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洛阳伏案十五年，此年十一月，《通志》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修成以后，司马光将此书奏进给皇帝。此书为编年体，上起东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二十六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四百余万字。

　　赵顼十分重视此书，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

　　元丰八年，即公元一零八五年。

　　正月初三，赵顼不豫。二月二十九日，赵顼病情加重，迁到福宁殿。

　　赵顼生有十四子，大多早殇，唯有六子赵佣、九子赵佖、十一子赵佶、十二子赵俣、十三子赵似、十四子赵偲还活着。但此时年龄最长的赵佣方才九岁，其母为德妃朱氏。

　　向皇后无子，后宫实际由高太后做主，万一皇帝驾崩，其结果就可能有两个：一者是拥立赵佣，由高太后垂帘听政；或是高太后另立其二子之一雍王赵颢或曹王赵頵继位。

　　右相蔡确为了确保自己的相位，无论新朝是高太后听政，还是高太后将皇位传给她的儿子，高太后都将是蔡确需要巴结之人。

　　邢恕，能文章，喜功名，议论古今成败之事，有战国纵横家之气势。邢恕喜交游，他既是司马光、吕公著的门生，还是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高公纪的朋友。皇帝病重时，说要请赵佣出阁，请司马光、吕公著做他师傅。蔡确担心复用吕公著、司马光，自己相位不保，因邢恕曾是他们的门生，急忙结纳邢恕。邢恕也深自附托蔡确，为他出谋划策。

　　邢恕请高公绘、高公纪欣赏桃花为由，将二人请到家中，拉着二人的手说：“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损（皇上病不见好），延安郡王幼冲（年幼），宜早定议（立储）。雍、曹皆贤王也。”两人大惊失色：“此何言，君欲祸我家邪！”二人慌忙跑了。

　　见拥戴雍、曹王不成，邢恕又另生一计：谬称雍王赵颢有觊觎皇位之心，高太后要舍弃延安郡王赵佣另立赵颢，与王珪共谋其事，蔡确力主立赵佣为太子，假若王珪稍有异议，当即将王珪杀了，这样一来，蔡确就有拥戴之功了。

　　此时，不仅朝臣另有打算，赵颢和赵頵也极为关注选立皇储一事。他们时常去皇宫探视皇帝病情。看过皇帝后，赵颢还径直去高太后处，试图探听或是谈论些什么。到了赵顼弥留之际，赵颢甚至还请求留在皇帝身边侍疾。

　　这天，三省、枢密一起去探视皇帝病情，开始大家都不敢提立储之事。既退，乃于枢密院南厅共议之。

　　右相蔡确一再哀叹皇上有疾、皇子尚小一类话，想套左相王珪说出心里话。王珪口吃，连称“是”字数声，然后才徐徐说道：“上自有子，复何异！”

　　于是，三省、枢密院官员再次进殿朝见，王珪上奏道：“去冬尝奉圣旨，皇子延安郡王来春出阁，愿早建东宫。”赵顼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了，上奏三次，方才微微点头答应。又乞皇太后暂时代理处理国政，待帝康复日依旧，赵顼又是点了一下头。

　　三省、枢密院官员一起出来，恰好雍、曹二王也立于殿前，副相章惇大声宣布道：“已得旨，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

　　大臣等拜见高太后，高太后坐于帘后一边哭泣，一边抚着赵佣说：“儿孝顺，自官家服药，未尝去左右，书佛经以祈福，喜学书，已诵《论语》七卷。”然后，她让赵佣走出帘外与诸大臣相见。

　　蔡确遂自称有定策之功，四处传播其事。

　　三月初一，立赵佣为皇太子，赐名煦；皇太后高氏权军国大事。

　　初五，赵顼在福宁殿驾崩，终年三十八岁，庙号神宗。

　　神宗朝有三件放在整个宋朝，乃至整个封建王朝都影响深远之事，一为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二为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三为沈括的《梦溪笔谈》。

　　高滔滔垂帘听政，以蔡确为左相，韩缜为右相，司马光为副相，章惇为枢密使。

　　司马光随即上疏废除新法：“先帝厉精求治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不足以仰副圣志，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其人意所欲为，人主不能夺，天下莫能移。搢绅士大夫望风承流，竞献策画，作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又有边鄙之臣，行险侥幸，轻动干戈，深入敌境，使兵夫数十万暴骸于旷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议置保甲、户马以资武备，变茶盐、铁冶等法，增家业侵街商税钱以供军需，非先帝之本志也。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皆当今之急务，厘革所宜先者，别状奏闻，伏望早赐施行。”

　　有人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予以批驳，司马光慨然争辩道：“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