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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日本人逼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其中第二号第二条规定：“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厂房，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袁世凯被迫与日本签订了《民四条约》，日本享有在南满拥有土地租借权和所有权。但紧随其后，袁世凯就颁布严令《惩办国贼条例》，该条例规定了严禁与外国人私订契约、出租售卖土地矿产的条例。

　　日本浪人在侵略中国中，总是扮演多重角色，其中最重要角色是扮演成为亲华派，与中国各色人等交往，著名的就是与同盟会交往的那些浪人，看上去同情中国革命，实际上都是为本国侵华势力服务。另一些日本浪人起的则是欺骗本国人民的作用。那些在中国混迹的日本浪人，就像蛇头一样，将一批又一批日本农民骗来东北，当然，也有骗往东南亚，甚至骗往南美的，目的就是为了侵占别国领土作准备，所谓的屯驻民。

　　这些稀里糊涂被人花言巧语骗来的日本农民，到了中国东北以后才发现，土地虽多，但都是已经有了主人的，真正没主人的荒地则是开垦不出来的，原因也几乎只有一个——缺水。

　　于是，从中国农民夺取土地，就成为日本人的最主要手段，其操作方法是：

　　日本浪人用朝鲜农民在中国的土地上自作主张地开沟修渠，抢水，有意挑起冲突。冲突发生以后，威逼利诱东北当局官宪不闻不问，再出动关东军维持秩序，最后把中国农民强行赶出家园。

　　用这种圈地办法，日本农民抢夺了不少耕地，在中国建立了不少日人屯庄。

　　这种因挖沟抢水以致发现械斗的情况，天天都有，以致东北当局都习以为常了，就本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光荣传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就是一点土地嘛，给他！”

　　石原莞尔拨着算盘算，按这种蚕食办法，要将满洲全部蚕食，得用数百年，而且还得保证日本女人能像耗子一样一年能生好几窝才行。

　　自从膀胱受伤之后，石原莞尔想女人的时间就少了，想男人该干的事就多了。想了还不算，还得说出来。

　　于是在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一群参谋们盘腿坐在地上，听石原莞尔讲他的“最终战争论”。为了去掉官方色彩，彰显这只是学术，所以大家一律穿和服，身边都放着一把长刀，破腹用的短刀依然别在腰间。

　　石原莞尔说世界会经历一次大战，东方王道主义与西方霸道主义的火拼，然后走向统一。为了支持这一论调，石原搬出了佛祖，说道：“据释迦牟尼预言，进入这个时代后，纷争会变得如火如荼，佛教的力量消失殆尽，此时代亦称‘末法时代’。另据天台大师说法，佛将会在纷争的时代派出自己的使者，派出节刀将军；那个使者将会如此这般的做事，然后如此这般的推广教诲。”

　　有人问道：“石原君，‘如此这般’是哪般？”

　　石原莞尔拔出长刀，凶狠地左劈右劈上劈下劈，然后继续说道：“日莲上人坐化前曾留下遗言：‘在未来将会有一场以日本为中心的前所未有的大战。那时本化上行将会再次降临世间，在日本建立本门的戒坛，以日本的国体为中心实现世界统一。世界统一将在历史上佛灭之后的两千五百年达于完成。’”

　　一人掐着手指算着，说道：“如此说来，那么佛教的世界统一也就只剩下大约六七十年了！”

　　石原莞尔点了一下头，说道：“是的，所以时间紧迫。”

　　有一人听了这话，竟然暗自笑了，见石原很不满地看着他，就耻笑道：“石原君，你说的是神话故事吗？”

　　石原大怒，骂道：“八嘎！你比佛更加高明吗？”

　　众人也都愤怒地看着此人。此人只好低下头，表现得很后悔说了刚才的话的样子，以换取众人的谅解。

　　此后，石原纵横古今日外，侃侃而谈，将人类世界发展总结为五个阶段：蛮荒时代、宗教统治、宗政合治、国家主义、国家联合。

　　石原说道：“世界各大强国已经完成了国家主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国家联合，比如欧洲、苏联。但是，欧洲人的本性是吵架，他们的国家联合并不强，而苏联由于俄人恐怖统治，其国家联合反而要强于欧洲。我们的邻居中国，尚未完成国家主义，或国家主义很弱，苏联人想方设法，试图通过共产主义，将中国联合，我帝国不得不予以重视。”

　　这个时候，一直认真在听，一直默默无语的板垣征四郎说话了，“帝国与苏联必有一战，此战将决定谁是亚洲霸主。”

　　对于领导的话，石原表示赞同之后，又更进一步阐述道：“然而，与苏联之战并非最后之战，与美国之战乃最后之战。”

　　此话一出，众人皆惊讶不已。

　　一人问道：“与美国决战？石原君，你确定帝国必须与美国决战吗？”

　　石原答道：“历史上最强的是元帝国，几乎统一了欧亚大陆。那时，美国是蛮荒之地，自然无力干涉。现在则不同，美国经济军事均乃全球最强者，势必干涉欧亚大陆。帝国与美国之决战，时间上就像是占卜一样不能说是科学的，但又不完全是空想。像我再三重申那样，纵观西方历史，战争技术剧烈变换的时期，也恰好是一般文化历史的重大转折期。以这个观点为基础，从时间上看，中世纪大约一千年；然后是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大约三四百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到第一次欧战结束，是一百二十五年。千年、三百年、一百二十五年，每一次大战的时间间隔都在急剧缩短，以此算来，下一间隔五十年内，必有一次大战。”

　　一人反驳道：“石原君，佛不是说六七十年吗，怎么又缩短到五十年？”

　　石原答道：“一战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你不会算术吗？”

　　此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石原却一脸凝重之色，说道：“战争的爆发与武器技术的进步、军工工业的发展有莫大关系。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各大强国都在加快、加大军工业发展，未来国家联合之战，势将加剧。保守估计的话，或是三十年有大战。”

　　“三十年！”一人惊叫道，也不知他是害怕还是兴奋，总之声音很大。

　　石原沉默良久，十分凝重说道：“若是按不保守估计，或许未来在十年内！”

　　此话一出，就连素来被称为“板垣之胆”的板垣征太郎也吃了一惊。

　　所有人都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之中。

　　突然一人问道：“石原君，你为何会得出如此奇怪结论，难道你比佛还高明吗？”

　　石原头微微上翘，像是看着天，自言自语道：“这是一个不被佛光笼罩的世界，世界黯淡无光，要结束这个黑暗年代，唯有战争！十年，或许更早！”

　　板垣征四郎打破沉默，说道：“以帝国本土与美国决战是不行的，必须取得支那，大日本帝国才有战略纵深。”

　　石原激动地说道：“欲得支那，先取满洲！”

　　所有人都激动起来，都在出谋划策如何如何取得满洲，这个时候，石原反而不说话了。一番叽叽喳喳的讨论之后，作为领导的板垣认为众人之论皆不可行。等众人都走后，板垣问石原：“石原君，你对取满洲，有何高见？”

　　石原微微一笑，说道：“取满洲并不难，难的是让东京下决心。”

　　板垣终于显露出胆大一面，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如果东京下不了决心，那就避开东京！”

　　民国二十年，即公元一九三一年，五月，“万宝山事件”爆发。

　　万宝山事件原本不算什么事件，就是几十个朝鲜农民在日本浪人的怂恿下与东北农民挖沟抢水，最后发展到双方拿着锄头械斗。

　　这种事在东北天天都可能发生。

　　原本就是抓一把土灰，往伤口一堵，止住流血之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的小问题，却不料在日本关东军的操作下，变成中朝冲突的大事。

　　原因是，一个日本记者在朝鲜散布消息，说中国农民打死几十个朝鲜农民…

　　2

　　就在上年中原战争即将落幕之际，不甘失败的汪精卫、阎锡山等人来到太原，制定并公布了所谓的《太原约法》。

　　汪、阎等人这一政治举动，不但推翻了国民党三全大会制定的将全部孙总理遗教作为训政时期国家根本法的议案，而且对国民党是否有权实行以党治国的根基也加以否定。这自然在国民党党内掀起了一场训政时期是否需要约法的轩然大波，也是对胡汉民一贯主张的以党治国的巨大挑战。

　　一九三一年初，经历中原大战之后，在蒋介石看来，他已经完成了武力统一中国的任务，已经没有哪个武装集团或武装联盟有实力与中央军对抗，因此国家可以由训政而进入宪政，以宪制国。

　　蒋介石制定宪法、依宪治国，是符合民众要求，也符合党内各派系要求的。

　　但是，却遭到党内元老胡汉民的极力反对。胡汉民主张的是以党制国，认为目前政治形势还无法达到以宪制国程度。

　　因约法之争，一怒之下，蒋介石将胡汉民给幽禁了。

　　胡汉民、汪精卫乃孙中山左肩右臂。胡在国民党内地位之高，又担任着立法院院长，只因为主张同蒋不同，便可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剥夺自由，一夜之间成为阶下之囚，此事立即引起政坛动荡，舆论喧哗。

　　此事立即引起粤系的大联合，以汪精卫、孙科为代表，在广州建立了国民政府。

　　上年八月，从国外回来的邓演达为继续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上海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被称为第三党。由于邓演达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国民党内享有很大影响力，邓演达在国民党军队中不断活动、穿针引线，对蒋黄埔系、中央军进行瓦解。

　　蒋介石正是在这种“内忧”中，发动了对红军的“围剿”，以达到团结党内的目的，因为国民党最高政治正确即是反共。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考虑战后全局布置时，曾在日记中写道：

　　广西之桂逆、江西之共匪、山西之叛部、山东之冯部、四川之劣军，皆须处置妥善，不使牵一发而动全身也。仿鲁军能遵命开至江西，则共匪与冯部皆有办法。至于桂逆，只求其解散张发奎所部，李、白迅即离桂则可矣。而山西急于四川，亦应速办也。

　　在这日记中，有一句非常重要——“仿鲁军能遵命开至江西，则共匪与冯部皆有办法”。仿鲁即是投蒋的孙连仲。孙连仲率部于一九三一年三月奉蒋命令开往江西。蒋的决策是以杂牌军去剿共，达到既消灭红军又消灭杂牌军之目的。

　　在此日记中，还特别提到“山西之叛部”。山西之“叛”部，即指中原大战时反蒋联军的阎锡山旧部，也指寄居于山西的宋哲元、孙殿英、庞炳勋部。这些部队都在蒋介石的处置计划当中，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成为“反蒋分子”。

　　中原大战，在战局落幕之际，蒋介石宽宏大量地让反蒋联军石友三部安然地渡过黄河，并赋予其攻城略地之“准许令”，并更加宽宏大量地让他加入东北军，蒋的目的只有一个，在东北军中打入一个随时可以造反的“楔子”。

　　石友三，吉林长春人，最初是投军北洋军吴佩孚部下，又转投冯玉祥部下，任其马夫、亲兵，因作战勇猛而一路晋升，成为冯玉祥十三太保之一，被蒋介石收买，转投国民政府，不久，又回到冯玉祥怀中。绕了这么一大圈之后，中原大战时，石友三又与张学良、蒋介石电信往来，做好下一次倒戈准备。张学良通电拥蒋，入关参战，石友三见状立即通电响应张学良，率部割据豫北、冀南地区。一九三一年，张学良将石友三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石友三任总指挥，军部驻邢台，全军六万余人。

　　此时，王树常任河北省主席，刘峙任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商震任山西省主席，刘翼飞任察哈尔省主席，李培基任绥远省主席。在六省之中，中央占河南、山东两省，奉系占河北、察哈尔两省，阎系占山西、绥远两省。

　　石友三的位置恰好是地跨河南、河北两省，与中央和东北当局抢地盘。

　　石友三认为自己拥有的兵力不在韩复榘之下，而且建制完整，又在张学良入关前就已致电张学良、蒋介石表示服从东北、中央，却一无所得，十分不满。

　　张学良大多时间在东北，由参谋长戢翼翘负责处理海陆空副总司令北平行营事务。

　　中央派张群到北平来和戢翼翘商量，戢说：“山西情况已很复杂，自然是不便石部去。现在石部占据豫北，有一个办法，不如就在豫北划彰德、卫辉、怀庆三府做他的防区。”

　　张群说：“刘峙怎么肯答应！”

　　提到绥远，戢翼翘说：“一山难容二虎，李培基、傅作义二人都不会答应的。”

　　张群意味深长地问道：“能否开往察省？”

　　中央希望石部往北边来，东北当局则希望石部往南边去，戢翼翘趁机建议道：“不如效仿孙仿鲁，将石部开往江西或鄂豫皖共区，为政府剿匪所用！”

　　张群十分为难地说道：“石部上次炮轰南京，正是因为被派遣开往匪区！”

　　戢翼翘随即向张学良报告了此次会谈。

　　这个时候，张学良才意识到石友三是一个烫手山芋。

　　当初，蒋介石是答应过石友三的，占多少地就给多大的官，这句话石友三一直记在心里，于是在一人的怂恿下，就准备从张学良手中夺取地盘。

　　张学成，张作霖的二哥张作孚的长子，其父死后，他与胞弟学文及三个妹妹均由张作霖抚养成人，与堂哥张学良同期就读于东北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后，与其弟张学文一同被张作霖送到日本陆军大学留学深造，归国后张作霖提拔张学成为卫队营营长，不久，又提拔他担任团长、旅长。张学成并不满足旅长一职，因为此时张学良已经是军团长。正好张宗昌邀请他到自己的部队担任师长，张学成借口出去历练一下，便离开奉天，来到张宗昌手下出任师长。张学良执政东北，托人带信给张学成，让张学成回东北，张学成没有回音。张宗昌的部队被北伐军、东北军联合击败后，张宗昌逃往大连，张学成则投靠了石友三。

　　正是张学成怂恿石友三倒戈张学良。

　　一听可以倒戈，石友三激动得眉飞色舞。

　　石友三找到的新主子，即是汪精卫、孙科主持下的广州国民政府。

　　石友三知道凭自己一己之力是不够的，于是派人去找老长官冯玉祥，因为论起倒戈，冯才是真正的“老祖宗”。

　　此时，冯玉祥穷得像是老牛了，靠吃草维持生计了，好在同样很穷的宋哲元时不时周济一下他这位老长官。

　　冯玉祥就撺掇着旧部石友三、宋哲元、韩复榘、孙殿英等联合起来，驱奉出关，并言：“张不去则蒋赖以存，蒋不去则国难以治。”

　　与此同时，广州方面也在做阎锡山的工作，此时，阎锡山躲在大连，算作是出洋了——大连是日本人地盘。

　　在太原主持工作的是徐永昌。

　　中原大战，晋军损失并不大，整编后，晋军原来的一军若干团变成了一师若干团，缩编仅是军换成师而已，实力依旧。与军队的整编相比，经济问题更为棘手。徐永昌主政太原后，约三四个月期间，维持晋绥局面非常困难，尤其是经济。其先固然是兵多钱少，其后是队伍不整编好，张学良不发饷，而入晋的庞炳勋、宋哲元、孙殿英等部粮秣杂费之支付，以及山西自己的队伍、番号虽缩小，而饷额并未大减，该支付的除军粮外，尚需一些副食及杂费等等，粮是实发，饷则因晋钞跌价，无形中去了八成，而徐永昌就以财政整理处留存的三四百万元，一直维持到队伍整编好，发饷为止，度过了最困苦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