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元年，即公元一零八六年。

　　蔡确被罢左相后，以司马光为左相，司马光遂将熙宁新法一一废除。

　　此前，就连蔡确都不敢维护新法，只有章惇一人驳斥司马光所改的役法，上数千言。司马光的建议施行后，章惇与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前争辩，逐条分析免役、差役二法的利弊，驳斥司马光对免役法的攻击，说到激动时，怒斥：“他日安能奉陪吃剑？”高太后听了这话大怒。

　　此时，十岁的皇帝赵煦坐在高太后帘子正对面，看着章惇与司马光二人后背，听着两人激烈争辩，虽然年少，但二人争论之词还是深深记入脑海中。

　　十八日，初任右司谏的苏辙将他第一炮轰向章惇，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内言：“且差役之利，天下所愿，贤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舞。惇犹巧加智数，力欲破坏。臣窃恐朝廷急有边防之事，战守之机，人命所存，社稷所系，使惇用心一一如此，岂不深误国计？故臣乞陛下早赐裁断，特行罢免，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

　　司马光变更免役法产生弊端，苏辙不弹劾司马光，却归咎于章惇——事前不详议。苏辙的奏章打开了一个缺口，向章惇射击的缺口，于是，大枪小枪乃至弹弓一齐射向章惇。

　　五天后，知枢密院事章惇罢，以正议大夫知汝州。

　　当初苏轼被贬谪黄州安置之时，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只有好友章惇敢写信给苏轼，存问甚厚，忧爱深切，赠以药石，在苏轼全家陷入困顿时，救济之。当章惇在西北建功立业之时，苏轼是这样评价章惇的：“章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在章惇因遭苏辙弹劾而贬知汝州后，苏轼又对章惇补插一刀，在他上奏的《缴进沈起词头状》中，内言：“臣伏见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

　　章惇招降五溪边民之事，这正是章惇仕途中颇为自得的功绩之一。而在此前，苏轼在诗中曾赞誉章惇此举“功名谁使连三捷”、“近闻猛士收丹穴”。当朝廷风向变了，苏轼遂前恭后倨，评价截然相反，给昔日好友，今日政敌狠狠踩上一脚。

　　从这一刻起，苏轼与章惇决裂了，他知道自己已经站在章惇的对立面，至于章惇有多可怕，这世上恐怕也只有苏轼自己知道。

　　当初，二人同游南山诸寺，至仙游潭，有一处双峰对峙，渊深万仞，俯视其壑，毛骨悚然，之间只架一根独木桥。章惇推苏轼过独木桥至对岸，在山壁上留下笔墨。苏轼战战兢兢不敢前往；章惇则面无怯色，跨过木桥，且用藤蔓卷成的绳索，一头系在树上，一头缠住腰，然后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上：“章惇、苏轼来游。”苏轼用手拍拍章惇肩背感叹道：“子厚必能杀人！”章惇问：“何也？”苏轼：“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

　　还有一次，二人在山寺小饮，听人报说有老虎下山。二人乃勒马前往观望。果见一虎，距离数十米远，马惊蹑足不敢往前。苏轼不敢上前。章惇不惧，乃继续策马前行。到了距虎近处，章惇取一铜锣用石头猛敲，老虎被吓而逃窜。归来后章惇对苏轼说：“子定不如我。”

　　随后章惇又改提举杭州洞霄宫，从枢密院大臣一下子跌落为一个管理道观的闲人，用章惇自己的话说：“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老旧臣。”

　　王安石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免役，复差役，愕然失声道：“亦罢及此乎？”良久才说：“此法终不可罢也。”

　　四月初六，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享年六十六岁，朝廷不加谥号。

　　宋朝历经百年，冗兵、冗官、冗费积重难返。冗兵问题，虽有百万兵，却不能战；冗官问题，每年数百进士及第及各种恩萌入仕，官僚人浮于事，政事日蹙，国势日衰；冗费问题，养无用之兵，空耗财政七成以上。正是在此危势下，神宗力求变法。王安石变法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因此提出“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其中的更趣农就是创造条件，增强百姓从事农业的积极性。在以提升财政总收入为核心的王安石变法中，的确获得了一定的成果，由一本空账本到五十二库丰盈，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财政困难，但同时也触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后导致新法被完全废止。

　　王安石变法失败根源，非法不可行，而是与宋朝立国之本相背：王安石欲强军，但宋朝则是重文轻武；王安石欲富国，但宋朝收买士人以安天下。

　　在北方强敌环伺之下，宋朝自上而下依然抱着绥靖之策——赠岁币，以图安邦。

　　就在王安石变法初年，即熙宁元年，一个名叫阿骨打的孩子在女真完颜部诞生了。

　　无论当世之人，或后世之人如何诟病王安石，又如何苛病王安石变法，但是王安石始终坚定不渝地认可自己，他晚年以梅自喻自己的节操：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王安石敏锐地察觉到，此时的宋朝已经进入凌寒之纪。

　　六月，变法二号人物吕惠卿被罢黜于建州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