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兵变在北方即将爆发，张学良必须争取到徐永昌。于是，张学良派李煜瀛出面联络。徐永昌拖着生病的身体赶赴北平，与张学良会晤。张学良首先表示与山西合作之意，徐永昌也深感面对眼前复杂的局势，只有与张学良合作，才不致再生大乱。

　　在与张学良就奉晋合作安定北方达成共识后，徐永昌差其秘书长王均一赴大连专向阎锡山报告。阎锡山表示赞成，并说：“此时我们总要有一朋友，犹之古代所谓与国，在北方互为犄角，才可安定。”

　　蒋介石原本希望石友三这个“楔子”是为自己将来所用的，不料，竟然被汪精卫先用了，于是也就在广州政府与冯、阎纵横捭阖之时，蒋介石一再催促张学良解决石友三。

　　蒋介石乘张学良赴南京出席国民会议之机，极力拉拢，希望利用东北军力量安定北方。张返北平前，蒋一次性馈赠现金三百万，并亲自到机场送别。张学良回到北平后即借口东北军换防，于六月十二日，张学良从关外调入步兵三个旅、炮兵两个团入关。

　　张学良突然派兵入关，顿时引起各方关注。

　　此时，孙殿英已明确向石友三表示一起干的决心。

　　韩复榘却态度模糊，隐晦地劝谏石友三：“时局不靖，各方情形极为复杂。吾辈必须力持极稳重镇静之态度，方可应付环境。”

　　石友三与韩复榘可谓是一对难兄难弟，当初一同背冯投蒋，韩复渠从一而终，结果获得封疆大吏，石友三一再反复，处境愈难。

　　韩复榘是怎样一个人？是现代版吕布，文武双全，反复无常。

　　韩复榘态度不明朗，这对蒋来说，“韩向方之存心令人无从捉摸，则北方安危亦无从捉摸矣。”

　　于学忠，山东蓬莱人，原吴佩孚手下将领，一九二七年六月，在北伐军打击下，所部被冯玉祥收编，后转投奉系，受到重用，此时任平津卫戍司令，担负津浦线防务。

　　正是由于于学忠非嫡系这一特殊身份，因此也成了各方争取对象。

　　这个时候，日本人并没有闲着，除了将万宝山事件越弄越大之外，还四处散播张学良病危的消息，日本驻济南领事甚至还向韩复榘造谣称张已病故。

　　见事大有可为，在大连的阎锡山态度一变，准备反蒋倒张。

　　在山西境内的冯玉祥函告徐永昌，说他与阎锡山及两广均联络妥当，第一步教石友三发动反张，大家帮他驱逐奉军。与此同时，阎锡山与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陈济棠也先后致信徐永昌，表达同样的意思。对于冯、陈，徐永昌未予理会，阎锡山处则再派王均一转达前述之意见，并强调：“我们已与张汉卿说好，奉晋合作安定北方，未及多时我们变卦，其结果必至难以自处。”

　　阎锡山则倾向于与冯陈的约定，一连几次派人催促徐永昌出兵助石友三。最后，张煦南衔阎锡山之命到太原见徐永昌，说：“此时反蒋驱奉，乃千载难遇之机。军事上说，中央军被牵制于剿共战场，无暇北顾；政治上说，此次是粤系与蒋系之一决裂，我们不仅得到广东政府支持，我们还得到第三党支持！千言万语，归为一言，阎先生要您支持石友三将奉张打出关去！”

　　徐永昌反驳道：“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有无前途，在乎时势与机会，亦在乎自己的作为，不能不择手段，不计利害，强行乱做。我觉得现在我们一动，整个北方即将变成覆巢。第一张汉卿当然无能为力，马上退出关外，或仅退过滦河，我们的力量顶多追到滦河，此时晋军全部加上石友三、宋哲元、孙殿英、庞炳勋、韩复榘这些力量，远不如我们十九年的力量，如何抵得中央加上张学良？我敢断言，张退滦东后，我们这批无识见的野心家，一定分赃不均，互相埋怨，纵与时间，不但毫无作为，或且自起事端，而张则必与中央联合，一面分散我们的团结，一面向我们压迫，彼时我们便求一如今日的局面而不可得。这是在利害上说不可如此作。即仅就已与人家说好，两下合作安定北方一点来说，亦不能不顾信义，无端反复。至于阎先生出处，我自觉有机会便能出山，何可不顾成败，乱动强出，坏大局而害自己。”

　　随之，徐永昌又秘密致函阎锡山，说道：“联冯可乱北方之局，联张可安北方之局，北方局势乱，中央势必强势介入，则长官出山无日矣，察之。”

　　阎锡山遂打消了助石友三之念。

　　冯玉祥虽在草庐之中，却像孔明一样，纵横天下，致电粤方汪精卫、孙科等人表示：“拟将敝部暂分为三个集团军暨两个独立部队。以宋哲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至孙连仲、吉鸿昌拟俟发动时，任为独立部队司令官。惟各部官兵困苦异常，倘发动后，对于给养一层，尚有多少顾虑…”

　　接电后，粤方立即派李汉魂为代表来顺德对石友三进行联络，许以国府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又汇来款五十万元。

　　石友三实在是个拿钱肯办事之人。

　　就像当初率先反蒋，隔着长江炮轰南京一样，七月十八日，石友三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首先下令截断南北交通。二十日公开发表讨蒋通电，表示：“友三等以身许国，宁敢后人，为整师旅，同申讨伐，沉舟破釜，义无反顾，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随后，石友三部开始沿平汉路北进，第一作战目标是占领石门，第二作战目标是占领保定，然后进军平津。

　　石友三发出通电之后，冯玉祥日夜致电旧部韩复榘、宋哲元，在致宋电中，称：“方今蒋逆已陷于四面楚歌，无暇北顾，而张逆则有心腹之患，无力南犯，此诚讨蒋以来未有之机会。”冯电竭力鼓动宋哲元等“即日全体联名通电响应友三”。

　　收此电后，宋哲元召集众将领商讨。

　　师长刘汝明赞同响应石友三，并表示说：“如坐视不援以致失败，公谊私交应无解说。”

　　第二十九军总参议萧振瀛则建议宋哲元道：“此次汉章（石友三）所联各方多怀二志，如发动将必败。吾军必须沉静观变，不可表示。晋方代表在京云宋（哲元）如与石（友三）同举动，必乘此消灭吾军等语。无论如何不出山西为主义，以便将来有所作为。”

　　此前，蒋介石已开始施展银弹攻略，不断使钱收买山西商震、山东韩复渠。

　　晋系将领商震因非属阎锡山五台派嫡系，不为阎所信任，故中原大战后投靠蒋介石，对蒋颇表忠心，而受任为山西省政府主席。晋系将领多忠于阎锡山，坐视成败，商震只好率其所部出山西，助张反石。

　　七月二十一日，石部占领石门，继续向北推进至保定以南地区。

　　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称：“粤桂倡乱，石友三叛变，暨赤匪肆虐，以及朝鲜侨胞之惨案，四者互为因果。叛徒军阀，唯恐赤匪之肃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变以应之。帝国主义者唯恐军阀之消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

　　当日，蒋介石、张学良分别通电讨伐石友三，南京国府任命张学良为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王树常为第一、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为南路集团军总司令，并调中央军顾祝同部率第一、二、三师部队，经由平汉路北上进击石部，与张学良指挥的部队，形成南北两路钳形的攻势。

　　同日，宋哲元及其第二十九军诸将领通电声讨石友三。

　　从七月二十八日起，东北军主力同石友三在保定一带激战三日。商震率部从山西沿正太线，经娘子关出井陉到石门，自其左翼侧击；中央军刘峙、顾祝同自河南沿平汉线，经郑州过黄河北来，击其后路。于学忠部不但没有响应，反而成为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主力。三十一日，石友三部在三面围攻中全面溃退。石率残部逃到山东时仅剩四千多人。张学良命令韩复榘收容后改编为四个团。

　　由石友三而掀起的数月热浪，终于平息了。

　　因万宝山事件而掀起的朝鲜反华事件也因为日本造谣记者金利三在《吉长日报》上发表《谢罪声明书》，承认自己捏造了假新闻，并指出是受日本领事馆愚弄，而渐渐平静下来。

　　七月下旬，长江中下游暴雨成灾，大水席卷江淮流域八省二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灾民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损失达二十多亿元。

　　国民政府一面无力赈灾，一面却不顾黎民之苦，而是加大力度对洪湖地区、江西地区红军进行残酷的“围剿”。

　　天灾人祸，正肆虐着中国。

　　3

　　年初，日本陆军情报科大尉中村震太郎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之命，随者有士官井杉延太郎及一名蒙古向导留存宝、白俄翻译米罗阔夫，一行四人前往中国东北兴安地区。

　　中村震太郎此行目的非一般的间谍行动，它关乎着日本帝国一个狂妄的计划。

　　到了七月份，洮南日本领事接到中村已经由海拉尔出发的电报后，计算预定到达洮南的日期已经过了二十多天，还不见中村等到达，遂派人沿着中村所走的洮索路线向北寻找，及至佘公府地方，遂得到该处蒙人告密——“此四人已经被抓了。”

　　然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案件立即送到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手里。接到此案之后，土肥原贤二陷入沉思之中，要在茫茫林海找到四人尸体、遗物，比大海捞针还难。

　　但是，土肥原贤二了解中村震太郎，这是一位优秀的特工，他一定会在死前留下线索。

　　于是，土肥原贤二派出得力人员奔赴该地区，进行隐秘的调查，终于在一家典当行中发现了一块“三道梁”牌手表。这种手表是精工社为日本军官特制的，市面上根本见不到。由这块手表很快就找到了典当人。

　　原来，中村一行四人于六月二十六日被当地驻防的东北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由于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于二十七日凌晨将其秘密处死并毁尸灭迹。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中村必须留下一个铁证，他看中了一位看守他的卫兵，便将自己戴的手表随手给了他。

　　中村非常了解人心，一个下等阶级之人，是一定抵挡不了一块手表的诱惑，且一定不会交出，也不敢深藏，唯一的可能就是将它变卖为钱。

　　土肥原贤二从纷繁复杂中也与中村同一思路，于是，他重点调查的正是典当行。

　　获得铁证之后，土肥原贤二几乎是直奔关东军参谋部，开口就要见板垣和石原二人。在一间密室里，三人盘腿坐成一圈，中间放着的正是那块手表。

　　“这块手表完全可以成为帝国开战的理由！”土肥原十分兴奋地说。

　　“是的，是的，现在东京方面那些愚蠢的弱者终于没理由阻挡关东军的行动了！”板垣亦是激动万分地说道。

　　然而，石原平日里狂妄劲没了，他此时无比安静，就像一位有道高僧，闭目打坐。虽然，石原的职位最低，在等级森严的军队体系中，是鲜少长官尊敬下级的，除非一种情况，这位下级确实有过人之处。

　　板垣和土肥原一致地认为，石原是一位智者。

　　石原外表疯狂、行为怪诞，不是张扬他的个性，而是掩盖他的智慧。

　　沉默许久之后，石原才说了一句话，“我们要用这块手表换一个满洲国！”

　　板垣和土肥原听了，几乎都惊住了，“换”而不是“打”。接下来，石原突然又展现了他疯狂的一面，滔滔不绝地说着，然而他说的全是中东路事件。

　　“石原君，你为何重提中东路事件？”板垣问道。

　　石原意味深长地说道：“因为那是一场演习，一场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