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大军驻扎河中已逾三月，正等待昭命进讨西夏。

　　陕西都转运使范仲淹进言道：“闻边城多请五路入讨，臣恐未可轻举。太宗朝，以宿将精兵北伐西讨，艰难岁月，终未收复。况今承平岁久，中原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系难制之寇，臣以为国之安危未可知也。”

　　范仲淹与吕夷简有隙，及议加范仲淹职，吕夷简请求超迁之——职位越重责任越大，欲将范仲淹推向火炕。赵祯不知吕夷简心计，还赞他长者有度。范仲淹入朝觐见，赵祯要范仲淹与吕夷简尽释前嫌，范仲淹叩头道：“臣向所论盖国事，于夷简何嫌也！”

　　升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与枢密直学士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其中，韩琦主管泾原路，范仲淹主管鄜延路。再任命庞籍为鄜延路都总管、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主管粮草调集。

　　八月，范仲淹知延州。

　　范仲淹初到延州之时，见到了塞外荒凉的秋景，看到了边地生活的艰苦和军事态势的严重，此时，无论是边戎军还是朝廷，都茫然无策应对目前困局，范仲淹有感而发，写下名作《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就任后，遵循一个原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先前，边路马步军部署统兵万余人，钤辖领兵五千，都监带兵三千，御敌时官位低的先出战。范仲淹反对这种编制、出兵法，说道：“不量贼众寡而出战，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范仲淹在检阅州兵马后得一万八千人，分为六部，每部置一将，加强训练，根据敌之寡众分别出战。贼不敢犯，即而诸路皆取此法。西夏人相互告诫说：“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一位十几岁少年，因与乡人发生冲突而被官府捕快投入监牢，并在脸上刺字，注销户籍，发配京师充军，担任御马直一名骑兵，后被选作散直。李元昊发动叛乱，以三班差使、殿侍兼延州指挥使身份前往边疆作战。他每次出战，手持屈刀，披头散发，戴铜面具，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尹洙出任泾原、秦凤两路经略安抚司判官时，他以指挥使身份求见。尹洙与他谈论军事，很欣赏他，便将他推荐给韩琦、范仲淹，并说：“此良将材也。”二人一见奇之，待之甚后。范仲淹更是教他读《左氏春秋》，对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他从此改变志趣，读起书来，终于精通秦汉以来将帅的兵法，因此更加善战。

　　此人正是狄青。

　　朝廷派晁宗悫等至永兴军商议边事，众人欲大举进攻，经略判官田京反对道：“驱不习之师，撄锐锋，深入贼地，争一旦之胜，此兵家所忌，师出必败。”夏竦与众将合奏朝廷，以兵与将尚未习练为由，建议大军不可轻举。

　　赵祯又以手札问出师之期，夏竦乃召韩琦、范仲淹商议。范仲淹与韩琦意见相左，范仲淹主张：“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韩琦的想法却是主动出击：“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

　　夏竦乃画攻守二策，遣韩琦、尹洙乘坐驿车至京师，求决于帝。

　　二人入对崇政殿，献攻守二策。赵祯欲用攻策，但枢密副使杜衍反对：“侥幸成功，非万全之策。”双方争论很久，杜衍毫不妥协，甚至众臣要以怯战治其罪，杜衍还是不妥协。

　　韩琦说：“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

　　赵祯早想一战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明年正月进攻。

　　公元一零四一年，庆历元年。

　　朝廷既用韩琦等所画攻策，要确定出师之期，夏竦遂派尹洙去延州，与范仲淹商议出兵事宜。

　　范仲淹反对道：“我师新败，士卒气沮，但当谨守以观其变，岂可轻兵深入？”

　　尹洙叹道：“公于此乃不及韩公也。韩公尝云：‘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负于度外。’公何区区过慎如此？”

　　范仲淹怒道：“兵法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今敌强我弱，而朝廷意欲毕其功于一役，大军一动，万命所悬，乃可置之度外乎？”

　　范仲淹遂上疏朝廷：“正月内起兵，军马粮草，动逾万计，入险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贼乘之，所伤必众。今鄜延路城垒、兵甲、粮草、士马攻守之计已有次第，不患贼之先至，请俟春暖出师。贼马瘦人饥，其势易制，又可扰其耕种，纵无大获，亦不至有它虞。”朝廷采纳之。

　　范仲淹又奏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