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正事时，张钫说道：“此次我来，是劝你倒戈的。”

　　孙殿英一下就坐直了身，说道：“冯总司令对我是很赏识、很器重的，士为知己者死，要让我倒戈——”说到这，孙殿英意味深长地停顿下来，做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张钫劝道：“做我们这一行的，眼光，眼光！我们是政府军，你们是造反军，你可要选对路，要不，这一趟生意就得赔本了。”

　　孙殿英见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也不必装清高了，就说道：“倒戈也不是不可以，有什么好处吗？”

　　张钫听了，十分生气地说道：“眼光，眼光，你得把眼光看远些。现在虽然得不到什么好处，可是蒋总司令将来能亏待你？”

　　孙殿英见没有好处，就心灰意冷起来，说道：“没有好处，我是不倒戈的。行话说，贼不跑空，你总得给我一些好处嘛！”

　　张钫见说不动对方，只好说道：“你要好处，我回去请示蒋总司令，再来答复你。”

　　正当张钫起身要走的时候，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声音，“慢！”张钫转过身，见孙殿英一双小眼睛咕噜噜地盯着他看着，不由吃了一惊，问道：“你要干什么？”

　　孙殿英阴笑着说道：“眼光，眼光，在我的眼光里，你就是墓外那块石碑！”

　　张钫不解，惊慌地问道：“你要干什么？”

　　孙殿英依然是笑着说道：“我想看看，你这块石碑能卖多少钱？”

　　孙殿英命人给蒋送去一封信，信里就一句话：“扣押张钫一名，拿钱来赎。”

　　蒋介石一看此信，气得破口大骂：“两军交战，不杀来使，我就不信孙贼敢杀张伯英。”旁边幕僚劝道：“当初正是张伯英劝得韩复榘投钧座，冯玉祥对张伯英恨之入骨，孙不敢杀，冯必杀之。”蒋无奈，只好答应十万赎金。

　　孙殿英见蒋允十万赎金，十分高兴，正准备答应放人，不料一看张钫，就想起他说过的话——“抬价”，于是，孙殿英给冯玉祥也写了一封信，信中也是寥寥几句话：“今押说客张钫一名，蒋允赎金十万，请指示。孙”

　　冯玉祥一听张钫这个名字，莫说杀，简直到了食其肉啖其血的地步，立即指示：“二十万，杀之！冯”

　　孙殿英什么话都不说，直接将冯玉祥的手令让人送给蒋介石。蒋一看，提笔在冯手令上加一行字：“三十万，放人！蒋”

　　孙殿英将此手令让人送给冯玉祥。冯玉祥乃火暴脾气，且此时他也没钱给孙殿英，于是就胡乱信口开河，补了一句话：“五十万，杀之！冯”

　　孙殿英拿着这手令来到张钫面前，递给他看。张钫一看，想不到自己竟被如此抬价，大惊之余，冷静地劝道：“冯素无信义，他能承兑？不如四十万，将我放了！”

　　孙殿英脑子里想的全是盗墓的情景，既然已经进入陵宫，看到棺材了，不打开看看，实在是不甘心。于是，孙殿英又让人将此信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一看，输人不输阵，不假思索，提笔就加了一句，“六十万，放人！蒋”

　　孙殿英得了此字据之后，拿给张钫看，便得意扬扬地说道：“我再转冯长官！”

　　张钫听了大惊，说道：“孙军长，孙军长，且听我一句话，不可再转了，不可再转了，你再转，冯势必又加价，冯可以信口开河，可蒋总司令是必须得兑现的。你再加，蒋总司令就不跟了。我这条命，值不了那么多钱。听我一句劝，为你为我，就六十万！”

　　孙殿英走到张钫，以十分同情的口气问道：“你真不值那么多钱？”

　　张钫十分诚恳地答道：“真值不了那么多钱！”

　　孙殿英只好作罢，在这张纸条上写上：“成交，拿现大洋来换。孙”

　　就这样，蒋介石命人用驴队驮了六十万现大洋，送入亳州城内。点了银圆之后，孙殿英让张钫骑着驴子出城。

　　张钫来到蒋介石面前，一面感谢其救命之恩，一面报告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冯军缺粮饷，胜负已到立见分晓之关键时刻。”

　　蒋介石对身边之人说道：“此一情报，胜六十万大洋！”

　　战了数月，蒋方与反蒋双方已经到了精疲力竭之际，此时，东北军已经成了双方决定胜负之关键因素。

　　谁能争取到张学良的支持？

　　3

　　蒋阎开始打口水战之时，阎锡山早早就派梁汝舟赴沈阳，就反蒋通电征求意见，请张学良联署。

　　张学良采取了不偏不倚、居中调解姿态。

　　对于阎锡山的大动作，蒋介石原本采取的是收买冯部，不料反被冯部利用，白白损失了不少军饷、枪械、弹药，而这些军饷、枪械、弹药后来恰恰成为冯部反蒋的资本。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认为，南北情势惟张学良可以左右之，因此先后派出了方本仁、吴铁城等人到沈阳，极力劝说张学良。

　　经过中东路事件的惨痛教训，张学良也已领略到与蒋介石合作必须慎之又慎。与蒋方人员谈话中，张学良采取了一种无精打采的态度。

　　此后为了拉拢张学良，各方人等纷纷派出游说团前往东北。阎锡山先后派出了贾景德、梁汝舟、傅作义等十余名代表。此外，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石友三的代表门致中，桂系代表何千里，汪精卫的代表陈公博也先后抵沈。形形色色，各为其主，摇唇鼓舌，频频活动，双方你方唱罢我登场，沈阳一时成为说客们纵横捭阖之地。

　　五月始，中原大战爆发。

　　蒋介石急于争取张学良，授意吴铁城、方本仁：“如东北能出兵，则可尽量允纳其意见，惟望其速出兵，否则亦望其先有明确表示耳。”

　　六月三日，张学良三十岁生日，高朋满座。

　　此时，各游说代表纷纷献上厚礼，在宴席上同坐一桌，南北双方各执一词，争到后来，大有到外面比划比划之意。

　　不得已，张学良只好上前劝和，说道：“诸位仁兄，今天来者皆是客，给学良一点薄面，不谈国事，更不可以武相会，给外人见笑。”

　　张学良所指外人，自然是前来祝寿的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

　　日本人一开始是安静的，很有礼貌的，但是喝了几杯黄酒之后，就露出本性来，高声喧哗，甚至拿着一个酒瓶，摇摇晃晃要找人对喝。谁都不爱搭理日本人，日本人就恼怒起来，言语里就左一个支那右一个支那。

　　一个日本军官拿着一瓶酒来到南北双方代表桌上，往酒桌上重重一放，说道：“有没有人敢跟我比比酒量！”

　　见他只是一个中佐，没有人搭理他。

　　此人大怒，大声喝道：“难道你们支那人就没有一个有胆量的吗？”

　　此话一出，全场都安静下来，大家看着这个醉醺醺的日本人，虽有怒火，却无一人上前接受挑战。

　　一般赴酒席，大家是不带武器的，即使带了，也要存放在接待处。但此人腰间却别着一把又长又破的军刀，那模样就像身后拖着一个扫把似的。

　　他就是石原莞尔，喝了点酒就开始发酒疯了。

　　见大家都在看他，石原就更加得意起来，大声说道：“连酒都不敢喝，你们还算是个男人吗！啊，哈哈哈…”

　　“我跟你喝！”一位说客拿出两瓶酒放在自己身旁，然后哗哗倒满一碗酒，咕噜噜就喝下。

　　石原也是倒满，也是咕噜噜喝下。

　　两人就这样，你一碗我一碗地喝着，谁都不服输，看得众人大惊失色。

　　喝到最后，两人面前各自一碗酒，两人都想伸手去端，却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张学良走过来，对二人说道：“二位都是酒中豪杰，此番斗酒，不分胜负！”

　　二人得了此台阶之后，说客先坐下。石原也晃晃荡荡走回自己座位上，一坐下，当即双手扶着桌子。

　　日方怕石原出丑，赶紧命人将石原送回。

　　此次斗酒，几乎要了石原的命，原因是石原回去后，将衣服脱得一干二净，却独独抱着他那家传宝刀睡，结果石原的宝贝蛋竟然被锈迹斑斑的刀鞘割伤，从此留下膀胱炎这难治之症。

　　第二天醒来之后，石原除了让人包扎一下他的宝贝蛋，就是命人去查与他斗酒的这个人来历，调查结果是，他是阎锡山麾下将领，名叫傅作义。

　　得此报告之后，石原先是纵声大笑，后是陷入沉思之中。

　　此次斗酒，看似石原略胜一筹，因为石原是半醉之后开始比拼的，对方似乎先前并没有喝多少酒。但是，令石原震惊的是，对方喝酒喝得干干净净，一滴酒都未滴到衣服上，相反，石原却是喝得前襟湿透。

　　“支那竟然有如此将军！”石原喃喃自言道。

　　张学良趁东北各要员到沈为他祝寿之机，商议应付时局大计。东北内部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汲金纯等老派人物，坚持东北中立，不与任何方面合作，主张保境安民。张作相代表老派发言说：“咱们吃高粱米的，哪能斗得过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的。”王树翰、刘哲、刘尚清、沈鸿烈等人则主张出兵关内，帮助蒋介石，并借机再图大业。

　　此次会议中，张学良没有作任何表态。

　　此时中原大战形势是，冯玉祥部分东西两线作战，西线与蒋军在平汉路作战，东线在陇海路与阎锡山部联合作战，阎部将领是徐永昌；阎锡山部另一支主力正是在傅作义率领下，沿津浦南下与蒋军作战；李宗仁、张发奎部在湘鄂与蒋军作战。

　　反蒋联军只要攻占徐州，陇海路、津浦线冯阎两部就将汇合，对蒋军形成压迫性集团优势。

　　生日宴上，张学良见识了傅作义冷静、勇敢、执着。在所有说客中，傅作义的话最少。张学良于是独自会见傅作义，问道：“以傅将军看来，此次中原作战，联军胜算几何？”

　　“昔日汉王刘邦九负一胜而得天下，军事上胜负旦夕逆转，不值论道。”

　　“蒋先生与阎先生，傅将军认为何人适宜当领袖？”

　　“那得问蒋先生、阎先生本人，傅某实在不便评说。”

　　“傅将军既然作为阎先生说客，为何没有劝说之辞？”

　　“支持联军还是支持蒋军，不在于我等说什么，而在于阎先生、蒋先生承诺什么，在于张先生想得到什么，故傅某不必赘言。”

　　“实不相瞒，蒋先生许以华北，而阎先生却仅许以海陆军副总司令一职。”

　　“克复北京之后，蒋先生亦将华北划给阎先生，此不过是权宜之计，转眼之间，即为开战之由。若联军败，张先生即使拥有华北，蒋先生愿意与张先生划半壁江山而治吗？”

　　“若联军胜呢？”

　　“移都北京，革新政治。”

　　“如此一来，岂不是又陷入割据状态？”

　　“此次中原大战，实乃民主与独裁之战。联军若胜，有革新可能；联军若败，则民主亡矣！”

　　不日，傅作义回到了天津，向阎锡山汇报道：“虽不能争取到东北军，但让东北军迟滞数月入关是有希望的。”

　　不幸的是，此时阎锡山听信谗言，对傅生疑心，于是将傅手中部队一分为二，派一部攻打胶济线。兵力被分散之后，阎军津浦线攻击顿挫。

　　见阎军进攻胶济线，蒋介石又派张群前往东北，加强对张学良的游说。直至七月二十八日，张学良终于同意蒋军由东北军控制的青岛登陆，沿胶济路进攻阎军。

　　虽然蒋军登录的仅仅是一个师兵力，但却极具象征意义。

　　政治嗅觉极为敏感的蒋介石极为高兴地说道：“青岛为奉天海军所在地。我陆军得以登陆，在逆方观之，必疑奉天方面已加入我战线矣！且青岛可以上陆，则天津亦可上陆，阎锡山之后方动摇矣；奉军虽未加入作战，而于我之政略战略，皆占先一著矣。”

　　阎锡山见自己攻击胶济线失策，捅了东北军马蜂窝，有求于冯玉祥，不得不对冯部投以粮饷支助。在得到粮弹补充之后，冯部开始了八月攻势。

　　除了许诺华北之外，蒋介石也许张学良以海陆空副总司令之职，催促东北军入关参战。催促电报，一日三急。

　　张学良只好致电征求张作相意见，张作相回电称：“两方欲铲除根本势力，均难办到。长官就任中央副司令，必续以出兵。窃恐利在目前，害在未来。回溯中央措置，如编遣，如财政集权，如俄案之为难，如勾结我方部队，往事昭彰，皆与我以不利…。至阎、冯本皆根深蒂固，我即参加讨伐，要不易使之消灭，倘仍存在，我与壤地相接，所结怨毒过深，实非所宜。”

　　张学良将此电给秘书厅厅长王树翰看，王说：“中央固未必可恃，北方政府如归冯、汪主持，亦殊危险，恐其接近共产，为害最烈。阎之处境，无论至何时，须与我联络，卓识极是。但此公性情阴柔迟缓，亦不易凑合。”

　　见张学良迟迟不动，蒋介石坐不住了，由何成浚出面，派遣陶敦礼鼓动于学忠部第二十三旅旅长马延福等人，准备打着反张旗号举兵入关。

　　张学良惊闻此事后，由葫芦岛急赴北戴河，当机立断就逮捕了马延福及其手下两位团长。

　　张学良与蒋的关系，瞬即恶化。

　　八月十五日，蒋军攻占济南，蒋随即命令韩复榘率所部及中央军渡过黄河追击阎锡山部，并许诺将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其全权负责。

　　陇海路上的阎军总指挥徐世昌，原本作战就不力，见败机已现，遂率所部退过黄河。如此一来，陇海路上的冯玉祥西北军就不得不向西收缩兵力。

　　至八月中旬，战局向有利于蒋军方向逆转。

　　战局虽然有利于蒋方，但是蒋方也困难重重。蒋军军需浩繁，财力不足，每月约需三千两百万余元，而北方每月军需仅需八百万元，两者相差甚大。蒋军所需军费全靠上海银行团支持，现在银行团决定不再向中央借钱，中央军饷即罄。

　　此外，在南方，何应钦率领的中央军虽然打败了李宗仁、张发奎的反蒋联军，但此时中共率领的红军却乘势发动进攻。彭德怀率领的红军攻下了长沙。中共方面更是扬言要拿下武汉、南昌，饮马长江。

　　阎军虽退，但却非败退。蒋军越是向北进军，补给线越长，兵力越分散，危险则越大。此外，蒋军逼近平津，恐促使张学良与反蒋联军合作。

　　此时，蒋介石率军北上还有一顾忌，即田中告诫。虽然田中死了，但是这告诫就像五行山上唵嘛呢叭咪吽一样，压得孙悟空五百年动弹不得。至少，蒋介石不想惹日本人。

　　基于此，蒋介石依然采取联合张学良的政策，命何成浚加紧对张游说，即许以北方之地盘，又威胁说：若张不出兵，中央军将进军平津。

　　与此同时，阎锡山见形势于己不利，也派人向张学良许诺：如获得东北军支持，可出让平津及河北、察哈尔、绥远地盘。

　　这是阎锡山实实在在出让地盘，时间上比蒋晚了两个月，虽然地盘一样大，但是意义却不一样，因为这些地盘此时都在阎锡山手上，而蒋介石许的则是空头支票，需要东北军自己去打、去占。

　　双方胜败关键握在东北军手中。

　　就在做此战略抉择的时候，张学良方才想到傅作义的话是对的。

　　自己想要什么？

　　张学良考虑了很久，想了很多，他非常清楚一点的是，他无力掌控全局，此全局必须由中央来掌控。因为，现在只有国民党才有足够的人才来管理这个国家，而其他所有人，包括冯系、阎系、桂系，甚至包括奉系，都没有这么多的人才。

　　八月二十三日晚，张学良召集蒋方张群、方本仁、吴铁城等人谈话。谈话中，张学良说道：“让诸兄久候数月，实在是过意不去。然而本人迟迟不能下此决心者，非帮谁的问题，而是此次中原之战为何而产生？又当如何结束？此正是我与诸兄应该考虑之问题。若中央有办法统一全国军事、财政，这是好的；若中央无办法统一全国军事、财政，该怎么办呢？用战争的办法解决吗？若如此，学良我实在不敢入关，更不愿当哪方马前卒。这就是我迟迟不入关之原因。”

　　说着，张学良将数封电报交给三人浏览。

　　见大家都看完后，张学良说道：“阎先生向我求援，军费由晋担任，并请组织政府事宜。石军长已多次来电，表示愿附我方。我意若能和平解决华北之危局，我愿意率军入关，主持北方事宜。可以以维护地方出兵平津，待到平津后，再定进行步骤。”

　　三人随即向蒋报告了这次会谈。

　　蒋许张五百万大洋以作军队入关开拔之用。

　　不日，石友三又派人向蒋介石输诚，蒋介石遂对来人许之：“石部进到黄河以北后，占领何处，即委其何事，凡关于地方属省之机关，准由其保荐照委。故平津察区之委任，皆无问题。”

　　蒋介石为达到打败阎锡山部队，无所不用其极，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许诺后续带来的严重结果。

　　进入九月，反蒋联盟开始在北平加紧组建政府。

　　利用此机会，张学良向蒋提出两项要求：中央发行公债以整理奉票及铁路外债；驻平津部队饷项由中央承担。

　　蒋介石对于前一项要求一口应承，对于后一项要求则给张学良两个选择：上交国税，则由国民政府负担驻兵费用；截留国税，须自行承担驻兵费用。

　　于是，最难解决的财政问题也解决了，入关障碍已经扫清。

　　九月十四日，阎锡山下令所部由津浦路和陇海路撤退。

　　九月十五日，张学良发出通电，以“东北抵御外侮，应从速实现全国统一”为由，率军入关。

　　由于阎军突然撤出战场，冯部西北军一下陷入孤军作战状态。此时，西线西北军已经被腐化得不像样了，个个都想当上门女婿；东线西北军在蒋军的猛烈攻击之下，像野牛一样朝西溃退。

　　一直在南阳不动的杨虎城率部突然杀到洛阳，占领洛阳后又袭取潼关，将西北军退入关中的道路堵住。

　　无奈之下，西北军或投降，或逃过黄河。

　　蒋介石是希望东北军将阎军消灭的，但是，张学良则是以不开一枪的原则，与阎锡山部在平津地区、河北、察哈尔省实行和平交接。并将山西、绥远两省交给阎锡山部下徐永昌、傅作义二人掌管。

　　徐永昌掌管山西之后，对进入山西的西北军残部采取了接纳、资助的态度，终使一支西北军幸存了下来。张学良在萧振瀛的劝说下，为这一支残军选择了一位西北军将领，这位将领就是宋哲元，手下将领有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佟麟阁、秦德纯、何基沣等人。

　　另一支西北军在孙连仲的率领下投蒋，被蒋介石派往江西剿共，一部在董振堂等人率领下起义组成了中央红军第五军团。

　　其他西北军就此四散，化为乌有。

　　数十万人的部队一下没了，最后冯玉祥身边只剩一个手枪队，还有一个只有几尊老得掉牙的火炮组成的所谓火炮队。冯玉祥拉着这些人躲到山西一个小县城，在一条小河流边，过着半农半兵一样的隐居生活。

　　中原大战，张学良成为最大赢家。

　　然则，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