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王安石推出第一项变法：均输法。

　　均输法，最早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桑弘羊所提出。由于连年与匈奴作战，汉朝国库见底时，桑弘羊提出了此法，帮助汉武帝渡过了难关。没有采取此法前，朝廷税收征收的是实物，如粮食、盐、茶等等，一律运至京城，再由京城统一分配使用。

　　均输法，总结起来就八个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在灾荒欠收物价高涨的地区折征钱币，用钱币到丰收的地区低价购买物资，此即“徙贵就贱”。如果有多个地区同时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较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此即“用近易远”。

　　施行均输法，既保证了朝廷在物资方面的需要，又节省了购物钱钞和运费，还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反对者则认为破坏朝廷制度、唯利是嗜等等。

　　义仓，是隋唐专门为应对灾荒年而设置的一种粮仓，即每年全国粮食丰收时，按贫富向每户征收一定粮食，存入义仓中，借此来应对将来可能会出现的灾荒年。这是官府参与管理，民间应对自然灾害自救办法。

　　但是也存在一定问题，有关官吏往往从中贪污挪用、中饱私囊；还因仓储、管理不善，所存粮食也不免发霉变质。结果是，灾荒来临，由于官员贪污渎职，不敢上报朝廷，义仓不仅没有起到赈灾作用，反而延缓了朝廷赈灾。正因为存在种种弊端，仁宗庆历年间，朝廷取消了义仓。

　　常平仓，官府所设置。丰年，官府适当抬高价格收购粮食，防止谷贱伤农；荒年，官府将平仓内粮食以高于收购价、低于当前市场价出售粮食，平抑物价，拯济百姓。

　　但常平仓执行过程中，官商沆瀣一气，谋取私利，其结果是，商人先以低价收购粮食，囤积居奇，直到商家仓廪盈满，官府方才出高价收购粮食交差。结果，农民以低价卖给富商粮食，而官府以高价从富商买入粮食。

　　仁宗时，还建立广惠仓，即每年征收上来的部分税米囤藏在仓库里，以用于平时扶助老幼病残者。

　　为了应对灾年，朝廷建立的义仓、常平仓、广惠仓等，这些都设置在州、县，救助的主要对象乃是城市居民，广大农村救助覆盖严重不足。

　　遇到灾年，农民只能高息向地主借粮借钱，以至于卖儿卖女，乃至家破人亡之事不断。到了民国，这种事还是不断，白毛女就是典型。

　　地主除兼并土地外，另外盘剥人民的手段就是囤积粮食，低买高卖；灾年或青黄不接时，放高利贷。

　　早年，在鄞县任上，王安石曾试行在春季农田青黄不接时，提供低息贷款给农民，待收获后让他们连同利息一起偿还，谓之青苗钱，在鄞县实行时颇有成效。

　　制置三司条例司因此拟定青苗法，又称常平新法。其办法是：

　　诸路以现存常平、广惠仓谷钱作为本，如是粮谷，即与转运司兑换成现钱，以现钱贷给广大乡村民户，有剩余也可以贷给城市坊郭户。民户贷请时，须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由上三等户作保，各收息二分。

　　农作物青苗之时，即青黄不接之时，正是平民百姓最缺粮之时，青苗法出台本意是为了打击民间高利贷，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百姓，同时还能为朝廷增加国库收入——国营放贷。

　　王安石拿草拟好的《青苗书》让苏辙议论，说：有什么意见就说，不要疑虑。

　　苏辙说道：把钱借给百姓，使出利息二分，本意是在救济百姓，不是求利。但出入之间，吏员趁机营私作奸，即使有法也不能禁止；钱到百姓手里，即使良民也不免乱花；到交还时，即使富民也不免超过期限。这样，就怕一定要鞭打催促，州县官的事不胜其烦了。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从没有借钱给百姓。有人责怪他，刘晏说：“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有贱必籴（买），有贵必粜（卖），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

　　苏辙因反对推行青苗法被罢条例司。

　　九月，王安石推出第二项变法：青苗法。

　　青苗法颁布后，宰相富弼认为这样就会财利聚集于朝廷，而人心分散，抵制执行，因此而致仕——退休。

　　陈升之还是一个小官时，在淮南与王安石相遇，王安石很器重他。王安石变法时，设制置条例司时，推荐陈升之与自己共事。陈升之惟王安石马首是瞻，极力赞助变法。王安石故向皇帝推荐陈升之为相。

　　司马光入对，赵顼问：“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

　　司马光对福建人有偏见，曾讥议王安石心术似“福州子”，司马光因此答：“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惇厚！”

　　赵顼又问：“王安石何如？”

　　司马光答：“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赵顼对群臣一个个问下来，至闽人吕惠卿，司马光说：“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天下者，惠卿也。近日不次进用，不大合群心。”

　　赵顼说：“惠卿应对明辨，亦似美才。”

　　司马光反问道：“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动人主？”

　　王安石变法宗旨就是让国库丰盈起来，而三司是掌国家财政，因此在三司设置了一个专门改革机构——制置条例司，由上一级枢密、中书来领导，这就是枢密使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领制置条例司原因所在。

　　陈升之晋升为宰相之后，就不想领制置条例司了。

　　这是第一位借变法上位后，立即与王安石分道扬镳者。

　　赵顼御迩英阁，司马光讲汉初萧规曹随这一故事时，说：“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赵顼问：“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司马光答：“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

　　吕惠卿进讲，针对司马光之言，说道：“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有数岁一变者，有数十世而变者，有虽百世不变者。臣前见司马光以为汉初之治皆守萧何之法；臣案何（萧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

　　司马光辩驳道：“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则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矣。”

　　司马光又抨击青苗法：“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县官督责之威乎！”

　　——民间高利贷，尚且能使百姓破产，何况官府强迫之下？

　　吕惠卿：“青苗法，愿则与之，不愿固不强。”

　　司马光：“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强迫），富民亦不强也。”

　　赵顼：“陕西行之已久，民不以为病。”

　　司马光：“臣陕西人也，见其病，未见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