。苏轼发现司马光的儿子竟然没有出来接待客人，询问之下，又是程颐的主意。程颐认为，如果真是孝子，就应该哭晕在后堂，根本无法见人。苏轼强忍笑意，当众讽刺道：“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

　　苏轼在叔孙通前加了一个修饰语“糟糠鄙俚”（粗鄙的乡巴佬），讽刺程颐连当一个假儒学家都还不怎么够格。

　　经过这件事后，程颐彻底和苏轼等人结下了梁子，一有机会就大打嘴仗，势如水火，老死不相往来，由此开启了以苏轼、苏辙兄弟为首的蜀党和以程颢、程颐兄弟为首的洛党之争。

　　司马光躺在棺材里，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之死会引发北宋两大学派之争——内讧。

　　十月，以中书舍人苏轼为翰林学士。

　　十一月二十九日，苏轼主持学士院考试，出题《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内言：“欲师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厉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又言：“汉文宽大长者，不闻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核名实，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

　　苏轼本意是试图为元祐更化找到更深层次的理论渊源。

　　但是程颐门人右司谏贾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则认为拿汉文帝、汉宣帝比拟，有贬低本朝仁宗、神宗之嫌。朱光庭参劾道：“臣以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为大，汉文不足以过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宣帝不足以过也。今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反以媮刻为议论，乞正考试官之罪。”

　　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苏轼所撰策题，盖设此问以观其答，非谓仁宗不如汉文帝，神考不如汉宣帝。台谏当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议者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讪谤，恐朋党之弊，自此起矣。”

　　元祐二年，即公元一零八七年。

　　自上年十二月到此年正月，短短一个月内，台谏官连上十二道疏奏，参劾苏轼，世人皆传此乃蜀党、洛党之争。

　　右正言王觌上奏：“朱光庭讦苏轼策问，吕陶力辨。臣谓轼之辞不过失轻重之体耳。若悉考同异，深究嫌疑，则两岐遂分，党论滋炽。夫学士命词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此大患也。”高太后深然之。

　　以刘挚为首的朔党成员御史中丞傅尧俞、监察御史王岩叟也加入参劾苏轼，入对，论苏轼策题不当。

　　由此，蜀党、洛党、朔党陷入混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