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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静园之后，溥仪除了依旧是玩之外，开始考虑军国大事了。

　　除了顾问、近臣外——这些人大抵是老得不成样子了，溥仪开始培养年轻人才，即给七名随侍请来中英文老师。

　　上课地点在静园三楼，所谓三楼并没有房间，就是充分利用有人字柁房梁的楼顶棚搭建而成，随侍住在那里。

　　李国雄问溥仪：“奴才们都去念书，剩下老爷子自己能行吗？”溥仪不以为然地回答说：“这里没事，你们好好读书去吧！”

　　第一天上课，溥仪鼓励大家道：“好好读书，文化水平上去了，将来朕少不得重用你们！”

　　前三天还挺正规，七人端端正正地坐着，老师认认真真地讲着。然而三天刚过，溥仪就命留一人伺候他。又过几天命留两人，再过几天命留三人。留来留去，后来每次上课只有一两人去听了。有时竟无学生，先生只好空坐着等下课。

　　李国雄却是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跟着先生学了《大学》、《中庸》、《忠孝经》，《易经》也学了一些。英语也学了些皮毛。

　　溥仪自己也看兵书，研究军事。

　　一般来说，下棋是练习兵法的一种好方式，但是溥仪却嫌累，当然，主要是他棋艺不精，总怕输，于是采取一种可以由他完全操控的“纸上谈兵”。

　　他在几张八开大白纸上布阵，委派高低指挥官，调动敌对双方的将领。他将这种纸上的军事行动做得很认真，指令某军向某军进攻，用双色笔分别标明攻方的进攻能力、战术，即偷袭还是侧面攻击，以及守方的防御兵力、阵地方向等等。双方胜负当然都由溥仪决定，叫谁胜，谁就胜了，叫谁败，谁就败了。

　　过一两天，溥仪还让再把布过阵的纸找出来，使战斗继续进行，如某方增加兵力多少团，某方变化战术怎样，于是胜方又转胜为败，而败方则转危为安。溥仪趴在床上，或蹲在床头小桌边，在一盏台灯下，勾勾抹抹，操纵着战局，使得局势大起大落，瞬息万变。累了后，溥仪就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冥想着。

　　溥仪皇帝梦，就像《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复一样，因而对身边的美人熟视无睹，毫无兴趣，完全忘记了皇帝的任务：上马打天下，上床多生娃。

　　然而，要打天下却不容易，谁愿意来帮他打天下呢？要招才纳贤为自己打天下，就必须有响亮口号。

　　陈胜、吴广反秦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李自成反明口号是：“吃他娘，穿他娘，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太平天国反清口号是：“天下一家，同享太平，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孙中山反清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蒋介石的口号则是：“天下为公。”

　　溥仪躺在床上想着这些口号，发现都不适合自己，反而觉得蒋介石的口号更好些，可是人家已经在用，自己再用就有拾人牙慧之嫌。想着想着，突然一个词闪出。溥仪一下跳下床，叫来李国雄，派他上万绳栻家去，说让万给刻一枚图章，印文指定为“替天行道”四个字，以作号令之用。

　　李国雄骑车离开静园，正赶上前两天下过一场雪，路面特滑，小心翼翼地骑着，还是打了几个滑，摔倒在地。约行一小时左右，感到登车费力，下车步行。此时，天色渐晚，天气又冷，一路打听着，又走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万绳栻住的那栋二层红砖小楼。

　　万绳栻，乃张勋的参谋长，张勋过世后，依然坚定地留着辫子，铁杆遗老。

　　见面后，李国雄说明了来意。万沉思有时乃对李说：“‘替天行道’，梁山好汉用过，皇上用之似有不妥，愿奏请皇上定夺，可否改成‘法天为道’四字？”

　　李国雄费老大劲回去，报告此事，溥仪一听竟然被宋人抢先用了，有些沮丧，摇摇头说道：“罢了，罢了，容朕再想想别的词。”

　　一九三零年的春节来得比往年早，这一年的万寿圣节比往年也冷清了些。这种情形颇像刘姥姥三进大观园。

　　但正月过后不久，吉冈又来了，他带来了很多据说是驻屯军司令部“内参”的东西，全是蒋介石与阎锡山口水战。

　　溥仪听了这些情报，惊奇地问道：“蒋阎何以闹翻了？”

　　吉冈像是十分内行地说道：“这一回反蒋联军举阎锡山为首，若成了，将建都北京。”

　　溥仪一听，大惊，说道：“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

　　吉冈安慰道：“陛下不要紧张，即使阎锡山入主北京，他还是不敢入住紫禁城的，紫禁城依然是陛下您的。”

　　这是溥仪十分爱听的话。

　　等吉冈走了之后，溥仪就叫来荣源，让去卜卦，让算算到底是谁赢谁输。

　　静园里，就有房东陆宗舆设的“乩坛”，平日里，溥仪有头痛脑热就一定要到乩坛卜一卦，甚至去买一件稍微大件一些东西前，也是要卜一卦的。但是，溥仪终究觉得这不够专业。这一回事关重大，溥仪十分郑重地对荣源说道：“岳发，这次，你得找一个好些的，别顾着省钱，一定要有准头。”

　　荣源不知女婿想要谁赢谁输，就试探地问道：“以皇上看来，这一回谁赢谁输？”

　　溥仪叹道：“如果双方能拼个两败俱伤，更甚者，斗个两败俱亡，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有了这个旨意之后，荣源就去找人卜卦了。找了无数个庙摊，卜了无数回卦，终获得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当荣源将此用红纸写着的卦辞交给溥仪时，溥仪看了之后，对天连拜三拜，嘴里喊道：“这回终得此卦！这回终得此卦！”

　　于是，随后几天，溥仪天天手里都是捏着这张红纸，嘴里念念有词的也都是这句话。

　　婉容见了害怕，对她父亲说道：“你从哪儿得来此卦？可别把他整疯了。”

　　荣源叹道：“没这卦，他疯；有这卦，他还疯。哎！”

　　婉容此后，对溥仪多加关心一些，就时不时地问太监李长安，“皇上今儿怎么样了？”

　　李长安一开始还好好地答，后来发现婉容只是口头禅并无真正关心之意，也就随意答道：“听祁大鞭说，皇上好着呢。”

　　婉容一听，问道：“什么？你刚才说的什么？”

　　李长安只好再说道：“皇上好着呢。”

　　婉容再问道：“不是这句，前一句！”

　　李长安这才发现自己口误，赶紧说道：“听祁继忠说——”

　　婉容紧抓着不放，逼问道：“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李长安只好吞吐淡淡地说道：“听祁大鞭说——”

　　婉容听了这句话，满意了，逼问道：“你为何这样叫他？”

　　李长安十分委屈地说道：“他叫我李吊儿，凭什么我不能叫他？”

　　婉容笑着问道：“李吊儿，你有吗？你为何叫他这个名字？难道他也没有？”

　　李长安只好十分妒忌地说道：“听大家说，他那个东西忒大。”

　　婉容听了，脸一红，啐了李长安一口，骂道：“不要脸！”

　　原来，由于男女大防的缘故，伺候婉容、文绣的太监、侍女、老妈子与伺候溥仪的随侍之间有严格限制，二者有各自活动范围，即不可私入对方活动范围，也不允许双方厮混闲谈。一旦发生此类逾格现象，必定要受到溥仪的严密追查、责罚。因此，两类人员平日都是各管其事，互不相扰。如有公务来往，必须通过溥仪，否则不准发生横向关系。唯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太监李长安，他可以私自进入随侍活动区域，并与随侍们自由交往。

　　此后，婉容对溥仪更加关心了，常常时不时闯到溥仪的地域，引起随侍们一阵慌乱，大家都得赶紧转过身面壁，来不及面壁的只好低下头。这种情形下，婉容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而随侍们似乎也极为配合地不是转身面壁而选择低头。

　　婉容就在这些十八九岁随侍们面前走来走去，像是审问他们似的。这些低着头的随侍们无一例外不是看着婉容的脚，虽然只是脚，却已经看得他们心怦怦地跳着，有些不争气的，裤裆就有些臌胀起来。

　　很容易地，婉容很快就发现谁是祁大鞭了。

　　“你们皇上呢？”婉容总是问同一句话。

　　溥仪一般是在书房或在卧室，正在研究他的兵法。婉容一进屋，溥仪就正襟危坐起来，摆出一副正经皇帝的样子。

　　“皇上，皇上…”婉容的声音变得有些缠绵起来。

　　外面的随侍们睁大耳朵听着。

　　门突然开了，溥仪一头是汗地走出，急匆匆去往别处。不一会儿，婉容也气冲冲出来了，一路走一路是哒哒的脚步声。

　　就在这草长莺飞的日子里，一天晚间，祁继忠正在灯下伏案执笔，溥仪从楼梯上来，祁继忠看见溥仪慌张起来，把正在写的纸塞进嘴里咽下。溥仪看在眼里直奔祁去，一手掐住祁的脖子，一手掏他的嘴巴，口中还念叨着：“你写的是什么？快给我吐出来！”

　　祁继忠跪下求饶，一旁的李国雄看着觉得奇怪，不知出了什么事。

　　在溥仪的逼问下，祁继忠只好说道：“奴才没出息，奴才看中了皇后身边一位侍女，想给她写一封情书，还没写两句，皇上您就来了。”

　　溥仪踢了他两脚，说道：“没出息，女人有什么好的！以后再如此，我定叫人将你骟了，你便天天可以跟她在一起了。”

　　祁继忠连叩了数个响头，连声说道：“奴才不敢了，奴才再也不敢了。”

　　溥仪教训人总是采取抬一贬一的办法，指着李国雄说道：“你看李国雄，他也是你一般年龄，他就好好做人，不像你这般，天天吊着。”

　　祁继忠见溥仪脸色转和，就说道：“他可不老实，他天天省着钱攒着钱，想娶媳妇呢。”

　　溥仪转向李国雄，问道：“可有此事？”

　　李国雄答道：“有。”

　　溥仪十分鄙夷地看着他，指着他额头，骂道：“女人有什么好的？你挣的那些辛苦钱不好好孝敬父母，浪费在女人身上干什么？”

　　李国雄答道：“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省钱娶妻，是为了生娃。”

　　溥仪没办法反驳这句话，讪讪下楼去了。

　　2

　　冯玉祥被软禁期间，总是一遍遍问候阎锡山祖宗十八代，比读圣经还勤快。冯玉祥原本是不准备原谅阎锡山的，甚至想找机会扭断阎的脖子，但终究挡不住阎锡山的劝说：“焕章兄，这一回我是真要反蒋了！我向菩萨发誓，不，我向上帝发誓——”冯玉祥一下掐住阎锡山的脖子，恶狠狠地说道：“你骗菩萨也就罢了，你连上帝都要欺骗，看我不掐死你！”冯玉祥以上帝名义正要了结阎锡山性命之时，阎锡山赶紧从怀里掏出了银票。

　　最终，冯玉祥终于手软了，因为上帝是仁慈的。

　　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了半年多，等他回到西安，部属们一看，冯长官竟然长胖了。

　　孙殿英撒了不少珠宝之后，在国民党大员中颇有人脉，就连蒋介石都时不时召见孙殿英，丝毫不嫌弃他盗墓贼身份。孙殿英被蒋召见时，感激涕零，声称一定改过从新，蒋介石则安慰道：“你不必有太多思想负担。当年曹操举兵之时缺少钱粮，还特置发丘中郞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你好好努力，打入潼关之后，我也封你个摸金校尉什么的。”孙殿英听了，既尴尬又感激，说道：“死人、活人的活，卑职都愿干！”

　　好好的，孙殿英怎么又反了呢？

　　怪就怪孙殿英没文化。孙殿英见宋美龄叫蒋“达令”，就误以为是“大令”——总司令之意，于是，孙殿英也叫蒋“达令”。宋美龄听了十分生气，当面骂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叫‘达令’。”

　　孙殿英就是这样给宋美龄骂跑的。

　　孙殿英率军投冯玉祥，到了西安，冯玉祥学人家曹操，光着赤脚就出来迎接孙殿英，紧紧地握着孙的手，说道：“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满这一点上，我干的是活人的活，你干的是死人的活，分工不同，革命目的相同嘛！”孙殿英听了颇为感动，说道：“只要是为了革命，地上地下的活，我是不挑剔的。”冯玉祥拍了拍孙殿英的手背，说道：“打到浙江去，蒋家那几块坟地，都让你挖！”孙殿英尴尬得不知怎么回答，只好说道：“多谢冯总司令成全！”

　　这一次，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第二、三、四集团军终于联合起来攻打蒋介石中央第一集团军。兵力上，反蒋联军占优；但是财力上，蒋介石占优。

　　孙中山干革命，一辈子都缺钱，为何到了蒋介石，一下就变有钱了呢？

　　原因只有一个，蒋介石手法跟孙殿英是一样的，差别是，孙殿英挖的是老祖宗的坟墓，而蒋介石挖的是子孙后代的坟墓。蒋介石采取的是发行国债，这一点孙中山也干过。发行国债并不难，难的是没人愿意买你的国债。蒋介石的办法是以国债票面价格五折或更低价卖给银行、债权等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以七折或八折投向市场。

　　就这么简单。

　　但双方兵力极为悬殊，这战怎么打？

　　这个时候，何成浚给蒋出了一个主意，“美人计！”

　　蒋介石听了直摇头，说道：“焕章、百川，我是知道的，他们重利不重色。”

　　何成浚走近一步，阴笑着说道：“冯焕章不好色，并不代表西北军不好色！阎百川——”

　　蒋介石打断道：“你这思路是好的，就是执行起来不容易。如今战况紧迫，要派人到后方做工作，恐非易事。”

　　何成浚胸有成竹地说道：“去后方不行，那就在阵前拉拢。”

　　蒋介石依然想不明白阵前如何拉拢，就问道：“难道让女兵上前线，佯败？”

　　何成浚笑道：“职有更好办法。”

　　何成浚向蒋一一道出其办法，蒋介石一听，忍不住夸赞道：“能将美人计用得如此明目张胆，纵使张良孔明再世，亦所不能也！你说说，要多少美人？”

　　何成浚伸出三个手指头。

　　蒋介石问道：“三个？三十？三百？”

　　何成浚摇了摇头，以无比坚定口气说道：“三千！”

　　何成浚指挥的是西线杂牌军，在平汉路河南段与冯玉祥部作战。要拉拢这些杂牌军本就很难，要让他们打仗则更难。何成浚的办法是在西线成立军人俱乐部，一节节车厢就成为移动的“花车”，停在战线己方一侧，花车里不仅有美酒佳肴，云烟云土，而且还有三千佳丽，几乎把整个汉口有点模样的网罗一空。不仅自己这一方的军官可以进去享受，而且还十分欢迎对方的排以上军官过来享受一番，吃喝嫖之余，还可以带一摞袁大头走路，说是营养费。

　　所以在陇海路东段打得热火朝天之时，西线却无战事，留声机里毛毛雨的靡靡之音，盖过了枪炮的隆隆之声。

　　这些长得并不漂亮的佳丽总是露出半边香肩将冯部军官送出花车，娇滴滴地叫道：“长官，可别忘了奴家！”

　　从花车出来的冯军将领口袋里揣着叮里咣当的银圆，嘴里插着一根牙签，脸上满是赤红唇印，衣衫不整，脚步踉跄，那种模样，颇有西门大官人从良人家后门溜出来之态。

　　东线方面，孙殿英孤守亳州，蒋军六倍兵力围攻之，久攻不下，只好派说客张钫前去劝降。

　　张钫在豫西也算是一号人物，见了孙殿英之后，就套近乎道：“我和你既是同乡，又有相同志趣，你挖的是墓里的东西，我挖的是墓外的东西。”

　　孙殿英一听，兴趣来了，就问道：“这就奇了，墓外有何值钱的东西？”

　　张钫十分神秘地说道：“古碑！”

　　孙殿英十分鄙夷地说道：“就那些烂石碑，那能值什么钱！”

　　张钫十分得意地说道：“看在同乡份上，我告诉你，金银珠宝是有价的，古碑则是无价之宝。今后，你若挖到好碑，卖给我！”

　　两人就这么热聊上了。聊到后来，张钫颇有些倚老卖老之意，就教导道：“干我们这一行的，关键在眼光，别人眼里不值钱的东西，你得看出价值来。你知道怎么挣钱？抬价！即使分文不值，几经抬价，也就值钱了！”

　　张钫一番话，听得孙殿英是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