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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溥仪对日本人是极有好感的，因为日本公使馆、天津日本总领事馆和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里的日本人，以及和罗振玉、升允来往的那些非文非武的日本浪人，对溥仪都极为尊敬，都是以“陛下”称呼。

　　溥仪到了天津之后，一天比一天更加相信，日本人是他将来复辟的第一外援力量。

　　东陵事件后，溥仪复国心愿愈加强烈了。然而，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全国统一，又让溥仪心生绝望。

　　如何才能复国？

　　王公遗老们纷纷献策，其中有一折子，内云：

　　对日本宜暗中联合而外称拒绝也。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关东与党军和协，而力足以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今其势日渐紧张，关东因无以图存，日人亦无策善后，此田中之所以屡示善意也。我皇上并无一成一旅，不用日本何以恢复？机难得而易失，天予不取，后悔莫追。故对日本只有联合之诚，万无拒绝之理。所难者我借日本之力而必先得关东之心。若令关东之人，疑我合日谋彼，则以后欲由东三省拥戴，势有所难。此意不妨与日本当机要人明言之，将来皇上复位，日本于三省取得之权，尚须让步方易办理。

　　这段话代表了张园里多数人的想法，也是溥仪经过多年的活动后，日益信服的结论。

　　然而，郑孝胥对此却极不以为然，对着众人说道：“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说到这，郑孝胥拿起一张旧报纸，念道：“中国现局，日形纷乱，旅华外国观察家曾留心考察，以为中国人民须候长久时期，方能解决内部纠纷，外国如欲作军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决中国时局问题，乃不可能之事。其唯一方法，只有组织国际共管中国委员会，由英美法日德意六国各派代表一名为该会委员，以完全管理中国境内之军事。”

　　一人哀叹道：“堂堂华夏之族，沦于异族共管，此为数千年所未有也。若果如此，犹如一女侍数夫，则我华夏颜面丧失殆尽矣！”

　　又一人驳斥道：“南京方面并非实行‘共产’，所谓共和败于‘共产’并未真正实现也。”

　　郑孝胥见自己的话难以自圆其说，就又拿出那句话来压人：“诸位若不信，拭目以待！”

　　大家在争论时陈宝琛却是不言，等大家都静下来之后，陈宝琛独自吟诵道：“底急韶华不我留？余春惜取曲江头。纵横满地谁能扫，高下随风那自由。几树棠梨差可馆，旧时花萼岂无楼？夜阑犹剔残灯照，心恋空林敢即休？”

　　听了这首落花诗，大家都有落花流水春去也之感。

　　自那以后一部分遗老门客作鸟兽散了，和溥仪厮守着的近臣们，除了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之外，几乎再没有别人谈论什么复辟了。像陈宝琛这样的人，从前嘴边上挂着的“天与人归”、“卧薪尝胆”的话，也不说了。人们惟一考虑的问题，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将会怎样对待宣统皇帝。

　　一九二九年三月，溥仪将自己的弟弟溥杰及婉容的弟弟润麒派往日本去学陆军。学成可复国，学不成可为溥仪将来东渡之行先探探路。

　　张园愈发静了，愈发显得空旷了。

　　一日，溥仪带着几位随侍漫无目的地走着，见到一处空置的大园子，门口挂着出租的告示，三百大洋一月。这样的大园子鲜少有人能承租得起的。溥仪站在门前看了许久，最后拿着手杖向园内一指，说道：“进去看看。”

　　此园名乾园，位于日租界协昌里，离张园不过一华里，为北洋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宅邸。乾园为三环套月式三道院落，即前院、后院和西侧跨院。前庭院建有西班牙式二层（局部三层）砖木结构主楼一座，西半部为通天木柱的外走廊，东半部为封闭式，比张园略小些。

　　溥仪见了，极为高兴，当即命人签下租赁合约，修缮完毕后再迁入。

　　原来，张彪去世后不久，张家人就上门来讨要房租，这让溥仪极为不爽，但还是答应了每月八百的租金。见能省五百月租，且能出此恶气，溥仪自然是得意不已。

　　虽然溥仪不能做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出口恶气还是必须的。

　　不日，吉冈安直来到了张园，告诉了溥仪一个好消息：“蒋介石要跟桂军动手了！”

　　听到这个消息，就如阿Q听到王胡跟人打架一般，急迫地想听谁胜谁负。溥仪着急地问：“哪个能赢？”

　　吉冈有些沮丧地说道：“桂军恐怕得输。”

　　溥仪也是看了不少兵书的，就以已然为必然，说道：“未必，李宗仁有小诸葛白崇禧辅佐，又有钢军，怎么会输给蒋介石？”

　　吉冈叹道：“妈妈的，蒋介石下手太快了。他趁白崇禧在北方，李宗仁在上海，对武汉发动突然攻击。听说，还派人收买、分化第四集团军。”

　　溥仪听了，脸上一股激愤之色，骂道：“不要脸！不要脸！”

　　二人一番唉声叹气之后，吉冈突然又有了精神，神秘说道：“中国有一句古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溥仪脸上的愁云也渐渐散去。

　　吉冈一走，溥仪立即召来诸位王公、遗老，将蒋桂大战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大家听了这消息，立即激动起来。

　　郑孝胥站起来，慨然说道：“五色旗才摘下来，打着青天白日旗的人又彼此厮杀起来，今天甲乙联合反丙，明天必又乙丙合作倒甲，情形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所达到的统一，越看越不像那么回事，蒋介石脚底下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么稳固。”

　　这个时候，陈宝琛也不再吟诵什么落花诗了，而是有绝处逢生之感，老泪纵横，含泪说道：“皇天不负苦心人，天下大一统，非我皇上莫属也！”

　　在此情况下，溥仪宣布了一个消息：“我准备移驾静园，静观变化，静待时机，静以养吾浩然之气也！”

　　七月间，溥仪行在移到静园。一楼为大餐厅、小餐厅、会议室、会客室、文绣卧室等；二楼为祠堂，溥仪和婉容的书房、寝室等。

　　为聚拢人才，收买人心，溥仪还提高众人薪水，就连随侍都由原来每月十七元增加到每月二十八元，此等薪水足够养活四五口之家。

　　然而，溥仪对婉容、文绣月钱却一降再降。

　　溥仪初到天津之时，花钱大手大脚，汽车这种大件除外，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溥仪还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溥仪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又要买，而且花的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份。文绣看她买了，自然又叽咕着要。

　　这种竞赛式的购买，弄得溥仪后来不得不规定她们的月费定额，起初是婉容一千，文绣八百。后来有了困难——被人骗了不少钱，穷到有时竟弄得过不了节，付不出房租，后来连近臣和顾问们的俸银都开支不出来了，于是将婉容、文绣二人月钱减到三百与二百。溥仪自己也以身作则，买什么东西都要求打折，于是形成了一句口头禅：“有折没有？”

　　此间，东北传来一件大事，东北军与苏联红军开火了。

　　2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位一身戎装的日本军官来到关东军司令部。他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因为他仅仅是中佐，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参谋。但他身后挂着的一把比谁的刀都长的“传家宝刀”，像长尾猴一样成天在后拖来拖去，特别扎眼。

　　此君即是石原莞尔，时年四十岁。

　　一到东北，石原就提出了北满现地战术的参谋旅行方案，领了一笔旅行费用，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半年多后，板垣征四郎也来到了关东军司令部。又两个月，畑英太郎就任关东军司令官。

　　畑英太郎是谁你也许不知，但是他的弟弟畑俊六因为侵华战争而广为人知。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强迫清廷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俄国联合德国、法国，逼迫日本，使其不能得逞。清廷由此确定了以夷制夷之策。李鸿章出使俄国，并与沙俄签订了《御敌相互援助条约》，清廷批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该铁路西与沙俄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西起满洲里，中经哈尔滨，东到绥芬河；后沙俄又强迫清廷同其签订了租借旅大条约，强占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水域，并取得了修筑支线权——从哈尔滨到大连贯穿黑、吉、辽三省铁路的特权。一九零零年，这条纵横东北全长二千八百余公里的东清铁路建成。

　　一九零四年，日俄战争爆发，战争结束后日本取得了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使用权。满洲里经哈尔滨至绥芬河、哈尔滨至长春的东清铁路仍控制在沙俄手中。大清灭亡后，东清铁路更名为中东铁路。

　　俄国的东省铁路公司同时取得沿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和司法管理权。日本也从俄国人手中获得了同等权利。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声明放弃一切在华原帝国主义特权，并愿与中国政府就中东路归属问题进行谈判。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苏达成建交协议，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规定中东路为纯商业性企业，由两国在均等原则上共管，直到中国政府赎回为止；但实权仍掌握在苏方手里。同年九月，苏联政府又同东北当局签订了内容相仿的《奉俄协定》。

　　按照《奉俄协定》，中东路无偿全部交给中国的期限从八十年缩短为六十年。如果这期间中国方面想要提前赎回，赎路价款由双方估定该路实价后，以公道原则确定。此外还规定，与铁路本身无关的电报、电话、矿山、图书馆、天文台、学校等设施，应该交给中国，但苏联始终没交还。

　　虽然苏联控制的北满中东铁路里程更长，但是日本人控制的南满中东铁路更像是插入东北——从咽喉插入心腹的一把利刃。

　　这就是张作霖在南满修筑平行铁路的根本原因，以打破日本对南满的控制。

　　国民党克复北京之后，掀起了收复国权、关税自主运动，欧美等国家做出了一定退让。济南惨案也以不追究、不赔偿、不道歉、日本军退出山东予以解决，“以期两国国交益臻敦厚”。

　　一九二九年初，张学良派人收回了中东路沿线电话权和气象观测站，对此，苏方除提出补偿外并未做出激烈反应。四月，东北当局向中东路要求将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六处的正处长职务让予中国人担任，苏方表示同意。

　　蒋桂之战，桂系不战而败。

　　蒋介石下一个要解决的对手便是冯玉祥。

　　五月二十七日，张学良遵奉蒋介石关于冯玉祥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有关的密令，密饬哈尔滨当局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是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下令东省特警处迅派干警驰往搜查位于哈尔滨市要紧街五十二号的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恰好苏联领事馆内正在开会。特警突然闯入，带走了三十九名苏方人员，并将使馆内大量文件带走。

　　此事件与北京苏联公使馆事件如出一辙，但不同的是，带走的不是中国人，而全部是苏方人员。被捕人员中，除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兹涅佐夫外，多数是苏方中东路的重要职员和各联合会、局的经理或委员。

　　特区警务处同时封闭了苏联职工会，并强迫中东路苏方正、副局长停职。

　　五月二十八日，苏联政府外交委员会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抗议函，苏方召见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夏维松提出严正抗议，苏方要求国民政府立即下令释放被捕人员并送还查抄文件物品。

　　南京国民政府对苏联的抗议未予理会。

　　随后，张学良还下令东北军警又陆陆续续封锁了几处苏联驻东北领事馆。

　　六月六日，张学良致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及中东路督办吕荣寰电，布置他们：

　　…对外则东路仍本协定精神，要求履行，继续以前经过程序，向俄方催促，若再用延宕办法，则我方须利用此时机出以严厉之手段，解散职工会，封闭苏俄所设商号，其余检查电信，限制居民，驱逐不良分子，皆将次第施行，务达我方所希望而后已。

　　原来，黑龙江省会城市是齐齐哈尔，哈尔滨是东三省特区。

　　张景惠，生于奉天八角台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代，跟随其父以卖豆腐为生。是时土匪异常猖獗，各地纷纷组织自卫团。张景惠也拉起大排，由商务会长出面，在八角台镇成立自卫团，自任团练长，为本镇的商号富户看家护院。张作霖遭到土匪金寿山的袭击，借道八角台投奔冯德麟。张作霖、张景惠二人一见如故。张景惠拥护张作霖做八角台自卫团的首领，自己情愿当副手。从此张景惠跟随张作霖，结为异姓兄弟，而成为东省特区长官。

　　在张景惠手下办理对俄外交的，有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铁路理事邹尚友、李绍庚等。邹、李等人都希望以张国忱代替吕荣寰督办之职，因此建议张学良以武力接收东路，责成吕荣寰执行，若酿成事件，迫使吕去职。

　　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沙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舍夫斯基，他向张国忱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刻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

　　张国忱将白俄顾问的建议报告给张景惠，并信誓旦旦地说道：“除断然强制接收外，别无良策。”

　　收回铁路权益，对张景惠、吕荣寰都有利可图，二人更是积极怂恿张学良采取断然措施收回路权。

　　用武力收回铁路权，张学良还是有顾虑的。

　　张学良于是想听听外交家顾维钧的意见。顾维钧不作正面回答，而是将欧洲朋友对于苏联的情况作一介绍，说道：“此时苏联国内确实存在诸多问题，粮食问题，政治不稳等等问题，但是我的欧洲朋友们认为，斯大林是能够克服这些问题的。”张学良半信半疑地问道：“据说苏共内部出现分裂，这事可是真的？”顾维钧答道：“以托洛斯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已经被斯大林残酷镇压了。”张学良又问道：“斯大林是怎样一个人？”顾维钧意味深长地答道：“这是一个让整个欧洲都感到害怕的人。”

　　为了试探南京政府，张学良于六月三日致电南京：“苏联煽惑外蒙，蒙兵已到了哈拉哈。”

　　蒋介石复电，称：苏联及蒙古与冯玉祥关系已明，“东省与俄、蒙毗邻，关系极为重要，请注意防范。”

　　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复电，内云：“据驻苏大使馆电称：苏联大使严重抗议，要求从速释放被逮之人，发还公文、财物，并声明中国政府不顾国际公法，从今起中国驻苏大使馆及人员，亦不受国际公法拘束，等语。形势紧张，亟应妥善应付。”

　　收到两电之后，张学良致电吉、黑两省：“若绝交，吉、黑沿边，以东省兵力能否足资防御，希即妥筹详细电复，并将查获文件派员送部。”

　　当初张作霖搜查北京苏联公使馆，查不出罪证之时，就是让张国忱主持伪造罪证。此时，张国忱轻车熟路，只要将原件中由“李同志”改为“冯同志”，即可。

　　六月十三日，苏联增兵海兰泡，张作相调兵赴瑷珲增防。

　　六月十五日，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张景惠、翟文选、吕荣寰、张国忱等举行重要会议，讨论接收中东路等问题 。

　　张景惠、吕荣寰、张国忱三人均持强力收回路权。作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兼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的翟文选以张学良马首是瞻，自然以张学良之意见为意见。

　　张作相：“收回中东路是好事，可是这事非同小可。进兵接收，势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国力量对付苏联，也未必能打胜，只凭东北军去打苏联能行吗？恐怕收不回中东路，反而惹出麻烦。”

　　张学良：“苏联人不可能在远东作战，我们肯定能收回中东路。”

　　自始至终，手握黑省兵权的万福麟一句话都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