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后，苏联增兵满洲里附近，万福麟派第三旅增防呼伦贝尔。

　　六月二十五日，东北军政首脑会议结束，议决对哈案处置决遵中央意旨，在中央未公布办法前，巩固国防，对苏采取冷静态度；日内派张国忱赴南京报告；张景惠、吕荣寰回哈善后。与此同时，张学良又派吉林省交涉员钟毓携带搜查到的哈尔滨苏联使馆文件及东北政委会供中央参考的对苏意见书到南京。

　　钟毓到南京之后，会见外交部长王正廷，将东北当局对苏意见书上呈。王正廷同意东北当局处理意见，指示不必与俄员交涉，而按节强制执行，如不服从，即押换局长亦所不惜，万不可与之商量。

　　此间，发生了一件极为重要之事。

　　张学良迅速处决了杨宇霆之后，张学良恐日本当局趁机制造事端，派王家桢去日本领事馆进行解释，以摸清日方的反应。并派一位得力人物蔡智堪去东京搜集情报。蔡得到了床次竹二郎的帮助，不久就搞到了绝密文件，由蔡从东京分十余次发送东北。

　　张学良与王家桢等对密件加以译述整理。经过整理后，田中义一奏呈天皇的密件，张学良将译文交东北官银号印刷所付印，以上等宣纸六开大本装订二百册，发东北简任级军政官员，还送南京国民政府四册。

　　因为是田中奏呈给天皇的密件，因此被称作《田中奏折》，内云：

　　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亦是我日本帝国存在之必要条件也。

　　最可惧者，莫如支那民日就觉醒。

　　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

　　而满蒙权利果真落入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本，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其余各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力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

　　…

　　这是赤裸裸的侵略宣言，日本人野心已昭然若揭。

　　七月二日，田中义一黯然下台。

　　田中的下台，对蒋介石来说，犹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圈突然去了——包括田中告诫、田中奏折，于是，蒋介石的棍子又硬了。

　　七月七日，张学良飞赴北平，与蒋介石会面。

　　张学良与蒋介石素未见面，这是两人初次见面。一见面，蒋介石刚要开口说话，不料却被夫人宋美龄抢了话头。

　　宋美龄走上前，说道：“汉卿，你好！”

　　蒋介石惊讶地问道：“原来你们早认识？”

　　宋美龄答道：“四年前，我们在上海就认识了。”

　　所有事先准备的客气话就被宋美龄一句话化为乌有了，蒋介石就只好说道：“原来，我们还是老关系了！”

　　一番寒暄之后，蒋介石说道：“既然我们是老朋友了，就不必繁文缛节，直奔主题吧。这次让你来北京，就是想当面听听你对中东路的处理办法。”

　　张学良赶忙答道：“遵从中央指示。”

　　蒋介石脸色表情严肃，说道：“国家虽然统一了，但内忧外患未除。外忧者，通过外交可以解决。而内患者，则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绝其根去其壤，方能以绝后患。你说说，目下中国，何者为最大内患？”

　　张学良谨慎地答道：“赤党。”

　　蒋介石脸上立即浮出满意之色，说道：“令堂大人在世之时，我们政见虽不同，但是立场一致，一致认为赤党乃中国最大内患！最近听江西毛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言论，不可不警，不可不惕。现在南方闽赣湘鄂皆有共匪活动，上海、武汉、北平，赤党分子大肆活动，大有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对于这些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赤党、赤匪，我是有办法剿灭的。但西北、东北则不然。西北、东北接壤苏俄，赤党、赤匪能够获得俄人援助，试问东北若也出现南方之势，你该如何剿灭？”

　　张学良听了，冷汗涔涔，不得不虚心说道：“学良聆听总司令教诲！”

　　蒋介石脸上顿时显出杀气，说道：“对赤党、赤匪，必须见一杀一，见双杀双，决不可心慈手软。单靠剿灭赤党是不够的，必须去本绝源。早在十三年，我就执行‘离俄清共’之策，若无此策，岂有今日之统一中国？可是那个时候要与苏俄一刀两断是不容易的，因为俄人在中国势力很大，不仅在我党内，在北方苏联人还扶植冯玉祥国民军。至于中共，苏联人更是处处包容，处处庇护，无一不与我党作对。国家统一了，但是苏俄对我国之干涉，不减反增。苏联支持冯，此事已不是什么秘密。西北的事，我是要解决的。我可以毫不隐讳地告诉你，我已经在着手解决，不久将见分晓。东北讨赤，就要倚仗汉卿了。”

　　张学良听了，一下站起来，说道：“学良谨遵总司令命令！”

　　蒋介石让张学良坐下，然后问道：“你说说，收回中东路有何困难？”

　　张学良谨慎答道：“俄人骄横，恐以武力干涉。”

　　蒋介石断然说道：“对苏要取强硬态度、强硬手段，兵戎相见亦所不惜。我是做好与苏断交准备的，但我料定，苏联现在被西方各国孤立，其有求于我多于我有求于他，苏联是不敢、不舍与我断交的。即使断交，即使开战，中央可出兵十万，拨几百万元军费也是没问题的。”

　　张学良听了此话，依然是忧心忡忡。

　　蒋介石见了十分气恼，说道：“你怕什么？有什么好怕？别忘了，我儿子经国还在苏联，被斯大林扣为人质。我都不怕，你有什么好怕的？”

　　随后，在宴会上，张学良见到了平津新主人阎锡山、何成浚等人。

　　阎锡山不是以“汉卿”称之，而是以主人身份极为亲热地称之“世侄”，一副长辈的模样，这让张学良极为不爽。阎锡山还看似很关心地问道：“世侄如果想住顺承郡王府，我让人去安排一下。”张学良强忍着怒火，僵硬地答道：“不必了。”

　　这次北京之行，让张学良唯一感到温暖的是，宋美龄在人前人后都是称“汉卿”，让人觉得他们关系非同一般。

　　七月十二日，驻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函告中东路督办吕荣寰，谓苏联政府已经派交通次长谢列布良阔夫来华谈判，希望和平解决、

　　七月十三日，苏联外长加拉罕向南京政府和东北当局发出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要求取消违反现行中俄协定之一切片面之违法行为，限三日答复。

　　国民党大佬、时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对记者说道：“苏俄政府向我国提出无理通牒，要求释放宣传赤化俄人，取消我国对中东路处置，殊属荒谬，中央绝对不为所动。”

　　七月十六日，基于蒋介石、王正廷都在北平，南京外交部“决定暂时搁置”，“盖国民政府料定苏维埃方面不能以极端手段对付中国，故拟照已定之方针积极进行，以期达到完全收回中东铁路之目的也。”

　　此间，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还在扩大事态，又强行接收了中东路地亩局及图书馆。

　　也正是当天，谢列布良阔夫收到莫斯科方面紧急电令，中止了来华行程。

　　直到七月十七日，在蒋介石主持下，确定了对俄答复三要点：一，政府愿即商量处置；二，按奉俄协定处置；三，被押俄方人员，以苏方释放在俄华人为对等条件。

　　虽未曾明言，南京方面是想用苏方三十九名人员来交换在苏的蒋经国。

　　七月十八日，苏联宣布断绝中苏关系。

　　随后两日，蒋介石电阎锡山、张学良、新疆省主席金树仁，通告苏联绝交动态及国民党中央的方针，嘱注意边境防务：“况据其国内形势及国际关系观察，亦未必遽敢向我宣战，中央对于此事，早经决定方针，务须保我主权，决不受其胁迫，惟中俄接壤，绵亘万里，狡谋侵占，不可不防。”

　　七月二十日，蒋介石发表致全国将士电，内称：“早能团结自救，苏俄亦何敢以非礼相加，英政府对驻英俄代表之一再搜查，法政府对驻法俄使之强制撤换，苏俄皆贴然就范，不敢稍抗，今独敢以最后通牒加于我者，岂非蔑视我国之无人，乃以次殖民地视我国耶！…今日舍努力拒俄以外无忿嚏，舍一致对俄以外无出路。诸将士其同心一德。共同努力。誓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以完成我国民革命最后之职责。”

　　当天，张学良致电南京：“现在苏联政府调动军队，积极筹备，迫近满洲里、绥芬等处，确有以武力压迫情势，绝非局部之事故，亦非东省独立所能应付，应请中央预定方策，详为指示。…事机危迫，不容再迟，否则，牵动大局，关系重大。”蒋介石复电：“对俄已绝交，但须力避战端，如两方军队相距太近，则战机一触即发，谅兄早已注意。并望严防白俄利用机会轻启战端也，如前线接近，请稍退后，期达避战之目的也，何如盼复，中正哿。”

　　次日上午，蒋介石在与宋子文、王正廷交谈时，王正廷提出对俄通牒还是应有一个答复，但蒋决定不复。

　　蒋介石为何如此强硬？

　　这是一个令各方都猜测不透的问题，甚至就连斯大林都极为纳闷。

　　此时，蒋介石的最大对手是冯玉祥。在蒋桂之战中，冯玉祥呈骑墙之势，准备坐收渔翁之利。

　　六月二十四日，阎锡山以商讨反蒋的名义将冯玉祥一家老小请到太原。蒋介石随即派吴稚晖、孔祥熙及阎锡山亲信赵戴文带着蒋的亲笔信到太原见阎锡山，请阎赴北平。阎锡山一面电请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分，一面随同吴稚晖于六月三十日来到北平。阎锡山到北平后，被蒋委任为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使阎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回到太原之后，阎锡山立即将冯玉祥软禁在建安村。如此一来，冯玉祥西北军群龙无首，处于被蒋介石肢解之下。

　　所以，利用中东路事件，激起国人反苏浪潮，并趁机解决实力最强的冯玉祥集团，是蒋介石最大之目的。

　　此时，蒋介石有让张学良火中取栗的意思——得，皆大欢喜；不可得，被烫着手的也是张学良。

　　南京政府坚决不与苏联“和”、“谈”的情况下，蒋介石于二十一日致电张学良：“中央对苏俄作战及军队调遣事，已由参谋部负责调制全盘计划，并派葛次长或刘局长光亲送来辽，如有必要，全国军队可以随时增援也。…闻苏俄甚想转圜避战，故中央亦在设法进行，我军暂不与之接触为要。”

　　苏联宣布断交后，苏驻哈尔滨领事梅立尼果夫并未立即回国，七月二十四日到长春与一直力持慎重的张作相会晤，二十五日到哈与哈尔滨外交交涉员蔡运升交谈，拟由东北方面致苏联外长加拉罕一文，作为局部意见，计分四项：

　　一、双方各派代表定期会议解决东路问题。二、苏联政府另派正副局长。三、东路现在之状态认为临时办法，由俄正局长华副局长共同签字办事。俟将来会议后根据中俄奉俄协定规定之。四、被拘苏联人员可以释放，但须经过相当手续驱逐出境，其苏联拘留之华人亦须一律释放。

　　对于这一方案，张学良表示赞同，遂致电南京。

　　七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召胡汉民、戴季陶、古应芬、王正廷、周龙光等会商。会上，蒋颇为不满地说道：“苏俄离间我中央与地方之感情，张作相不察，竟提条件，恢复苏俄之权利；而张学良既恐苏俄开衅，又畏日本乘机，议和惟恐不及，毫不知权衡轻重利害，以致摇动中央方针。”

　　会议的结果是，内容由四条变为三条，抽去了苏联派正副局长及会同签字等关键部分——该部分实际上是恢复了苏方事发前权益。同时，以不能因地方交涉与中央方针不同而损害国家威信，只能用张学良个人的名义致电加拉罕——这实际上是抽张学良背后一鞭子，让苏联人觉得张学良出尔反尔。

　　为使张学良不致退缩，蒋介石还拟定了调兵北上的计划，并作了说明：“对俄军事计划，是东三省欲预备后援队，故拟抽调九师集中平津，预备出关增援。但中俄战事即使发生，决不致有大规模行动，惟军事计划乃为汉卿之请求，故不能不拟定具体方案电复以安其心。”

　　在此情况下，张学良只好让蔡运升将此变更告知梅立尼果夫。

　　对于中方单方面变更原拟谈判条件的做法，苏方极为不满，八月二日，梅立尼果夫向蔡运升转达加拉罕致张学良函，内称：“敝人认为奉天政府以与七月二十二提案相异之新提案，将根据我方七月二十五日提议用协议方式所可解决之冲突之可能性破坏，因此能得起最重要之新纠纷，奉天及南京政府应负完全责任也。”

　　苏方终止了与中方的最后谈判。

　　八月十日，国民党中宣部发表《告东北将士书》，勉励东北军将士服从中央命令，“捍卫边陲”。

　　八月十一日，苏军越过边境线，在满州里与东北军发生冲突，战争遂爆发。

　　八月十三日，国民政府参军长、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作为中央政府代表率三十余人赴沈阳，助张学良办理对俄军事。

　　一抵沈阳，何成浚对东北官员说道：“此次兄弟我来东北，是奉蒋总司令之命，与诸兄切商军事，共负时艰，使暴俄无所使其伎俩，我方对俄终以不主开衅，惟主镇定不屈处之。蒋总司令说了，‘与其不战而亡，以污我民族光荣之历史，宁背城借一，同归于尽，以保我国民革命之光荣。简言之，毋为瓦全，宁为玉碎。’”

　　八月十五日，蒋介石又要何成浚转告张学良，“兵费当由中央在编遣费项下提拨，惟外交与军事皆争最后五分钟之胜利，请汉兄坚持忍耐，不久必有转机也。”

　　当天，张学良增派六万大军分兵两路奔赴中苏边境，以抵御苏军犯边。东路防俄军由胡毓坤指挥，设司令部于绥芬河；西路防俄军由王树常指挥，设司令部于满洲里。

　　此后，张学良越是告急，蒋则越是认为他意志不坚，遂电告之：“我方态度愈一致愈强硬，则接洽必愈易也。…设不幸而出于战，政府当竭东南之兵力、财力、尽量供给我东北军，决不使我东三省独力反此强俄。希望东北诸将领，仍努力坚持，不必因苏俄之威吓而稍变。”

　　见对蒋之劝说无效，八月二十日，张学良致电阎锡山：“对俄问题，我公曾建议中央以外交手腕解决为上，洞见症结，至深钦佩。嗣以中枢所采步骤稍有不同，遂至迁延至今，交涉几至绝望。…我公望隆党国，厚爱学良，…敬乞贯彻初衷，代向中央建议，力谋以和平方法解决一切。”阎锡山乃致电蒋介石，建议：“我意国内尚未十分统一，各方顾虑甚多，引起国际战争，诚恐枝节横生，交涉上即稍微让步，亦无不可。”

　　当天，何成浚亦致电蒋介石，内云：“到东以后，关于对俄问题，曾照钧座先后两电所授意旨，与汉卿详谈，汉卿态度颇镇静，确能遵照中央不屈不挠之办法进行一切，…惟除汉卿以外之重要人物，对外交当局之办法，多怀疑。并极不愿有军事行动。…为今后计，似仍宜外示坚强，内则速由外交方面秘密进行，以求得一相当解决，事关切要，伏乞鉴察，并饬外交当局妥为办理为幸。”

　　恰在此时，柏林传来消息，如中方允苏联先派局长，苏方同意与中方会商赎回中东路办法。

　　八月二十六日，德国外长介绍中苏驻德使节见面，苏方同意不必原局长回任，可以另派正副局长，然后召开代表会议。二十八日，中方提出虽同意苏委派局长，但要求先开会议。其目的是：“俄不允我赎路，我即反对变更现状，使理事会不能委派局长。”

　　虽然柏林交涉似有进展，但蒋坚持东北军事仍丝毫不能放松，电告张：“此间已设法与俄转圜，不久当能发表，惟东省态度须格外强硬，增兵吉黑亦须实行，则交涉必易办理也。”

　　八月三十日，苏方表示，委任局长与开正式会议须同时举行，如双方同意，可在九月十五日或之前开议。中国驻德大使蒋作宾以此与原议不符不肯接受，次日在托请德外交部转告苏方此意后，即离开柏林去日内瓦参加国联第十次大会。

　　通过德国交涉就此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