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向朝廷献上攻守二策。

　　关于攻的方面，西夏骑兵虽强，但非大开大合，而是反复袭扰。延州之西、庆州之东，西夏有百餘里地侵入宋境，筑有金汤、白豹、后桥三处寨堡，不仅阻断了延州、庆州之间的联系，使宋军前后不能相顾，同时为其骑兵提供了稳定的后勤补给，便于实施袭扰之策。范仲淹建议，一方面要重点攻击这些寨堡；另一方面要修筑己方的城寨，不仅要扩大已有寨堡的规模，还要增加数量，形成环环相扣的防御体系，以静制动，步步为营压缩西夏骑兵的活动空间，此为固本制敌之策。

　　关于守的方面，范仲淹提出守之难：

　　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远而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然。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廩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银、鞋，馈输满道，千里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之，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异于夷狄也。臣谓戎虏纵降，塞垣须守，当务经远，古岂无谋？

　　简而言之，西夏全民为军，出战就跟出猎一样，以劫掠为主，占地为次。而宋军则以守土为第一要责，处处守，处处薄弱，且费用巨大。

　　办法就是取前人之法——屯田。但屯田不可光靠汉军，应羌汉结合，就如孙武所言：“分建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实，役其人氓之力。”

　　除了攻守二途外，范仲淹以汉高祖、文景帝为例，与西夏议和：

　　然臣观前汉高祖之盛，臣有萧、张，决胜千里，下有百战之师，以四十万之众，困于平城，乃约匈奴和亲。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绝其好。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富实，鸡鸣犬吠，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最后，范仲淹提出攻守两个重要原则：“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刚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

　　公元一零四二年，庆历二年。

　　二月，保州知州王果，从间谍那儿买来了辽人南伐谕稿，上奏朝廷：“辽人潜与元昊相结，将必渝盟（背弃盟约）；请自广信军以西缘山口出入之路，预为控守。”

　　朝廷这时才启用王德用。

　　听说辽使要来，赵祯吓得饭都吃不下，想挑一个出使辽国的官员，众臣惮惧不已。最终还是宰相吕夷简推荐一人——富弼。

　　原来，富弼几次论事都忤逆吕夷简之意，吕夷简推荐富弼使辽，欲因事罪之。

　　富弼知道宰相不怀好心，但依然受命，入对便殿，叩头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

　　富弼从京城出发，到雄州迎接辽使萧特默、刘六符。富弼置酒与萧特默等畅饮，契丹人喝高兴了，也不再隐瞒实情，就将辽帝所要求的一切暗中告诉给了富弼，说：“可从，从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

　　辽使至京师，呈上辽帝书后，就大肆谴责，以西夏已经向辽国称臣为由，认为宋攻西夏应该跟辽国事先打招呼，然后就提出割让关南之说。

　　朝廷商议结果，不许割地，而许以僖简王赵允宁女嫁给辽皇子耶律洪基，或增岁币。

　　耶律洪基是辽帝耶律宗真长子，但是辽国已立皇太弟耶律重元为储君，所以他没有被立为太子。

　　和亲之策，别人都认为是可行的，但富弼认为不行，不行的原因除了有辱国威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萧氏作为契丹后族，势力非常庞大，宋公主去了，要不做小，要不就是与萧氏争后位，这不仅不利于两国和平，反而有可能挑起两国战争。

　　范仲淹生有四子，长子范纯祐始终侍奉左右，成为父亲得力助手。

　　三月，宋军分批次从庆州出发，行动极为保密，诸将事先不知此行目的地，只知道向东挺进。范纯祐和番将赵明带领精锐前锋先行，范仲淹自领主力紧随其后。当前锋行至马铺寨，后军抵达柔远寨，范仲淹突然下令，前军就地驻扎，开足马力修筑新城；后军向北高度警戒，防止西夏骑兵突袭。

　　范纯祐帅军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山形地势，采取削坡为墙和夯土版筑相结合的方式日夜赶工。仅仅十天，就筑起了一座周长约一千丈，高约二丈的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

　　大顺城巍然矗立，居高临下，虽百万雄师，莫可以前，成为宋军前沿坚实的战略支撑点。

　　范仲淹知庆州期间，在环庆一路，修筑城寨二十八座、烽火台四十四个。范仲淹以堡垒对游骑策略，步步为营，一步步压缩敌转圜空间。

　　此后，在范仲淹的推动下，宋军在西北屯田戍边、修筑寨堡，极大地限制了西夏骑兵，攻守之势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