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遣使来求兰州、米脂等五寨。

　　原来，神宗朝几次对夏战争，宋向西夏楔入了五道楔子：一道是兰州，断了西夏西南的纵深；另外四道是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插入了横山地区。

　　司马光对西夏所求，上奏道：“此乃边鄙安危之机，不可不察。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今既许其内附，若靳而不与，彼必曰：‘新天子即位，我卑辞厚礼以事中国，庶几归我侵疆，今犹不许，则是恭顺无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则上书悖慢，大则攻陷新城。当此之时，不得已而与之，其为国家耻，无乃甚于今日乎！群臣犹有见小忘大、守近遗远、惜此无用之地者，愿决圣心，为兆民计。”

　　司马光意欲将从羌人那儿得来的熙河一并割让给西夏，且谓：“窃人之财，既为所执，尤不与之，可乎？”

　　太师文彦博、高太后皆赞同司马光做法。

　　这个时候，满朝文武大臣全部禁言。

　　十岁的赵煦看到的是高高翘起的屁股，他内心里突生一种想法：应该拿板子打这些大臣的屁股。

　　一人出班奏道：“自灵武而东，皆中国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无故弃之，岂不取轻于外夷邪？”

　　说这话的正是被谏官称为器识暗昧的枢密使安焘。

　　吕公著也反对弃地，上疏说道：“亦以为先朝所取，皆中国旧境，而兰州乃西蕃地，非先属夏人。今天子嗣守先帝境土，岂宜轻以予人？况夏戎无厌，与之适足以启其侵侮之心。”

　　宋朝大臣们的妥协结果是，使得西夏使者愈加轻视宋朝。以至于西夏使者在觐见少帝时竟然说：“神宗自知错。”

　　这让皇帝赵煦十分不满，起立变色，怒。

　　西夏使者前来“请地”，尤其是索要兰州，各种奏疏雪片般飞舞，赞同有之，反对有之。

　　司马光依然自以为是时，就连“大奸臣”邢恕都致书司马光说：“此非细事，当访之边人，孙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问也。”

　　司马光召礼部员外郎孙路问之。孙路一听这个消息，连忙抱着地图就来了。见面后，指着地图对司马光说：自通远至熙州（临洮）才通一条小路，熙州之北已经和西夏接壤。今自北关开辟土地一百八十里，濒临大河，筑兰州城，然后可以捍卫蔽护中原。如果将此地送给敌国，整个西北一道就都危险了。

　　见司马光还是不为所动，孙路危言告诫道：“兰州弃，则熙州危；熙河弃，则关中摇动。唐自失河湟，吐蕃、回鹘一有不顺，则警及国门，逮今二百馀年，非先帝英武，其孰能克复？今一旦委之，无厌之欲，恐不足以止寇，徒滋后患尔。”

　　司马光听了，吓出一身冷汗，幡然道：“赖以访君，不然几误国事。”

　　最终二府既定议，许归夏人侵地，司马光在“以夏人久为边患，思以安将来”的想法下，还是决定放弃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

　　习知西边事的游师雄极力反对，对执政说道：“四寨先帝所克，所以形势制夏人者也，朝廷当守而勿失，奈何轻以畀人？且割地以纾边患，不惟示中国之弱，将起边人无厌之求。四寨既予，如泸南、荆、粤有请者，亦将与之乎？非特此也，燕人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书，求关南十县之地者，又将与之乎？六国诸侯割地以予秦，时犹以为耻，安有以天下之强盛，而弃地以悦外国者哉？”

　　但是司马光最终还是没有听进去，将米脂等四寨割让给西夏——卒弃四寨。

　　九月初一，司马光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离开朝堂十五年，十五年后重回朝堂，此时新法运行已久，皆已成例，民亦安之，然而司马光居宰执之位，为反对而反对，凡王安石所建新法，刬革殆尽。

　　年幼时，司马光和一群小孩子在庭院里面玩，一个小孩站在大缸上面，失足跌落缸中被水淹没，其他的小孩都跑掉了，只有司马光拿石头砸开了缸，水从内流出，小孩得以活命。晚年时，大宋王朝深陷危机之中，司马光以小时候砸缸精神，将神宗一生心血——熙宁新法，一一砸碎，以图挽救大宋王朝。同样是心怀拯救之念，司马光不知的是，熙宁新法是为大宋活命蓄血，他这一砸，就将神宗十八年心血全部付诸东流。

　　司马光作为史学家，洋洋洒洒编著四百万字历史，但他却没有从历史中获得任何教训，反而像小儿一样，意气用事，为砸缸而砸“纲”。

　　当初，有人对司马光说：“熙、丰旧臣，多憸巧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司马光正色答道：“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不料，此人一语成谶。

　　司马光曾经这么评价变法时的王安石：“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殊不知最后他比王安石更为执拗。

　　司马光砸缸的另一个结果，开启北宋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