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零四三年，庆历三年。

　　西夏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赵祯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锐意进取。

　　八月，赵祯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赵祯多次召见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征询天下大事。范仲淹退朝后作《答手札条陈十事》，上疏陈述：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件事。赵祯采纳其策，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

　　这十项内容主要是针对宋朝的吏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四个方面，其中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是为澄清吏治；厚农桑是为发展经济；修武备是为整治军备；覃恩信、重命令是为厉行法治。

　　作为宋朝政治体系最重要环节——官员黜陟，现行体制是：“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的磨勘制度。简而言之，宋官员的升迁是只看资历，不看政绩，只要你任职时间满了，朝中又有人，那你升迁就不成问题。这种升迁制度的缺陷是很明显的，正如范仲淹所言“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以至于朝廷上下充斥着因循苟且，无所作为的昏庸官员。

　　范仲淹提出了改革方案：任上政绩卓越的，则不问年限资历，可直接破格提拔；而对于没有特别卓越政绩的官员，则依然依据此前的磨勘制度，但与此前不同的是，此时官员要想进行升迁考核，还需要有五位素有清明名声的官员的联名保举，方可进行磨勘。

　　范仲淹第二项改革是抑侥幸，即抑制恩荫。

　　所谓恩荫，就是宋代给予六品以上官员的一项特权。如遇六品以上官员致仕（退休）时，宰执、三公、使相可恩荫一子为六品；各司员外郎以上官员可恩荫一子为八品；三丞以上官员可恩荫一子为九品。

　　除了官员致仕会进行致仕荫补、官员去世会进行遗表荫补，还有各种荫补机会，如：皇帝诞辰会进行圣节荫补、祭祀天地时会进行郊祀荫补、册封皇后会进行册后荫补。以至于许多官员子女不够荫补，拿家丁来充的现象。

　　结果就是，不仅冗官十分严重，而且随着这些不学无术的官宦子弟进入官场，造成了学士不习书札、三司不识财务、将帅不谙弓马。

　　范仲淹第三项改革是精贡举。宋朝科举的特点是重诗赋，而轻策论。范仲淹改革就是调一个次序：重策论，而轻诗赋。

　　范仲淹第四项改革是择官长，即对于地方长官的选择，其改革方案是：首先，由二院严格考核、选拔对地方赋有监察责任的诸路转运按察使，对于不合格的转运按察使一概免去；由转运按察使负责对所辖地区的府州县官员进行考核、淘汰，整顿地方吏治。

　　范仲淹第五项改革均公田，即改革职田制度，改善官员的待遇。所谓职田，就是宋代根据官员的品级授给地方官吏作为俸禄的田地，其设立的目的在于养廉。

　　以上五项是范仲淹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其目的是为朝廷建设起一支廉洁高效的官僚队伍。

　　此年七月，韩琦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

　　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即为“庆历新政”。

　　欧阳修执掌知谏院，执掌御史台王拱辰与欧阳修是连襟关系，即娶了欧阳修的大姨子，等王拱辰考上状元后，又娶了欧阳修的小姨子。

　　欧阳修支持庆历新政，而王拱辰反对庆历新政，为此，王拱辰还从地方调了一人来御史台当协监——监察御史里行，需任职二年方可转正为监察御史。

　　此人姓包，名拯，字希仁。但更广为人知的是，包公，号青天。

　　范仲淹锐意改革吏治，取诸路监司名册，将不称职者姓名一笔勾去。枢密副使富弼在其侧云：“十二丈（对范尊称）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王拱辰反击手段是，对战火未息的西北官员下手，道理很简单，棉衣穿久了总能长出虱子来。

　　西夏大举兴兵侵宋时，滕宗谅升任刑部员外郎，经范仲淹推荐，知泾州。

　　定川寨被西夏军包围，宋军全军覆没时，此时远在百里之外的泾州，成为了西夏军攻击的下一个目标。泾州此时兵力不足，完全不能抵御西夏的进攻。面对危机，滕宗谅顶着天大的干系，私自打开公家府库，拿出官钱来招募民间勇士和番兵。几天之内，便有数千人应募。靠着这些新招募的士兵，滕宗谅总算是顶住了西夏的进攻，并且和周围的其他边镇合作，巩固了边防。

　　由于天寒地冻，宋军的士气低落。为了鼓舞士气，滕宗谅又打开府库，拿出钱买牛驴肉来犒军，并且抚恤了定川寨阵亡将士的家属。宋军士气在他的这一番鼓舞之下重新振作，边境危机得以解除。

　　滕宗谅招募勇士和犒赏士卒的钱，事先并没有请示朝廷，事后也没有禀报朝廷，泾州的账目上，有着十六万缗的巨大亏空。

　　要扳倒范仲淹，就从滕宗谅下手。滕宗谅并非中饱私囊，他有一本十分详尽的账本，在这个账目上，哪一笔钱用作招募金，哪一笔钱用疏通关系，哪一笔钱用作购置器具，哪一笔钱用作抚恤烈属，都记得清清楚楚。一旦被御史们拿到，肯定是顺藤摸瓜，株连甚广。为了不牵连其他人，滕宗谅将账簿付之一炬，反将自己罪名坐实。

　　再查，发现张亢也挪用公款犒劳赏军。就这样，滕宗谅和张亢一起，被关在邠州监狱，等待朝廷制裁。

　　种世衡也被揪出问题，甚至狄青也难幸免。

　　一时间，枝蔓句追，囚系满狱，人人嗟怨。

　　鄜延路经略使庞籍站出来保种世衡，欧阳修上疏为狄青开脱。

　　即使在欧阳修看来，滕宗谅和张亢二人罪名已被坐实了，已无翻案可能。

　　范仲淹愤慨而起，奋笔写了《奏雪滕宗谅张亢》一疏，与御史台当庭辩驳，更是指出：“臣伏睹编敕指挥，若将公使钱回易到别物公用，但不入己，更不坐罪。”范仲淹甚至以自己与韩琦在前线同样使用公用钱，接济过特殊部属，要求将自己、韩琦与张亢、滕宗谅一并严惩。

　　编敕指挥所载敕令高于《宋刑统》所定律法，范仲淹抓住此点，一再辩护下，滕、张二人虽免牢狱之祸，却仍不免贬官的处分。

　　最终，滕宗谅被贬岳州。

　　滕宗谅到巴陵后，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修筑防洪长堤，重修岳阳楼。

　　于是，历史上最神奇一幕发生了：贬一个人，修一座名楼，出一千古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