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泽却不慌不忙，说道：“我们与东北当局的关系，尤其是与满洲的关系，可不是一年二年，追溯起来，可至一九零四年日俄战争，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邻里之间，关系和睦，一方有难，八方来助！”

　　施肇基拍着桌子，大声说道：“谎言，无耻的谎言！你们炸死张学良之父张作霖，何谈关系和睦！”

　　芳泽依然是不慌不忙地说道：“据我所知，张作霖出关之前是你们的敌人，是被你们打败了才出关的。张学良也是在你们的逼迫下，才不得已归顺政府的。你们中央政府收拾完桂系、西北系、山西系之后，最后要收拾的就是东北系。张学良将东北军主要部署在北平、天津、河北一线，主要的也是防止中央军进入东北。你们除军事压迫之外，还实行政治瓦解，不断挑拨东北当局内部脱离张学良。”

　　施肇基气得怒发冲冠，大声说道：“诽谤，无耻的诽谤！我国政府绝不会做出此事！”

　　芳泽笑着答道：“即使南京国民政府不会，并不意味着广州国民政府就不会。据我所知，不久前石友三就是在广州国民政府挑唆下进攻东北军的。”

　　见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只好休会。休会时，理事会对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务须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害和平解决之行为；两国立即撤兵，并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害。

　　当天在南京，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讲，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虽然拿下了辽、吉两省，但如果张学良的东北军进行反击，或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东北，关东军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住的。

　　板垣、石原、片仓衷费尽脑汁也想不出办法。

　　就在三人垂头丧气的时候，突然接到一封电报，来自驻朝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来电，要亲率驻朝日军来满洲，与关东军“交流”。

　　原来，听闻满洲事变之后，林铣十郎就不顾法律、不顾禁令地于十九日将驻朝鲜的混成第三十九旅团派往东北，美其名曰“交流”。

　　看了此电文，三人拥抱着跳起了舞。

　　片仓衷在其日志中，情不自禁写道：“如果驻朝鲜日军不来增援，结局不过是重蹈昭和三年事变的覆辙而已，不设法将其牵扯进来，一片苦心很可能化为泡影。”

　　土肥原贤二乘坐飞机回到了奉天。在飞机上，土肥原拟定了“庖丁解牛”的计谋，即用很小的动作就将东北当局肢解。

　　九月二十二日，关东军总参谋长三宅光治召集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以及刚被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命为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开了一个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办。

　　板垣用一句中国诗词对土肥原说道：“‘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土肥原君，东京首先反对扩大事态，但是表扬了关东军的战果，到底什么意思？”

　　土肥原拿出一本书，翻开一页，念道：“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读到这，土肥原合上书，说道：“欲解满洲，则必有庖丁解牛之技，非力取，而以…”

　　片仓衷抢着答道：“应以智取！”

　　土肥原看着石原。

　　只见石原答道：“以力取、以智取，人皆知之也，应以神取！”

　　土肥原摇晃着他的圆脑袋，说道：“‘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结果，这次会议上五个参谋通过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策案》，主要内容是：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

　　五参谋意见书便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上交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意见书中另附一言：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九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将事变的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

　　事变发生之时，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恰好在奉天。

　　张景惠内弟徐宝斌的日本朋友新井来到他的寓所，问他是否愿意与板垣参谋见面，他答应了。板垣来后，称如果不反对日方，不扰害日本侨民，则可以回哈尔滨负责维持北满治安。

　　此前，日本势力范围仅仅限于南满，听了这话之后，张景惠半信半疑地问道：“北满？”

　　板垣以十分确定的口气答道：“是的，北满！”

　　张景惠：“维持治安？”

　　板垣：“先在哈尔滨设立北满治安维持会，你任会长。”

　　张景惠：“治安维持会是怎样一种机构？”

　　板垣：“相当于政治分会或政务委员会。”

　　张景惠遂由奉天返回哈尔滨。

　　九月二十六日，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黄显声等人一起来见张学良，黄显声介绍了事变的情形，痛心地说道：“我东北军一枪未放，沈阳就丢了，思之痛极！”

　　张学良对众人说道：“此次之所以命令不抵抗主义，是因将此次事变诉诸国际公审，以外交求得最后胜利。再者，尚未到与日军抗争之时机，因此各军将士对日人依然平常那样对待，不得侵害。”

　　杜重远痛心地说道：“汉卿，日人想吞我东北之心，路人皆知，你为何独独如此糊涂，听命于中央呢？”

　　张学良说道：“东北既然已经易帜，就必然听命于中央，以求政令军令统一。全国统一乃我夙愿也，诸位应该知之。中东路事件后，我对中央早已失望，可是要让东北军单独抵抗日军，力所不能及——”

　　黄显声打断道：“关东军五个独立守备大队，分布于各地，人数约为一万人，我若抵抗，有胜算。”

　　张学良看着黄显声，说道：“有胜算？我若抵抗，日方以此为借口增兵东北，我拿什么抵抗？”

　　杜重远叹道：“甲午之战，大清战败之后，赔银子，割台湾，从此之后，洋人皆欺之，国人尽唾弃之。如今，我们一枪不放就丢弃东北，弃之如敝履，东北人民会如何看我们？全国人民会如何看我们？”

　　张学良听了，想要辩解，一时气急，大咳起来，脸涨得通红，医生、护士蹿了进来，将众人驱赶出病房。过了一会儿，传阎宝航、杜重远二人进。

　　张学良躺在床上，对二人说道：“非我弃东北，实在是东北军无力抵抗日军。”

　　杜重远劝谏道：“东北军若率先抵抗，中央军自然会跟进！”

　　张学良说道：“早在八月十七日，蒋总司令就密电我，云：‘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一听此话，杜重远瞠目结舌，问道：“果真有此事？”

　　张学良点了一下头。

　　杜重远还要再说时，阎宝航说道：“蒋这样做，乃在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且国民党心口相传的是，‘东北乃张氏之东北，非政府之东北’。蒋介石想与日本妥协，自然而然就拿东北作为牺牲品了。”

　　张学良、杜重远二人听了，都瞪目看着阎宝航。

　　阎宝航十分沉重地对张学良说道：“汉卿，你若不救东北，就真没人能够救东北了！”

　　次日，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黄显声等东北人士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大街十二号的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正式召开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与会人员四百多人，大会上推举二十七人为“救国会”委员，救国会宗旨：组成抗日武装力量，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领土完整。

　　大会呼喊的一个口号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北兴亡，人人有责！

　　在与会人群中，有一个毛头小伙子，他是辽宁灯塔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二十岁出头的他卖了一车大豆作路费到北平找姨父张一吼，想在北平找一事做。他随姨父来参会，被会场激动情绪所感染，此时也不由高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北兴亡，人人有责！”

　　这毛头小伙子名叫李兆麟。

　　张学良基于自己的身份没有参会，他暗助三十万元。

　　当天，国民党官员知道这一情况后，来协和医院看望张学良，委婉地提醒道：“现在民众情绪激动、失控，为了不影响政府外交政策，希望当局不要掺和此类事件，以免被日人抓住把柄，反而不好办了。”

　　张学良闭口不说。

　　来人又鄙夷地说道：“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凭喊几句口号就以为爱国了，除了添乱，没有别的好处。”

　　张学良实在忍不住了，对来人说道：“如果你的家被恶霸霸占了，你会怎样？”

　　来人只好笑着说道：“张副总司令，你误解我的话了。我的意思是，只有政府才有力量对付日本人。民众能起什么作用？”

　　当天，板垣走进一间房间，对着已经禁食数天的臧式毅说道：“臧先生，您已经连续几天不吃不喝了。要怎样，您才肯进食？”

　　臧式毅答道：“要不杀我，要不放我走。”

　　板垣十分诚恳地说道：“我们听说了，事发之时，你也是主张不抵抗的。你对关东军实在是友好——”

　　臧式毅打断道：“我之所以主张不抵抗，并非投降，而是以免地方糜烂。”

　　板垣露出甜蜜笑容，说道：“你的主张十分正确，我们也不希望地方糜烂，正在与中方寻求和平解决此次事件的解决办法。你若肯出来安抚地方，维持秩序，我们将十分感谢！”

　　臧式毅大声喝止道：“妄想！”

　　板垣笑意不减，说道：“若是不愿意，就罢了。只是，我们十分好奇，事发当晚你是可以走的，为何没有走？”

　　臧式毅坦然说道：“一则，我是省主席，不能弃而逃走；二则，母在，不远游。”

　　板垣又是十分诚恳地说道：“臧先生忠孝两全，实在令人钦佩。这样，你考虑三个月，如果不愿与我们合作，我保证让你走，如何？”见臧式毅不答，板垣又补了一句：“三个月，事件也该能解决了。”

　　同一天，张景惠在东省特别区大门一侧，挂上治安维持会牌子，自任维持会会长，就职时对同僚说道：“现在东北局势很乱，为了特区和平，我们暂时与日本人合作。”

　　有人问道：“与日本人合作，岂不成了汉奸？”

　　张景惠答道：“东北外交、国防问题均是由中央处理，我们现在与日本人合作，不对抗，不冲突，是为了响应中央政府号令，是为了响应少帅的政令，怎么就成了汉奸？外交问题中央政府终究会解决的，中央是不会让我们当汉奸的。所谓的维持会，是治安的维持，并非卖身日本人。”

　　九月二十八日，张作相多年的副手，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公署参谋长、毕业日本士官学校、清皇室后裔的爱新觉罗·熙洽，趁张作相在锦州处理其父丧事，宣布脱离南京政府与张学良的管辖，宣布吉林省独立。

　　4

　　溥仪从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时起，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但他知道不经日本人的同意是办不到的。

　　郑孝胥对溥仪说：“沈阳情况还不明朗，不必太着忙，日本人迟早会来请皇上的，最好先和各方面联络一下。”

　　因此，溥仪决定派刘骧业，去找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另叫管家佟济煦，去东北看看遗老们那边的情形。这时商衍瀛也想去找那些有过来往的东北将领。这些办理“及时应为之事”的人走后，过了不久，郑孝胥的话应验了，关东军果然派人来找溥仪了。

　　九月三十日下午，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请溥仪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求不带随从，单独前往。

　　溥仪怀着喜事临门的预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营，香椎正立在他的住宅门外等着。溥仪进了他的客厅，看见了两个人恭恭敬敬地站着，一个是长袍马褂的罗振玉，另一个是穿西服的陌生人，从他鞠躬姿势上就可以看出是个日本人。香椎介绍说：“这位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佐派来朝见陛下的，名叫上角利一。你们慢慢谈。”介绍了之后，香椎就出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三个人后，罗振玉恭恭敬敬地给溥仪请过安，拿出一个大信封双手呈给溥仪。

　　这是远支宗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张作相因为到锦州奔父丧，不在吉林，熙洽便利用职权，乘机下令开城迎接日军，因此，他的日本士官学校时代的老师多门二郎第二师团的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吉林。他在信里说，他期待了二十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了，请勿错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还说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只要皇上一回到沈阳，吉林即首先宣布复辟。”

　　溥仪看完信之后，高兴之余，又害怕起来了，问道：“参谋长，他握有多少兵力？掌握多少地方？可否持久？”

　　罗振玉没想到皇上还这么多事，就激动地说道：“微臣自辛亥避地东洋，意中日唇齿，彼邦人士必有明辅车之相依，···。现今光复东省全境指日可待，三千万子民极盼皇上回去，关东军更是极愿我皇上复位，故特意派上角君来接皇上。一切均已妥善，惟候皇上起驾！”

　　罗振玉说得兴高采烈，满脸红光，全身颤动，眼珠子几乎都要从眼眶子里跳出来了，双目如灼地看着溥仪，只等溥仪一声准奏。

　　溥仪瞧瞧罗振玉，又瞧瞧生疏的上角利一，心中犹豫不定。这么大的事，他也是下不了决心的，于是就说回去考虑一下。

　　这时，不知躲在哪里的香椎又出场了，他向溥仪表示：“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陛下能考虑板垣大佐的意见，动身到东北去。”

　　连香椎都这么说了，想必定是错不了，溥仪满心欢喜地回到了静园。

　　不料，一回到静园，就被泼了一身冷水。头一个表示反对的是陈宝琛，追随他的有胡嗣瑗以及婉容的老师陈曾寿。

　　陈宝琛说道：“皇上是了解罗叔蕴的，素来言过其实，此次又犯了鲁莽乖戾的老病。关东军一区区大佐之代表，更不能贸然置信。”

　　胡嗣瑗说道：“东北的局势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以及民心的趋向等等，目前还未见分晓，至少要等刘等三人探得真相之后，才能决定行止。”

　　听了这些泄气话，溥仪颇不耐烦地直摇头：“熙洽的信，绝不会说谎。”

　　八十四岁的陈宝琛听了溥仪的话，样子很难过，愣了一阵之后，很沉痛地说：“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微臣终身之愿？惟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

　　陈曾寿说道：“皇上何等尊贵之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切不可轻就险地。”

　　溥仪看和这几个老夫子实在是说不通，叫人马上催郑孝胥来。郑孝胥虽也已经七十一岁，但雄心未灭，且刚做了“皇亲”——溥仪的二妹和郑孝胥的长孙定了亲，对复辟更加上心。溥仪估计郑孝胥在听到熙洽和关东军请他出关主持大计的消息，必定是与陈宝琛的反应不同，该是大大高兴的。

　　没料到，郑孝胥却并没有表现出溥仪所料想的那种兴奋，而是一边摸着胡须，像是很高深地说道：“辗转相垂，至有今日。满洲势必首先光复，日本不迎圣驾，也不能收场。”他沉吟一下，说道：“不过，何时启驾，等佟济煦回来之后再定，更为妥帖。”

　　见众人皆不支持，溥仪甚为气馁，咚咚地上楼回房间了。

　　溥仪走后，郑孝胥对三人说：“如今局势，世界萧条，世界恢复之希望端赖中国，中国兴则世界兴也，故泰西有人主张应组一国际经济财政银行团，以美国为领袖，供中国以资金，惟一目的，为振兴中国。中国所需者，开放门禁也。”

　　见众人不爱搭理，郑孝胥裂目道：“民国亡，国民党灭，开放之期已至！谁能为之主人者？计亚洲中有资格者，一为日本天皇，一为宣统皇帝，然使日本天皇提出开放之议，各国闻之者，其感念如何？安乎？不安乎？日本皇帝自建此议，安乎？不安乎？若宣统皇帝，则已闲居二十年，其权力已失，正以权力已失，而益其提议之资格。以其无种族国际之意见，且无逞强凌弱之野心故也。故，皇上不必急于去大连，而失此良机也。”

　　见众人对他的共管之论毫不感兴趣，郑孝胥翘着胡子也走了。

　　陈宝琛、胡嗣瑗、陈曾寿三人沉默坐着，心里各想着心事。

　　陈曾寿说道：“罗郑二人，皆乃言过其实之辈，好声张。凡事不密则害成。所当暗中着着进行，不动声色，使人无从窥其际。待机会成熟，然后一举而起。故不动则已，动则必期于成。若事未实未稳，已显露于外，使风声四播，成为众矢之的，未有不败者。今皇上安居天津，毫无举动，已远近传言，多所揣测。如果有大连之行，必将中外喧腾，指斥无所不至，则日本纵有此心，亦将阻而变计。彼时进既不能，退又不可，其为危险岂堪设想。且事之进行，在人而不在地。苟机有可乘，在津同一接洽；若机无可图，赴连亦属罔济。且在津则暗中进行，而易混群疑，赴连则举世惊哗，而横生阻碍也。我等需劝谏皇上景行行止，切不可轻举妄动。”

　　十月八日，庄士敦从山东威海卫急急赶来天津见溥仪。

　　陈宝琛等人同庄士敦借机劝谏溥仪。

　　陈宝琛说道：“在津则事虽不成，犹有余地以自处；赴连则事苟无着，即将悬寄而难归。事理昭然，有必至者。抑在今日局势未定，固当沉机以观变，即将来东省果有拥戴之诚，日本果有敦请皇上复位之举，亦当先察其来言者为何如人。若仅出于一部分军人之意，而非由其政府完全谅解，则歧异可虑，变象难测。万一其政府未能同意，中道改计，将若之何？是则断不可冒万险以供其军人政策之尝试。若来者实由其政府举动，然后探其真意所在。如其确出仗义扶助之诚，自不可失此良机；如其怀有利用欺诱之意，则朝鲜覆辙俱在，岂可明知其为陷阱而甘蹈之。应付之计，宜与明定约言，确有保障而后可往。”

　　溥仪听了，问庄士敦：“陈师傅所言，先生以为如何？”

　　庄士敦答道：“考虑周详，句句在理。”

　　陈曾寿说道：“与日约言，确须预先考虑也。大抵路、矿、商务之利，可以酌量许让。用人行政之权，必须完全自主。对外可与结攻守之同盟，内政必不容丝毫之干预。此当预定一坚决不移之宗旨，以为临事应付之根本者也。···自古未有专恃外力，而可以立国者。此时局势，亦必东省士绅将帅先有拥戴归向之表示，而后日本有所凭借，以为其扶助之资。以此观之，此时时机，似尚未至。”

　　溥仪又问庄士敦：“陈顾问所言，先生以为如何？”

　　庄士敦答道：“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陈曾寿继续说道：“今日东省人士犹怀观望之心，若见日本与民国政府交涉决裂，当有幡然改图者矣。今列强外相群集于日内瓦，欲借国联局面施其调停。日本不肯开罪于列强，闻已提出条款大纲，若民国政府应允，即许退兵。在民国政府虽高唱不屈之论，实则色厉内荏，恐终出于屈服之途。日本苟尝所欲，必将借以收场。若交涉不能妥协，则或别有举动。此时形势犹徘徊歧路之间，万不可冒昧轻动，陷于进退维谷之地也。”

　　溥仪问庄士敦：“以先生看来，日本与南京方面将以何收场？”

　　庄士敦答道：“蒋介石已有明宣，‘攘外必先安内’。”

　　陈曾寿说道：“庄先生所言乃一针见血也。观今日民国情形，南京与广东虽趋合并，而彼此仇恨已深，同处一堂，互相猜忌，其合必不能久。彼等此时若与日本决裂，立将崩溃。如允日本要求，则与其平日夸示国人者完全背驰，必将引起内乱，无以自立。日本即一时撤兵，仍将伺隙而动。故此时我之所谋，即暂从缓动，以后机会甚多。若不察真相，轻于一试，一遭挫折，反永绝将来之望，而无以立足矣。”

　　胡嗣瑗趁机劝道：“皇上天纵英明，饱经忧患，必能坚持定见，动合机宜，不致轻为所摇。”

　　溥仪听了，内心极为矛盾，怔怔地看着庄士敦，问道：“日本对东北，将以何种方式了结？”

　　庄士敦答：“社会上传闻‘田中奏折’一事，想必皇上亦听闻过。是真是假，尚不能确定，但如果是真，东北重覆朝鲜之辙，似不能免。”

　　溥仪听了，沉默无语。

　　十月八日晚，庄士敦由天津前往北平。一抵北平，张学良即派人将庄士敦接到其官邸，询问一些溥仪的事，说道：“现在外面盛传，溥仪要到东北去，是否有此事？”

　　庄士敦：“张将军为何不派人去问呢？”

　　张学良：“你是溥仪的师傅，你又刚从天津来，所以我问问此事。”

　　庄士敦：“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

　　张学良：“无法回答，即是回答。不知是否可请先生代传一句话，即使溥仪去了东北，东北也不会是他的，不要做青天白日梦。”

　　庄士敦看了张学良办公室内悬挂着的青天白日旗一眼，说道：“对不起，我不能代传这句话。”见张学良非常不满地看着他，庄士敦说道：“恕我冒昧，既然你想说的话，为何不自己去说呢？”

　　张学良：“为了溥仪的面子，毕竟我家世受清室恩禄。”

　　庄士敦遂告辞离去。

　　庄士敦见到的是一个面黄肌瘦、饱受鸦片、吗啡之苦的张学良。

　　鸦片最初是来自英国的，那时大清至少知道要禁毒，甚至为了禁毒不惜发动鸦片战争。现在，鸦片反而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支柱。

　　庄士敦决定去下一个城市——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