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月间，京师屡发地震，赵顼召司马光，问以灾变，司马光说：“饥馑之岁，金帛无所用，惟食不可一日无耳，宜多漕江、淮之谷以济之。”

　　赵顼又叹说州县长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择，司马光答：“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馀州，责其精择诚难，但能择十八路监司，使之择所部知州而进退之，知州择所部知县而进退之，得人多矣。”这就是当初范仲淹庆历新政之择官长之法。

　　赵顼又问：“谏官难得人，谁可者？”司马光答：“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具此三者，诚亦难得。盐铁副使吕诲、侍御史吴景，此两人似堪其选也。”

　　因河朔灾情严重，国用不足，宰相曾公亮就建议今岁郊祀，两府不赐金帛。司马光认为，不应该如此，而应该让两府官员辞赐，这样君臣皆可两全其美。王安石则言，辞禄是不够的，阴阳失调，宰执应该辞位。两人就国用足与不足展开争论。

　　司马光：“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

　　王安石：“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财之人耳。”

　　司马光：“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赋税繁重苛刻）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

　　王安石：“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史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

　　熙宁二年，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

　　王安石素与吕惠卿善，向帝推荐，遂以吕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王安石必与吕惠卿谋之；凡所上章奏，皆吕惠卿执笔。时人号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子。

　　王安石要推行新法，旧党常借口祖宗成例、天变示警等加以抵制。王安石为了畅行其志，对皇帝说：“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富弼闻知此事，叹道：“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三月，富弼觐见皇帝，劝谏道：“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此必由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冀。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愿深烛其然，毋令后悔。”

　　苏辙上疏道：“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曰冗费。”苏辙因此被授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

　　赵顼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王安石答：“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条理）。然今欲理财，则必使能（任用有才能者）。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由此而坏，将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赵顼颔之。

　　夏，四月，久旱无雨。

　　皇帝同天节，赵顼取消自己的寿诞，结果当天就下雨了。

　　富弼借机上奏道：“愿陛下不以今日雨泽为喜，常以累年灾变为惧。盖修德致雨，其应如此；万一于德有损，其灾应岂复缓邪！”

　　中书尝进除官名目，数日没有答复，参知政事唐介问此事，赵顼答：“当问王安石。”唐介奏请道：“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岂可使中书政事决于翰林学士！近每闻宣谕，某事问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愿先罢免。”

　　于是，以王安石参知政事。

　　唐介与王安石经常争论，而皇帝偏偏又站在王安石一边，唐介不胜愤懑，不久，疽发背而卒。

　　王安石锐意变革，而帝信任益专，唐介既死，同列中无一人敢与之抗者。是时执政中，宰相曾公亮屡请老、富弼称疾不视事，副相唐介被气死、赵抃力不胜，故当时谓“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特指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

　　此月，王安石差遣八人到各路，视察农田、水利、赋役。

　　在科举制方面，王安石认为应用古法取士，新建学校以经义、论、策来选拔人才，废除先前的诗赋、明经诸科取士。赵顼诏议之。

　　苏轼独以为不必变，上疏道：“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馀。”苏轼且以庆历新政为例：“庆历间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唯空名仅存。”

　　六月，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参劾王安石，列举王安石的十条罪状，说王安石有动摇天下之罪，断言“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结果以“党小人交谮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之过被贬知邓州。

　　以知开封府吕公著为御史中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