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李元昊死后，由其一岁的儿子李谅祚即位，没藏太后摄政。太后之兄没藏讹庞自任国相，总揽朝政，权倾朝野。

　　没藏讹宠连年侵扰宋朝沿边堡寨，又派兵侵占了宋朝麟州西北屈野河以西的肥沃耕地，令民种植，收入归己。宋方一再交涉，没藏讹宠采取“迫之则格斗，缓之则就耕”的对策。李谅祚九岁时，没藏氏与她的侍宠到贺兰山出猎，夜归途中，被数十番兵击杀。十二岁时，李谅祚开始参与国事。

　　李谅祚十四岁时，小小年龄就与没藏讹庞儿媳梁氏私通。没藏讹庞父子密谋欲杀李谅祚，梁氏告变。李谅祚遂采取最直接、最粗暴的手段，带领几个侍卫，来到没藏讹庞家，一刀将没藏讹庞砍了，随即将其家人全部诛杀，结束了没藏氏专权的局面，随后开始亲政。

　　此年，夏使者吴宗赴宋都开封贺正月，至顺天门，坚持要戴着代表自己身份的佩鱼和给皇帝的礼物去拜见宋朝皇帝，被宋朝引伴使高宜禁止。高宜是延州派来的引伴官，他怒对夏使者说：“当用一百万兵，遂入贺兰穴。”

　　西夏使者自认受到了侮辱，回到西夏后，报告给皇帝。李谅祚年轻气盛，决定以武力教训一番宋朝。

　　七月，十七岁的李谅祚亲率数万军攻略宋朝秦凤、泾原诸州，宋夏战争复又开始。

　　虽然宋朝养着上百万军队，由于采取终身制，数十年未打战，宋军已经老矣！熟知边事的韩琦提议，从边民中招募青年壮丁为义勇——非正规军，在其手背刺字；真要打仗，再将其转为正规军，在其脸上刺字。

　　司马光反对这种做法，认为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希望朝廷审察利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司马光连上六道谏札，指出这是先自困弊的愚蠢做法。

　　朝廷不听司马光的，下诏在陕西征兵二十万。

　　征义勇诏令即下，陕西民心骚动，好多青年壮丁背井离乡逃跑了，但最终还是强征了十五万多义勇。

　　司马光上奏道：“国家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则衣粮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当十，遇敌必能取胜；多而不精，则衣粮难赡，公私困匮，十人不足当一，遇敌必致败亡。此利害之明如白黑，不为难知也。边鄙之臣，无它材略，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给之兵不副所求，它日边事或败，归咎于己。是以不顾国家之匮乏，只知召募，取其虚数，不论疲软无所施用。此群臣容身保位，苟且目前之术，非为朝廷深谋远虑，经久之画也。臣愿陛下选择将帅，训练旧有之兵，以备御四夷，不患不足。”不纳。

　　公元一零六五年，治平二年。

　　当初，赵曙亲政仅半月时，韩琦等人就提议讨论关于皇帝生父、濮王赵允让的名分问题。而赵曙为了减少追封阻力，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即满两年后再议。

　　此年四月，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韩琦为代表的中枢宰执等顺应皇帝之意，建议尊赵允让为皇考，即让皇帝认自己的亲爹！

　　司马光上疏，道：“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承大业，《传》曰：‘国无二君，家无二尊。’若使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乎？设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万福，当是之时，命陛下为皇子，则不知谓濮王为父为伯？若先帝在则称伯，殁则称父，臣计陛下必不为此也。以此言之，濮王当称皇伯，又何疑焉？愿陛下上稽古典，下顺众志，以礼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议。”

　　曹太后闻此事，出手札诘责韩琦不该罔议濮王为皇考。

　　八月，连降大雨，地涌水，庐舍倒塌，毙人畜不可胜数。水漫宫城，开西华门以泄宫中积水，水奔激东殿，侍班班屋皆被摧毁、淹没。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台谏官借水灾，上了一道又一道疏。权御史中丞贾黯病中上疏，怒言：“二三执政建两统贰父之说，故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流杀人民。”

　　这二三执政是谁呢？正是宰相韩琦、曾公亮，参知政事欧阳修。结果，这些执政不当回事，贾黯自己反而把自己给活活气死了。

　　赵曙只好采取收买政策，晋升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吕公著，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

　　司马光并不领情，直接上疏硬顶：“愿赐哀矜，收还新命，许臣以待制知河中府，或襄、虢、晋、绛一州。”见司马光油盐不进，即罢司马光知谏院之职。

　　知谏院司马光即去职，权御史中丞贾黯又病逝，台谏一时群龙无首。

　　御史台虽只有区区三人，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人与宰执团队的奏疏对战中依然不落下风，其犀利的言辞屡屡令对手几乎下不来台。

　　吕诲更是反守为攻，参劾宰相韩琦不忠五罪，说：“昭陵之土未干，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继，隆小宗而绝大宗。”又与御史范纯仁、吕大防共劾欧阳修：“首开邪议，以枉道说人主，以近利负先帝，陷陛下于过举。”

　　公元一零六六年，治平三年。

　　正月二十二，中书大臣在垂拱殿议事，此时宰相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赵曙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一份敕书、一份手札，敕书送给皇帝，手札送入内宫。

　　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手札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手札，相视而笑。这份手札正是欧阳修起草的，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内云：

　　吾闻群臣议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载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

　　翌日，赵曙降下一道敕书，批准皇太后手札，尊濮王及三夫人为亲，尊其为皇与后。随即又降下敕书，宣称要改濮王的坟茔为陵园，在园内立庙祭祀，由濮王的子孙世代主持祭祀事宜，并称此事已获得太后首肯。为此还降下第三道敕书，改封与自己关系最好的次兄，瀛洲防御使、岐国公赵宗朴为濮国公，主持祭祀事宜。

　　曹太后为何会同意此事？一种说法是听从内侍谗言，另一种说法就是被逼无奈。

　　范纯仁上疏，指出曹太后自从撤帘后就深居九重之内，从来没有预闻外政，怎么可能降下手札？因此对太后手札的真伪提出质疑，认为这是执政大臣胁迫太后的结果。

　　二十八日，赵曙将吕诲等人上疏给执政看，并询问他们该当如何处理时，韩琦答：“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阳修则说：“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

　　赵曙犹豫许久，乃令罢黜御史；既而又交代说：“不宜责之太重。”

　　于是，罢侍御史知杂事吕诲，知蕲州；罢侍御史范纯仁，通判安州；罢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知休宁县。

　　按旧惯例，罢御史当有诰词，为免另起波折，三人的罢职直接跳过两制和通进银台司，以非常手段将三人押解出京。

　　三月，同知谏院傅尧俞与同行的侍御史赵鼎、赵瞻使辽归来，得知吕诲等被贬后，选择和吕诲共进退，一起上疏求贬，被罢。

　　至此，反对赵曙尊称亲爹为皇考的台谏系统，被连锅端了。

　　赵曙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十八个月美好光阴，终于尊称其父为皇，其母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