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零三五年，景祐二年。

　　宋朝流通货币不是金子、银子，而是铜钱，四川还有使用铁钱、纸币交子的。

　　太祖、太宗两朝节俭下来的积蓄被赵恒建道观花得差不多，剩下又被两把火烧光之后，到了赵祯，朝廷内外库都空了。

　　盐铁副使任布的方法是铸大钱，以一当十，即铸一块大一些的新币，兑换原先十枚铜钱。办法是好办法，民众兑换不兑换是另一回事。

　　宋钱制作，正常是以六分铜，掺入三分铅锡。这个时候，三司里有个福建人名叫许申，他自作聪明，建议采用三分铜六分铁，这样可以大大节省材料成本——费省而利厚。可惜，由于铁的沸点高，制作极为困难，尝试多次，终归失败。

　　赵祯发财梦就此破灭。

　　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任天章阁待制，作为皇帝侍从，经常向皇帝进言，宰相吕夷简背地里命人讽谕他：“待制侍臣，非口舌之任。”范仲淹义正词严地回道：“论思正侍臣职也。”吕夷简怕他在皇帝多嘴多舌，乃命权知开封，欲以烦杂之事牵制他，使他无暇他议；亦希望他犯过失，赶紧将他罢去。

　　宋立朝之初，太祖赵匡胤就有心思移都西京洛阳，在他长远计划里，应该移都长安。但是遭到其弟赵光义反对，赵光义认为首都安危在德不在险。

　　孔道辅建议迁都西京洛阳，赵祯征求范仲淹的意见，范仲淹因此上疏奏道：“臣近亲奉德音，以孔道辅曾言迁都西洛，臣谓未可也。国家太平，岂可有迁都之议！但西洛帝王之宅，负关、河之固，边方不宁，则可退守。宜渐营廪食，陕西有馀，可运而下，东路有馀，可运而上，数年之间，庶几有备。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此之谓也。先王修德以服远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陛下内惟修德，使天下不闻其过，外惟设险，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长世之道也。”

　　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皇帝谏言道：“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进献《百官图》，指其升迁次序：“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吕夷简知此事后，心里很不痛快。

　　赵祯曾以迁都之事问吕夷简，吕夷简说：“仲淹迂阔，务名无实。”

　　范仲淹听了，给皇帝进四论：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选贤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诿，大抵讥指时政。又言：“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不可不早辨也。”

　　吕夷简大怒，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最终，赵祯还是偏向宰相，将范仲淹贬知饶州。

　　不仅如此，侍御史韩缜，还秉承吕夷简之意，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皇帝在朝廷张榜公示，告诫百官不要越职言事——

　　“请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

　　赵祯采纳之。

　　范仲淹离京之时，大家都怕落入朋党之嫌，不敢去送他。惟有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皆载酒前往饯别。王质甚至留下来，与范仲淹交谈数夕。有人因此责备王质，王质答：“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

　　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被外放，监均州酒税。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被贬为监郢州酒税。

　　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右司谏高若讷遂以向皇帝自辩的方式参劾欧阳修：“臣谓贤人者，国家恃以为治也，若陛下以迕意逐之，臣合谏；宰臣以迕意逐之，臣合争。范仲淹顷以论事切直，亟加进用；今兹狂言，自取谴辱，岂得谓之非辜？恐中外闻之，谓天子以迕意逐贤人，所损不细。请令有司召修戒谕，免惑众听。”由是，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

　　西京留守推官、仙游人蔡襄作《四贤一不肖》五首诗，洋洋洒洒共计一千三百多字，褒赞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为四贤，贬责高若讷为不肖。诗中写道：“君子道和久以成，小人利合久以倾”，将四贤与一不肖的行为进行了对比，赞四贤有气节、讲道义。此诗不仅文采飞扬，诗中且处处透露出一股激浊扬清的正气，表达出一种正义敢言的风骨。

　　此诗一出，京城内外，士人争相传抄，就连契丹使者也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馆。

　　泗州通判陈恢弹劾对被贬之人歌功颂德的蔡襄。应该说，陈恢的劾奏是有高人在背后使计的，十分地歹毒，不仅治罪蔡襄，而且将连坐到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因为如果此四人果真是贤，那么皇帝就是昏君了，皇帝必迁怒于四人。

　　这几乎是无解的困局。

　　朝臣畏惧宰相吕夷简势力，莫敢置言。

　　在这关键时刻，左司谏韩琦站出来了，他采取的是慕容氏独门绝技——以彼之道还治彼身。韩琦的话很少，只一句：“恢越职希恩，宜重贬。”

　　吕夷简立即就发现自己找的枪手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泗州通判没有权利弹劾蔡襄，这是朝廷刚刚严令禁止的越职言事。因为这个，宰相吕夷简自然不敢将此劾奏上报皇帝，只好扣押不报。

　　但是，《四贤一不肖》引起的舆论风暴，已经竖立了两个标杆：支持四人者为贤，反对四人者为不肖。

　　吕夷简完全可以让朝中谏官再参劾蔡襄之《四贤一不肖》。

　　因此，争取皇帝站队，就成为关键一着。

　　光禄寺主簿苏舜钦上疏：“孔道辅、范仲淹刚直不挠，致位台谏，后虽改它官，不忘献纳。二臣者非不知缄口数年，坐得卿辅，盖不愿负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伤，窜谪而去，使正臣夺气，鲠士咋舌。昔晋侯问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持禄而不及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今国家班设爵位，当责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赏之使谏，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献纳！物情闭塞，上位孤危，轸念于兹，可为惊怛！觊望陛下发德音，寝前诏，勤于采纳，可常守隆平。若诏榜未削，欺罔成风，则不惟堂下远于千里，窃恐指鹿为马之事复见于今朝矣。”

　　于是，襄事亦寝——蔡襄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

　　此一轮较量下来，宰相吕夷简虽然不伤毫发，但是因为《四贤一不肖》，他身上已经被深深烙上“不肖”标签，这个恐怕是千古难去之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