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何承矩连沟渠为水长城后，契丹南下只能选择东西官道：东官道从幽州经雄州或霸州，走高阳或任邱；西官道从幽州经遂城或满城。为阻挡契丹南下，此年六月，宋军部署进行调整：

　　一，聚为大阵：变原来三镇（镇州、定州、高阳关三镇；镇州、定州，即今石家庄、保定）分峙的兵力部署为三路兵马悉集定州，夹唐河布成大阵，并建立木栅，以防止辽骑靠近大阵。辽军初来进攻时，坚壁固垒，切勿交锋，熬他两夜，待敌疲惫时，可鸣鼓挑战，进行骚扰，但仍持重不战，以此迟滞和疲惫敌人，使之无法冲过大阵继续南进。

　　二，分屯要塞：以六千骑屯威虏军，五千骑屯保州，五千骑屯北平塞。以上三路骑兵为唐河防线的前方据点。辽军入境来攻时，也是坚壁固守，然后依托城寨挑战，使敌疲于奔命，无力推进。

　　三，合势夹击：如果辽军南越保州，则唐河大阵兵马阻击其前，三路马军截击其后，使之腹背受敌；如果敌不攻定州径直南下，则北面三路骑兵会兵攻向边界，破坏辽军后方运输补给线，并令雄、霸州和破虏军守军为之应援。

　　四，控扼纵深要路：辽军从遂城、满城方向进入后，一般分为东西两路南进，有鉴于此，又命八千军屯宁边军、五千军屯邢州，扼东西路。

　　五，阻截敌退路：契丹将遁，则令定州大军与三路骑兵会击之。

　　最后，其余重兵由镇守大名府的驸马石保吉统领驻扎在天雄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必要时，皇帝将御驾大名府，坐镇指挥。

　　此一方略，一改过去被动防御，众多城池之间的协同配合在客观上形成了抵御辽军入侵的防御纵深，对敢于长驱直入、纵轶南侵的辽军在后勤供给、安全撤回方面构成了严重威胁，是控扼险要、层层设防大纵深防御思想的集中体现。

　　当然，这一方略还有一个致命漏洞。

　　谢德权，福州人，曾是南唐旧臣，清廉勤苦做事干练，擅长工程，赵恒因此让他督建工程。京城的街巷狭窄，赵恒命谢德权加以扩大。他接受命令后，就先拆权贵的房屋，众人议论纷纷。皇上下诏停止。谢德权当面对皇上请示说：“臣已受命，不可中止。”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

　　因定州蒲阴县地处与高阳关会兵之要隘，需要修葺其城，于是派谢德权前去督建。

　　谢德权从京城出发，向东行，渡黄河，过澶渊，经大名天雄军，一路北上到定州。谢德权一路北行，皆宽阔平坦无阻，于是他交代完工程事宜之后，立即折返，入宫向皇帝进言，反对新的战略部署，理由是将镇、定、高阳关三路聚集定州，兵聚一处，尤非利便，愿速分戍镇、定、高阳三路。

　　赵恒听了大怒，因为这是新方略的核心。

　　谢德权说出了自己担心，如果三路聚集一路，万一发生像当初傅潜一样，闭垒自固，则辽军就可能经东路麾军南下。赵恒不满地指出，即使如此，位于大名的天雄军亦可阻敌。谢德权答：“天雄城壁阔远。”

　　天雄城周围地势平坦开阔，辽军如果绕行，则直抵黄河了。此时，抵挡辽军南进的只有夹黄河两岸而建的澶渊南北二城了。所以，谢德权建议当务之急不是修葺蒲阴城，而是紧急修固澶渊南北二城。

　　赵恒忍不住喝道：“此大事，非尔所当言。”

　　谢德权又拿出当初拆迁房屋的不要命劲头，跪请道：“臣实滤蒲阴工作未讫，敌必暴至。”

　　这是赵恒当皇帝之后，遭受的最大一次挑战，对他智商之挑战。

　　当赵恒将谢德权之请告诉宰臣之后，那些被拆掉房屋的大臣们口水足以淹死谢德权，不仅不予接受，还建议皇帝在河北建行宫，以示天子之威。

　　七月，辽供奉官李信来归。赵恒立即召见李信，询问辽国详情，李信说道：“其国中所管幽州汉兵，谓之神武、控鹤、羽林、骁武等，约一万八千馀骑。山后四镇诸军约十万八千馀骑，内五千六百常卫契丹主，馀者即时南侵之兵也。”

　　十一月初六，辽宫廷发生兵变，叛军欲软禁萧太后。早知消息的萧太后临危不乱，将叛军全部诛杀。令萧太后不安的是，叛军首领竟然是已故耶律休哥之子道士奴、高九。

　　王继忠乘机进说：“窃观大朝与南朝为仇敌，每岁赋车籍马，国内骚然，未见其利。熟若驰一介，寻旧盟，结好息民，休兵解甲！为彼此之计，无出此者。”萧太后问道：“奈何南朝欲图幽云十六州？”王继忠答：“幽云十六州乃南朝屏障也，若两国盟好，无飞挽（运送粮草）之劳，其不胜此屏障乎？”是时萧太后年岁已高，颇以为然。

　　公元一零零四年，景德元年。

　　六月，宰相李沆病逝。

　　太子宾客李沆当了六年宰相，主张以静治国、政简少变，对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努力坚持，敢于不避权贵、不讲私情，政清人和。此间，人口翻了几乎一倍，田地面积由太宗朝的三亿多增加到五亿两千万亩，财政收入达到盛唐时的七倍，政府二十一万官吏被他裁去十九万五千人。在他执政六年，史称“咸平之治”。

　　在对辽问题上，李沆认为不可与敌讲和。他曾对王旦说：“我死，公必为相，切勿与虏讲和。吾闻出则无敌国外患，如是者国常亡，若与虏和，自此中国必多事矣。”对此，王旦当时十分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