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法，用现代术语来说，就相当于农村信用社。王安石目的是由官府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农民春夏两季解决购买种子、耕牛等生产物资所需资金，或青黄不接时买粮食。司马光担心的是，一是怕官府不问所需一律强行逼迫百姓借贷，二是担心百姓拿这些钱不是去从事生产，而是去吃喝玩乐。

　　但是任何良政到了贪腐官员手里就会变质，青苗法也一样，后来在实际执行中就出现偏差：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这样，青苗法就变质为官府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

　　正因此，赵顼下诏：“诸路常平、广惠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今虑官吏不体此意，均配抑勒，翻成骚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立以名闻，敢沮遏者亦如之。”

　　均配抑勒，即不管贫富，一律强迫百姓借贷青苗钱。

　　王安石在鄞县当知县时，曾在十三天内走数百里路，亲自调研这一水源充足的地区为何会发生旱灾，结果发现，水利沟渠没开发，或不合理开发所致。

　　此年十一月，王安石推出第三项变法：颁布农田水利条约。

　　熙宁三年，时任河北四路安抚使的韩琦上疏，内云：“今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时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等弊端，劝谏：“陛下励精求治，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哉！乞尽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赵顼看了韩琦的奏疏，叹道：“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遂将韩琦疏示王安石。王安石说道：“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如桑弘羊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贫弱，置官理财，非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

　　赵顼还是被韩琦所言打动，对青苗法产生动摇，王安石见状称疾不出。

　　赵顼召王安石不还，欲用司马光，上王安石家，告之此事，王安石说：“光外托劘（谏）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预国政，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

　　见王安石告假不回，赵顼乃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上疏力辞，说：“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

　　在诸大臣以及言官一再劝谏之下，赵顼谕执政罢青苗法，宰相曾公亮、陈升之欲立即奉诏执行，参知政事赵抃独欲等王安石来后，令他自罢之。王安石听闻此事，赶紧上朝，反对罢青苗法，持之益坚。

　　文彦博亦言青苗之害，赵顼说：“吾遣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甚便。”文彦博驳道：“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

　　司马光不就职，赵顼召人去请，司马光觐见，说道：“臣自知无力于朝廷。朝廷所行，皆与臣言相反。”赵顼：“相反者何事也？”司马光：“臣言条例司不当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挠监司，又言散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赵顼：“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司马光：“以臣观之，法亦不善。”遂许司马光辞去副枢密使。

　　范镇曾五次上疏反对新法，见司马光被罢副枢密使，更在疏中指斥王安石：“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王安石看到此奏疏，十分气愤，连手都颤抖了，亲自起草致仕诏书，痛斥范镇。

　　范镇便以户部侍郎的官职致仕退休。退休后，苏轼前往祝贺，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范镇听了十分难过，说道：“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朝堂官员间盛传一则流言，说王安石曾经在皇帝面前提出这样惊世骇俗的三句话：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翰林学士司马光借为谋求馆职的李清臣等人拟定试题的机会，其中一道策问将此三句话作为奇谈怪论向参加测试的官员提问：“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愿闻所以辩之。”

　　当赵顼看到此一试题之后，一眼就识破了其中猫腻，果断地命人用纸将试题贴盖，且谕：“别出策目。”

　　赵顼将此事告知王安石，说：“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令别作策问矣。”

　　王安石当即肯定了皇帝明智做法，说道：“陛下躬亲庶政，唯恐伤民，惧天变也。陛下采纳人言，事无大小，唯是之从，岂不恤乎！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何恤乎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祖宗何故屡变也？今议者以为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矣。”

　　王安石最后一句话里意思是，如果法皆可守，那么使用人才是否也应固守排资论辈？如果陛下真是用人固化，异论者必更纷纷——叫嚣不停。

　　夏四月，参知政事赵抃上疏：“朝廷事有轻重，体有大小。财利于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今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惧非宗庙社稷之福也。”赵抃随即被罢。

　　反对青苗法者，基本持三种观点：

　　其一，青苗法是政府放贷取息，这种做法违背了圣贤之道，范镇持此种观点，甚至将青苗法蔑称为“盗跖之法”。

　　其二，一部分士大夫根据历史经验与逻辑推理，预测青苗法将会产生严重后患，司马光持这种观点：“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

　　其三，青苗法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扰民、抑配的问题，比如知杭州郑獬：两浙路诸州乡民都不愿请领青苗钱，但提举官一入境，各州县很快将青苗钱支俵出去，这不是为迎合提举官而强民所难吗？

　　前秀州（今嘉兴）判官李定因为得到孙觉举荐，赴阙朝觐。李定先去拜见知谏院李常，李常问他：“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如何？”李定答：“民便之，无不喜者。”李常叮嘱道：“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

　　李定因为是王安石的学生，即去拜见王安石，谈起青苗法，且说：“定但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乃不许。”

　　王安石闻之大喜，于是带李定觐见皇帝。赵顼问青苗事，李定具实以对。于是，再有人言新法不便的，赵顼一律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