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山，祖籍直隶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年轻时候被诬告成盗马贼，他一赌气离家出走，落草为寇。他从小为人放马时练就了一身马上的好功夫，落草为寇时又练成了一手娴熟的枪法。激战中，他可以在马肚侧面藏起身子，用来迷惑敌人；也可以把头探在马前，开枪弹无虚发，因此被吴俊升赏识。此时在黑河，担任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

　　马占山接到张学良任命其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军事总指挥的电令后临危受命，宣言：“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求危亡，虽我黑龙江一隅，尚称一片干净土。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除之，以属我保卫地方之责。”

　　马占山于十月十六日自黑河起程南下，十九日抵达齐齐哈尔，二十日就职视事。

　　等马占山到的时候，齐齐哈尔已经是乱成一片；政府里大小官吏跑得差不多；市面上挤兑成风，有点钱的都携家带眷跑了。马占山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得重新搭班子，原本留下来准备当汉奸的，都一一被晋升了。

　　稳住政局后，马占山在二十日就职典礼上当众宣布，要与侵入我省境者，决一死战。马占山就职之后，开始调兵遣将，各路人马纷纷响应前来。

　　十月十八日，日本参谋本部派出了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今村均大佐来满洲劝阻关东军停止作战。

　　石原和板垣心里明白，他们是已经犯下了死罪的战争罪犯，但东京却不是派宪兵来逮捕他们，而是派参谋部的核心人物来哀求他们，这说明什么？说明参谋本部其实同意或者默认了他们的做法。

　　所以，板垣、石原对白川义则还算客气，十分委婉地说道：“此次满洲事变，之所以不用什么武力就解决了问题，实在是有赖于‘济南事变’帝国军威。”

　　正是由于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借口保护日侨，强烈主张出兵山东，叫嚣“出兵的时机已经到来”，从而导致“济南惨案”的爆发。

　　白川义则将此事看作是他一生做得最光彩的一件事，参谋本部虽说是派他来劝说，但更像是鼓励，所以他没有多说什么，反而是学霸兼书呆子的今村均在喷口水。

　　但对今村均，二人根本就没有好脸色了。

　　板垣说道：“箭已经发出去了，现在没有任何办法了。”

　　石原莞尔则更不给面子：“中央要是胆小的话，关东军就是全体放弃日本国籍，改编为满洲合众国军，也要拿下全满洲。”说到这，石原拔出他的家传宝刀，又把那句常挂在嘴边的话拿出来吓唬人：“关东军为国献身的情操永远不会死，但是政客们会死！”

　　今村均被吓得哑口无言。

　　十月下旬，张海鹏到达泰来后，听到了两个坏消息：他的第一支队遭到迎头痛击，支队长徐景隆被地雷炸死了；更糟糕的是，江桥被破坏了。过了几天，张海鹏又听到两个坏消息：参谋长哈玉良和军需处长李余久跑了；比这更糟糕的是，李余久是带着现款跑的。

　　就在这关键时刻，苏联人落井下石了！

　　十月二十九日，苏联副外长加接罕向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对交战双方都不提供任何支持，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

　　日军再无顾忌，决定亲自披挂上阵，于十一月二日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

　　十一月四日上午，日嫩江支队先遣中队在飞机掩护下从江桥车站北进，通过嫩江桥后向大兴车站以南的东北军阵地进攻。是时马占山卫队团徐宝珍部、张竞渡部共二千七百人奋起迎击，将敌击退。

　　下午，日军集中兵力约四千余人，由滨本大佐指挥，在飞机坦克和重炮掩护下向江桥发动进攻。日军先突入江桥左翼阵地，继而向江桥正面大兴线主阵地猛攻。东北军奋起还击。日军一度突入东北军阵地，双方展开白刃战，日军不支遂撤向江岸，遭到预伏在芦苇中的东北军截击。此时，日军援军赶到，在立足未稳之际又被东北军骑兵夹击，被迫退回。战到晚八时，日军败退。

　　当夜，日军连续炮击后乘船百只偷袭，待船近北岸时，潜伏在芦苇内的东北军突然开火，日军死伤落水者众，余皆退回。

　　十一月五日上午，日军集中全力再次发动进攻。战斗极为激烈。上午六时，日军以数十门大炮对守军阵地炮击。七时，日伪军八千余人在大炮和飞机掩护下，日军从中路、伪军从左右两路渡江。当船到江心时，东北军猛烈还击，日伪军虽伤亡很大仍挣扎强渡。十时，日军占领江岸第一线阵地，守军分撤至左右两翼阵地，日军继而向第二道防线大兴阵地猛攻，遭到守军顽强抗击。

　　中午，马占山赶到前线指挥吴德霖团和徐宝珍团从正面反攻，急调骑兵第一旅萨布力团从两翼包抄日军。从十五时血战到日暮。东北军用步兵及骑兵实行包围式反攻，日军蒙受极大之损失，不得不向后撤退，由进攻转为就地防御。

　　当夜，日军第二十九联队的一个大队前来增援，到达后立即发动进攻，但很快亦被东北军包围。

　　本庄繁再急调第十六联队的一个步兵大队和三个炮兵中队来援。

　　十一月六日晨，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在飞机轮番扫射、轰炸支援下发动猛攻，试图解救被围日军。

　　当日，马占山亲自到阵地督战。双方伤亡均众。日军在东北军的顽强抗击下，攻击受挫，进展困难。

　　本庄繁当即又令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亲率在沈阳地区的第二十九联队、骑兵第二联队、野炮兵第二联队、临时野战重炮兵大队、工兵中队和混成第三十九旅团的一个大队急开江桥附近增援，对守军进行强攻并占领大兴主阵地。

　　东北军拼命冲杀，白刃格斗杀声震天，几次夺回失去的阵地。

　　由于士兵连战三日两夜，无援军替换，异常疲困；加之大兴阵地已被摧毁，马占山下令将主力撤至距大兴站十八公里的三间房第二道阵地，以骑兵第一旅与步兵第一旅重新组织防御。

　　十一月七日晨，大批日伪军在十架飞机掩护下，向三间房南汤池猛攻。马部张殿九旅和苏炳文旅一个混成团赶到反攻，战至午后将日伪军击退。

　　当敌机连续俯冲扫射、狂轰滥炸而我方完全没有高射炮火拦击的被动局面下，东北军将士们竟表现出了惊人的聪明才智，以二十人为一组，仰卧地上，用步枪向上射击，创造性地击落了敌机一架。

　　事后检查其残骸，两翼有二十六个子弹洞，是为中国对日作战史上所击落的第一架敌机。因此之故，在后来的战斗中，日本飞机再也不敢低飞。

　　见日军损失惨重，本庄繁下令多门二郎停止前进，返回原驻地。

　　连续三日作战，日军损失惨重，为掩盖自己失败的真相，以各种谎言遮掩日军损伤数目，唯恐日本国内反战势力占上风。

　　江桥之战爆发后，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证赫赫在案。

　　十月二十四日，国联理事会终于作出有利于中国的七项决议，中心内容是：要求日本即日开始撤兵，于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完全撤退；要求中国切实保护在华日侨；撤兵完成后，中日两国开始交涉；设立调解机关，解决中日间纠纷。

　　眼看着国际、国内以及江桥之战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向不利己方方向发展，板垣、石原、土肥原三人作出重大决策，不惜一切代价请来溥仪，以奠满洲国之基。

　　4

　　郑孝胥原本推销其“三共”理论——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但是形势的变化让他改变了想法，不得不权宜处置，此时他也赞成与日本合作。

　　溥仪背着陈宝琛，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派日本人远山猛雄去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联络。根据郑孝胥起的草稿，溥仪用黄绢亲笔给这两个大人物各写了一封信：

　　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

　　十一月的一天晚上，翻译官吉田忠太郎带着金梁以及一个陌生人来静园拜会溥仪。

　　此人穿着日式西服，年近五旬，眼睛附近的肌肉现出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惟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吉田忠太郎介绍道：“这位是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负责满洲事务。”

　　问候完后，土肥原就转入正题，说道：“此次关东军行动，只对付张学良一个人。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敝国人民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关东军才不得已而出兵。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他们自己的新国家。希望陛下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尽快回到您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这个新国家与敝国订立攻守同盟后，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敝国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您可以自主一切。”

　　土肥原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份完全不容溥仪置疑，而且，说完这些话后，土肥原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一听说日本天皇也同意此事，溥仪再无疑虑了，只是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便问道：“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陛下完全做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不，”溥仪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溥仪表示了满意。

　　“那么就请陛下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

　　土肥原贤二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溥仪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了。

　　没有多余的话，但是溥仪的心已经被他死死拽住了。

　　土肥原走后，溥仪接见了和土肥原一起来的金梁，他带来了以袁金铠为首的东北遗老们的消息，说他们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

　　土肥原去后，吉田告诉溥仪：“不必把这件事告诉日本驻津总领事馆。关于动身去大连的事，自有我为您妥善安排。”

　　溥仪当即决定，除了郑孝胥之外，再不找别人商量。

　　令谁都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报上便登出了土肥原和溥仪见面的新闻，而且揭露出了土肥原此行的目的——怂恿溥仪去东北复辟、登基。

　　陈宝琛那几天本来不在天津，从报纸上得到消息后，匆忙地从北京跑回来，一下火车直奔郑孝胥家里，打探了消息，然后奔向静园。这时正好刘骧业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宣统帝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看了这个电报，溥仪不得不把会见土肥原的情形告诉了陈宝琛，并且答应和大伙再商量一下。

　　十一月五日，静园里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参会者有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以及在天津当寓公的铁杆复辟派袁大化和铁良。

　　在这次会议上，陈宝琛和郑孝胥这两位福建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陈宝琛：“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

　　郑孝胥：“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

　　陈宝琛：“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郑孝胥：“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陈宝琛：“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郑孝胥：“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

　　陈宝琛：“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皇上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郑孝胥：“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在郑孝胥的飞溅的唾星下，八十余岁的陈宝琛终究体力有所不支，脸色苍白，颤巍巍地扶着桌子，探出上身，对着郑孝胥的秃头顶，讥讽道：“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可是皇上，可是皇上——”说到这，陈宝琛说不下去了，只有哽咽和忧虑。

　　福建人官话原本就说得不好，再加上二人说得极快，时不时还加上一句两句福州话，旁人是一句也没插上。

　　二人还要再争时，发现溥仪气恼地走了。

　　此后，静园访客突然增多起来，但都被一一阻拦在外。

　　一位名叫高友唐的这时也来拜访静园。他以前也是张园的客人，张园把他看作遗老，因为他是清朝仕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当了国民党的监察委员，曾自动为溥仪向南京要求过“岁费”，虽没有结果。

　　为了想从高友唐身上获得一些信息，溥仪会见了他。

　　问候之后，高友唐开门见山地说道：“这次来见皇上，是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托的。南京来电要我转告皇上，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一笔整数也可以，请皇上提出数目；至于住的地方，希望皇上选择上海，如果要出洋，或者要到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

　　见是来当说客，溥仪脸色就不好看起来，说道：“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何必替他们说话！”

　　高友唐听了这话，站立起来，弓着腰身说道：“皇上，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此次之所以愿意充当说客，实在是为皇上着想。蒋介石之前虽然对皇上不闻不问，可是也没有为难皇上。现在国民政府开出的条件对皇上很有利，当然，他们常常说话不算数，但是，如果皇上认为有必要，可以由外国银行作保。如果有外国人作保，他们这回是绝不敢骗人的。”高友唐又上前一步，说道：“优待条件恢复了，帝号也自然恢复，假使皇上想回北京，也是可以商量的。”

　　溥仪早听说蒋介石的手腕厉害，有人说他为了拉拢英美而娶宋美龄，连他的发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讲信义，这种人是专门欺软怕硬的。溥仪一边听着唐的话，内心却想着：蒋介石因为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答应下来，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就算他说的都算数，他给了我一个帝号，又哪比得上土肥原答应的帝位呢？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东北呢？蒋介石再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想到这里，溥仪就不打算再跟高友唐说下去了，就敷衍道：“好吧，你的话我都知道了，你可以退下了。”

　　高友唐看溥仪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误认为事情有了希望，连忙说：“好，好，您再想想，等过几天我再来。”

　　“嗯，再来吧。”

　　这是国民政府唯一的一次努力。

　　除了访客外，更多的是来信，来信一律是劝溥仪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要怎么怎么样。

　　5

　　“不好了！”祁继忠忽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炸弹！两个炸弹！”

　　溥仪正坐在沙发上，吓得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附着一张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的名片。来人放下了礼品，扬长而去。祁继忠按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

　　静园上下惊魂未定，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的军官来了，拿走了炸弹。第二天，吉田翻译官来向溥仪报告说，那两颗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陛下不要再接见外人了，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好！请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请陛下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侍。”

　　随后，祁继忠就像清宫剧里的太监，一会儿一个“不好了，皇上”，一封又一封的威胁信弄得溥仪一日几十惊。

　　祁继忠突然又接了一个电话，是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房打来的，对方警告说：“这几天溥仪先生最好不要来这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我这里打听他的消息。这些人衣服里面藏有电刀。听口音是辽西一带口音，想是张学良派来的。”

　　即使晚上也不得安生，狗不知怎么了也爱叫起来，像地震来临前一样，叫得溥仪的心噗通噗通地跳着。

　　陈曾寿见事情越来越不对劲——静园里发生的一切都像是要逼走溥仪而不是留住溥仪，于是，陈曾寿给溥仪写了一道折子，内有一言：

　　欲动则恐受赚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惟有请皇上密派重臣径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园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万全而无失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

　　与日租界相邻的华界突然发生骚乱，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静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静园和外界也隔绝了。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就连陈宝琛、陈曾寿也被拒之门外了。

　　吉田定的动身日期是十一月十日。

　　按照这个计划，溥仪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尤其是白帽，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溥仪为这件事临时很费了一番脑筋，先是打算不走大门，索性把汽车从车房门开出去，遂命令最亲近的随侍李国雄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结果还是祁继忠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把溥仪藏进一辆跑车的后箱里，然后从护军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佟功永，充当临时司机。祁继忠坐在司机旁边，开出了静园。

　　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着，一看见溥仪的跑车出了大门，他的车便悄悄跟在后面。

　　此时，日租界正在戒严中，这给溥仪的出奔造成了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溥仪这辆汽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虽然祁继忠找来的这个司机技术实在糟糕，一出静园大门车就撞在电线杆子上，溥仪的脑袋给箱盖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还把他颠撞得十分难受，但是总算顺利地开到了预定的地点——敷岛料理店。

　　汽车停下之后，祁继忠把佟功永支到一边，吉田过来打开了车厢，扶溥仪出来，一同进了敷岛料理店。早等候在这里的日本军官真方勋大尉，他拿出了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把溥仪迅速打扮了一下，然后和吉田一同陪溥仪坐上一辆日军司令部的军车。

　　这部车在白河岸上畅行无阻，一直开到一个码头。

　　车子停下来之后，吉田和真方勋扶溥仪下了车。溥仪见不是日租界，不觉有点发慌。吉田低声安慰我说：“不要紧，这是英租界。”

　　溥仪在二人的夹扶下，快步在水泥地面上走了一段，一只小小的没有灯光的汽船出现在眼前。溥仪走进船舱，看见了郑孝胥父子俩如约候在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

　　坐在这里的还有三个日本人，一个是上角利一，一个是从前在升允手下做过事的日本浪人工藤铁三郎，还有一个叫大谷的。船长名叫西长次郎，船上还有十名日本士兵，由一个名叫诹访绩的军曹带领着，担任护送之责。这条船名叫“比治山丸”，是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

　　为了这次特殊的运输任务，船上堆了沙袋和钢板，以作发生枪战时防护用。船上还暗藏了一大桶汽油，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脱逃的时候，日本人就准备放火烧，以使“人证”与船同归于尽。对于这一切，溥仪是不知的。

　　吉田和真方勋离开了汽船，汽船离开了码头。

　　电灯亮了，溥仪隔窗眺望着河中的夜景，心中不胜感慨。溥仪登上过东北海军的炮舰和日本的驱逐舰，曾产生过幻想，把白河看作他未来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如今他真的航行在这条河上了，不禁得意忘形，高兴得想找些话来说说。

　　溥仪刚一开口，郑垂就低声说道：“外国租界过去了，前边就是中国人的势力。军粮城那边，可有中国军队守着哩！”

　　听了这话，溥仪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看看郑氏父子和那几个日本人，全都板着脸，一语不发。大家在沉默中过了两个小时，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停——船！”

　　像神经一下子被切断了似的，溥仪吓得几乎瘫在地上。

　　舱里的几个日本兵忽噜忽噜地上了甲板，甲板上传来低声的口令和零乱的脚步声。溥仪探头到窗外，看见每个沙包后都有人伏着，端枪做出准备射击的姿势。

　　这时船的行速在下降，向河岸靠近。

　　溥仪的心咣咣地跳着，额头上冷汗涔涔，手心全是汗，浑身不停地颤抖着。

　　忽然电灯全熄了，岸上响起了枪声。几乎与此同时，机器声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只觉一歪，像跳起来似的掠岸而过，岸上的喊声、枪声，渐渐远了。

　　岸上东北军并没有追击，明知道这是一艘偷渡的日本船，明知道日本人肯定在做什么坏事，但是对于日本人，要做就让他们做吧。

　　这就是东北军，乃至国民党军的态度，总是马马虎虎做事，从不认真对待。

　　这就是白河偷渡。

　　当日白天，庄士敦由上海前往南京，一抵南京，他就被人请到政府大楼，见到了权倾朝野的蒋介石大舅哥、财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的宋子文。

　　一见面，宋子文就毫不客气地说道：“庄士敦先生，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的学生溥仪已经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你应该到天津去，帮助他解脱困境。”

　　庄士敦明白所谓的“危险”是什么，也明白一个外交家的外交辞令，于是，他也以在中国三十年的圆滑处世之道答道：“部长先生，我的学生如果有危险，他会通知我，只要一个电话，我会立刻前往。”

　　令对话二人都想不到的是，当庄士敦走出南京国民政府大楼，坐上车的时候，这个时候，躲在车后厢的溥仪也正离开了静园。

　　这就是南京国民政府，他们也许看到了问题，但是他们不想或不能解决问题。

　　所有问题的症结，皆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