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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变后五天，张学良就在锦州设立了辽宁省政府行署和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行署，相继处理东北的军政要务。

　　锦州前敌总指挥即是黄显声。

　　十月八日下午一点四十分，十二架飞机突临锦州上空，并投下了航空炸弹。

　　这十二架飞机里面有六架八八式侦察机，石原莞尔亲自乘坐的一架客机和五架二十天前刚刚从张学良那儿收缴来的轰炸机。关东军仅仅扔了七十五颗二十五公斤的炸弹，就把在锦州坐镇的张学良吓进了关内。

　　石原返航后，有人问他：“你轰炸了锦州？”

　　石原莞尔的回答是：“根本没有轰炸，就是把炸弹扔了下去。我炸的不是张学良，炸的是外务省的不扩大政策和国联的理事会。”

　　这次轰炸，果然被中国人抓住了证据，提交给了国联。

　　十月十三日，国联在巴黎召开会议。会上，施肇基控诉日本在九月三十日理事会后，不但不退兵，而且暴行愈演愈烈，竟然派轰炸机轰炸锦州。

　　日本代表芳泽竭力为日本辩护，称：“自事变发生以来，中国政府、东北当局拒绝我方之交涉，在反日浪潮日益严重，在我侨民日益受到威胁之后，我们有权在南满保持适当的治安军。我需要声明的是，自事变发生之日起，帝国未向满洲增一兵一卒，东北没有冲突，没有战事。”

　　施肇基：“十月八日下午一时四十分许，日军派出空军轰炸锦州。这是被炸照片，难道日方代表还要自欺欺人吗？”

　　芳泽：“中方代表提供的只是被炸的图片，并不能证明实施轰炸的就是关东军。据我所知，关东军并没有轰炸机。”

　　施肇基：“关东军已经有轰炸机了，因为他们掠夺了东北军的轰炸机。”

　　芳泽：“这只是臆测，没有事实依据。”

　　施肇基：“在日本人压迫、挑唆下，特区哈尔滨、吉林省纷纷宣布独立，此即干涉中国内政之罪证。”

　　芳泽：“此系中国内政所致，并非我方压迫、挑唆结果。反对南京政府的，何止东北一些地方官员？据我所知，此前桂系、西北系、晋系反南京政府，现在粤系反南京政府，中共亦反南京政府，难道这些人也是受敝国压迫、挑唆？”

　　施肇基：“日方代表强词夺理，并不能掩盖日军侵略本质。此次事件，从头至尾都是日方精心设计，其目的就是侵占中国东北。国际社会切不可被其欺骗、蒙蔽，而应采取公正、切实措施，立即予以阻止！”

　　芳泽：“中国政府素来无视国际法则，侵犯苏联北京公使馆、哈尔滨领事馆，即为一例。为此，敝国不得不予以重视。满洲有众多日本侨民，关东军有权保护当地侨民。任何人、任何机构，都必须正视关东军采取这种措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原来，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蒋介石将东北问题完全地交给国联解决，不许东北当局单独与日本和谈，政府也不与日本和谈，以贯彻先撤兵后谈判之原则。

　　借此危机，蒋介石派人与粤方谈判，企图实行宁粤合流。

　　粤方提出的强硬条件是，蒋介石下野。

　　为了体现和谈的诚意，蒋介石将软禁数个月的胡汉民和软禁数年之久的李济深释放。

　　十月十四日，被幽禁半年的胡汉民由宁赴沪。胡汉民一到上海，即对蒋介石大加鞭笞，说道：“蒋氏对日政策乃‘三无主义’，以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三无主义’为应付日本惟一方针，则必至国亡种灭。蒋氏不去，则亡国在即。”

　　溥仪在静园中并不静，日日看的都是报纸，然后将有利于自己的内容一个个剪下来，贴成册，以便随时阅读。

　　此时，国内报纸天天看到的是，民众呼吁要抵抗，要抵抗。蒋介石却是一个劲地安抚国人，莫冲动，莫冲动。日本人似乎也与南京是同一个态度，在外交上宣称，准备和南京政府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纠纷。

　　溥仪最担心的就是和平解决纠纷。

　　盼望着，盼望着，派出去的三人终于回来了二人。

　　佟济煦先回来说，他和沈阳的遗老袁金销等人见了面，都认为时机已至，不必迟疑。更让溥仪感动的是，佟济煦从行囊中取出一包东西，那模样就像一包酱驴肉，打开一层又一层纸。最后，佟济煦跪着捧到溥仪面前的是黑乎乎的东西，像是烟土。

　　溥仪惊讶地问道：“何物？”

　　佟济煦痛哭流涕地说道：“皇上，这是东北的黑土——故土！”

　　溥仪却无感，不料身边的人却一齐跪下，哭声大作。这样情形下，溥仪也咂巴了一下眼睛，用手擦拭了一把眼睛，表示他也激动落泪了。

　　刘骧业也来了，虽然他没能见到内田康哉和本庄繁，这有点令人失望，但他见到了板垣和金梁，证实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并不是骗人的。金梁表现得尤其乐观：“奉天一切完备，惟候乘舆临幸。”刘骧业也去过吉林，证实罗振玉说的不错，日本军队已控制了全省，熙洽等人随时准备响应复辟。

　　虽然如此，陈宝琛依然是忧虑忡忡，说道：“日本政府能允许关东军在东北如此胡搞？国际列强能允许关东军在东北如此胡搞？”

　　这两句质问，颇让溥仪泄气。

　　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到访，让溥仪泄气的皮球又鼓足了气。

　　“尊敬的皇帝陛下，请允许我致以最真诚的祝贺，如果陛下能在伟大的满洲重新登极，陛下的仆人牛湛德，愿意充当龙旗下的一名士兵。”

　　如果你认为说此话的是中国人，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此人乃英国驻津军队司令官牛湛德准将。

　　溥仪听了这话，急忙问道：“国际列强能允许关东军在东北如此胡搞？”

　　牛湛德答道：“据我所知，中国只有唯一一位皇帝，这位皇帝就是陛下您。陛下如果在满洲重登大极，世界列强有何理由反对？”

　　溥仪听了甚是感激，从身上摸了一块宋玉，当即赏赐给牛湛德。牛湛德用英式宫廷礼仪予以受礼、致谢。

　　当庄士敦从北平回来，路过天津之时，溥仪将众人支退，只留他一个人，问道：“先生且明言，我能否前往东北？”

　　庄士敦依然是顾左右而言他，说道：“我的著作《紫禁城黄昏》已经截稿，不过，我愿意再添加一章，此章题目为‘龙归故里’。”

　　庄士敦毕竟是英国人，虽然在中国多年，但是有些音还是发不准。

　　溥仪问道：“荣归故里？”

　　庄士敦纠正道：“非也，‘龙’归故里。”

　　溥仪会意了，激动得紧紧握住庄士敦的手。

　　有了英国人支持之后，溥仪再无顾虑，就派郑孝胥的长子郑垂去拜会日本驻津总领事桑岛，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既然时机不至，就不一定去奉天，不妨先到旅顺暂住。结果，桑岛将这个方案也给否定了，劝溥仪先在天津待着。

　　恰这时，第二次去东北的刘骧业来了信，说是探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真正意思：现在东北三省尚未全部控制，俟“三省团结稳固，当由内田请上临幸沈阳”。

　　不得已，溥仪只好遵命静候。

　　十月下旬，庄士敦到上海之时，恰好粤方官员齐聚上海，据说这是在接收南京政府之前先落足上海，等待交接仪式。

　　此时，报纸版面上几乎只有两项内容，一个是宁粤合流，另一个是溥仪登基。

　　一抵上海，媒体就纷纷前来采访庄士敦。

　　“溥仪将前往东北，此事是否是真？”

　　“我不知是否是真，即使是真的，也属于人之常情。东北是溥仪先生的故乡，荣归故里不算是什么问题吧？”

　　“你是否赞成溥仪登基？”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我赞成与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你是溥仪的老师，你对他的影响很大，怎么能说没有任何意义呢？”

　　“我曾是溥仪先生的老师，这一点没错。可是说到影响，却言过其实。溥仪先生要不要登基，既不受我影响，也不受我劝说，这是他个人的自由选择。”

　　“你应该及时劝阻他，让他回心转意，不要再执迷不悟，否则将成为国家的罪人。”

　　“如果有机会再见到溥仪先生，我一定将各位的告诫转告给他。”

　　令庄士敦奇怪的是，溥仪前往东北登基之事已经吹得满城风雨了，但是国民政府对溥仪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庄士敦到上海后很快就得到答案——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权力交接已经到了掐秒对时之刻了。

　　“一个鸦片鬼和一群只顾自己利益的政客，这就是东北问题的全部原因。”

　　在餐桌上，庄士敦用英文在餐巾纸上写下了这句话，离开了。

　　实际上，前恭亲王溥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祭祀沈阳北陵。

　　溥仪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暂不出行”的答复之后，度日如年地等着消息。在等待中，溥仪连续发出谕旨，让两个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侄子宪原、宪基到东北宣抚某些蒙古王公，赏赐张海鹏、贵福等人以美玉。根据日本武官森纠的请求，写信给正和张海鹏对抗的马占山和具有民族气节的另一些蒙古王公，劝他们归降。溥仪封张海鹏为满蒙独立军司令官，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贵福为西路总司令，赐宪原、宪基等以大佐军衔。溥仪还预备了大批写着各种官衔的空白封官谕旨，以备随时填上姓名。

　　此间，困扰溥仪的仍是离婚案。

　　在双方律师的交涉过程中，文绣坚持的条件是：一、与婉容分居，分居后溥仪每月至少要与文绣同居两次；二、拨给文绣生活费五十万元。

　　溥仪对第一个条件没有异议，但却遭到婉容的强烈反对。

　　第二个条件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中。谈了好多次，赡养费由五十万降到十五万，但溥仪仍不接受。最后，郑孝胥向溥仪建议：可以给文绣五万元，但只能每月取息为主，不能提本。同时要文绣先接受三个条件：不得改嫁；住在娘家不住别处；不得做有损皇室名誉之事。文绣通过律师接受了三个条件，但要求一次付给十万元。

　　溥仪让七叔载涛去与文绣交谈。

　　见面后，文绣说道：“我生是皇家的人，死是皇家的鬼。我从未想过再嫁人。七爷，您就跟皇上说，让我好好过日子，给我那笔钱吧。”

　　载涛看着憔悴的文绣，告诉她王公们的意思：“以后由皇上每年支付生活费用六千元，让你寄居于北平太妃处。但你如欲寄居天津，则另由皇上在日租界为你觅选相当住所。你以前使用的一切日用器皿、衣服、首饰等物，均交你管有。”

　　文绣听后，断然拒绝。载涛无功而返。

　　十月二十二日，溥仪与淑妃文绣正式签订《离婚协议书》，一次性补偿五万五千元。

　　不日，溥仪下了一道“上谕”：“谕淑妃文绣擅离行园，显违祖制，应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宣统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

　　此后，文绣改名傅玉芳，从此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溥仪终于走入了文绣房间，这是静园唯一一处溥仪从未光顾过的地方，回首九年，溥仪对文绣竟然丝毫没有记忆。在书桌上，溥仪看到了一首诗：

　　静坐闲挥扇，垂帘避暑风。

　　鸟翔双翼展，飞舞在晴空。

　　3

　　张海鹏，奉天盘山县人，洮辽镇守使。

　　日军侵占辽、吉两省后，即积极图谋取得黑龙江省，但因顾忌国际干涉——主要是怕苏联人干涉，因而不敢直接出兵，而是采用代理人战争方式解决黑省。

　　九月下旬，日军第六守备队进入洮南之前，张海鹏率部向突泉方面退却，但他的参谋长李盛唐、军需处长李延龄却留在洮南，以便同日本人接触。

　　经洮南满铁公所长河野正直从中斡旋，李盛唐与日军指挥官羽山少佐见了面。羽山说，日军不在洮南驻留，并保证洮辽一带军政平稳。次日，日本第六守备队果然返还辽源，张海鹏也从中途率队回到洮南。

　　这期间，张海鹏派富璇善到锦州给张作相的父亲吊祭，见到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令厅长荣臻，报告了与日军虚与委蛇的事。荣臻指示：“暂时可以这样敷衍，以后听司令长官指示。”

　　由于采取不抵抗政策，让东北军无所适从，只能采取像张海鹏部一样的办法，日本人来了就跑，或虚与委蛇。

　　日本人看上了张海鹏，许诺只要拿下黑省，黑省就是他的。日本人还非常神秘地说道：“到时候，你若想迎接宣统皇帝来此复辟，帝国一定给予方便和支持。”

　　张海鹏已经六十多岁了，老得不像样了，他这一辈子该吃的也吃过了，该喝的也喝过了，该玩的也玩过了，就差一个“开国上将军”这一头衔了，一听有如此好事，一口就应承了。

　　关东军除了给张部补充大量的武器弹药外，还将日军指挥官、士兵换装加入张部队伍中，他们的目标，夺取黑省。

　　日本人肢解东北的时候，东北高级将领们或躲在北平，或躲在锦州，没有人回去主持大计。黑龙江省省长兼保安副总司令万福麟因为镇压石友三带领大军入关，此时正在北平，名曰赞襄军机。

　　此时，黑省已危在旦夕。

　　十月十日，独立第三十旅旅长于兆麟奉北平张学良电令率该部由省城齐齐哈尔南下，开赴洮昂铁路线上的江桥站，防止蒙匪袭击。

　　张海鹏率领洮辽各界欢迎日军第六守备大队进入洮南。

　　在大队长上田中佐的指导下，编成了“对黑作战司令部”，司令张海鹏，代理参谋长哈玉良。

　　十月十四日晨，张海鹏部分批自吉林洮南北上，沿洮昂路进袭齐齐哈尔，于当晚抵达泰来镇，计划次日晨进占黑省省城。

　　眼看黑省就要拱手让人了，这个时候时任黑龙江军参谋长谢珂认为，北满不同于南满，苏联在北满有很大势力和利益，苏联人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侵占北满，他认为可战。

　　万福麟入关之后，万福麟的儿子万国宾代理黑省军政。谢珂就去找万国宾，劝他别跑，“现在还不到最后时刻，一跑人心就散了。”

　　此时，在北平的万福麟已经征得张学良的同意，令驻黑省省城各军政机关、单位奉令退出，军队大部分退往黑省东部，省政府委员及万福麟家小退到哈尔滨。

　　对于谢珂的劝说，万国宾就一个字，“别扯犊子了！”

　　万国宾撂下这句话后，就携巨款，带着家人乘专列南下哈尔滨。

　　留在省城的一部分黑省绅商已准备欢迎张海鹏部入城。

　　与此同时，万福麟干儿子、旅长于兆麟也接到了北平的撤退电令，“以免靡乱地方，仍旧依赖国联”。于兆麟奉令自江桥站退往肇东，不与张海鹏部发生冲突，惟士兵愤甚，誓与卖国贼一拼，不听长官命令，炸毁江桥，与张部对抗，十五日晨发生激烈战事。

　　嫩江大桥因此被破坏三孔，阻敌进犯。

　　十月十五日晚，张部发动了第二轮猛攻，并有日军铁甲车助阵，但又被于旅击退。

　　十六日午，战事复开，日飞机三架助战，于旅死伤颇众。在此危殆之时，适兴安岭屯垦公署两个团闻讯后自吉蒙边索伦、突泉来援，进袭洮南，张部有腹背受敌之虞，调派一部回防，对江桥攻势遂缓。当晚，张部再次发动猛攻，日军铁甲车也再次助战，枪炮声响成一片，但仍被于旅击退，并击毁日军铁甲车，至十七日晨战事停息。

　　谢珂致电张学良，请求派大员主持黑省军政，并陈述了值得一战的理由：“守住江桥，以待转机。”

　　张学良也想派人，可是无人可派。谢珂又提建议，从黑省的统兵将领中擢拔一人，指挥抗敌。张学良与万福麟商量，万虽不愿意将自己职位暂代出去，但也派不出人，只好推荐了一位不大可能与自己形成竞争的将领——马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