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在滦州强征英国把持的开滦矿务局运煤车的通行税，引起英国的不满，同时美、法等国也认为不除掉张宗昌的直鲁军，华北的海陆交通均难以恢复，天津的秩序难以安定。因此，在几个国家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让步，款许北伐军对直鲁军采取军事行动，不加干涉。

　　张学良乃派杨宇霆率兵去迎击张宗昌。

　　杨宇霆出兵前问张学良：“如果捉住了张效坤，怎么办？”

　　杨宇霆的意思如果捉了张宗昌押回来，你张学良把他放了做人情，岂不陷我于不义之地，因此要先问个明白。张学良和张宗昌曾磕过头、拜过把子，杨这一问，张很难作答。恰参议袁金铠也在旁，极力主张杀。杨乃问张是不是照袁金铠的意思，张点头答应。

　　张宗昌向滦河西岸集结兵力，准备出关，并派人到大连向日本关东军求援；又令褚玉璞军在唐山布防，严防北伐军白崇禧第四集团军的李仙洲部东进。

　　此时，杨宇霆率东北军两个军在滦河东岸。

　　奉、白两军对张宗昌直鲁联军的东西夹击之势已经形成，直鲁军五万余人被压迫在滦州城北横山至城南岩山十余里的狭长地带之中，处境日益困难。

　　在大军压境的危局之下，张宗昌召集部将开会，商定一个诈降计：先由副总司令褚玉璞电告张学良，假称愿意接受改编，并将所扣原属奉军的几十辆运煤车皮送还。张宗昌密令士兵登上空车，顺着滦河铁桥，直向奉军方面开去。把守大桥东端的奉军，以为是褚玉璞军来受降，未加阻击。岂知满载直鲁军的火车刚刚过去，数辆铁甲车尾随而至，奉军猝不及防，在直鲁军的攻击下立即溃败。直鲁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奉军阵地。其它各路直鲁军亦发动攻击。被直鲁军围困于团山子、安山一带的奉军第十七军军长胡毓坤，为救己出困境，也使用了诈降计，扭转了战局。

　　在直鲁军战败、褚玉璞投降奉军后，张宗昌见大势已去，就急忙给驻大连的日本关东军发电，请求速派飞机来滦州接他。九月十八日下午，日军果然派一架小型飞机来滦，在滦河铁桥上空盘旋几圈后，择地降落。但是飞行员没有找到张宗昌，乃空机而返。

　　张宗昌被抓了，押到杨宇霆面前。杨宇霆亲自给他松了绑，对他说道：“汉卿叫我杀你，你赶快跑吧，关外不是你的庇护所了。”

　　张宗昌不想投革命军，遂逃到大连，受日人庇护。

　　随后，直鲁联军被蒋介石收编，编成第二十一、四十一、四十八、五十八等师。谁都没有想到，后来第五十八师竟成为国民党王牌第七十四军的主力师。

　　被溥仪寄予厚望且浇灌了不少汗水的直鲁联军及白俄军队就这样覆灭了。

　　但张宗昌、谢米诺夫欺骗溥仪之心不死，两人在旅顺嘀咕一阵，搞出了一份《中俄讨赤军事协定》，二人分别代表大中华民国政府、大俄国远东政府签订了该协议，随信附寄给溥仪，要求金援。

　　此时溥仪最恨之人却不是什么赤党，而是蒋介石。

　　溥仪在心里发出了狠毒的诅咒，怀着深刻的忧虑，为蒋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运，一次又一次地卜卦、扶乩。

　　溥仪问卦“国民政府能长久否”，得“天大同人变离，主申年化冲而散”的一个卦文，其意思是：蒋介石政府将众叛亲离，在一九三二年灭亡。

　　溥仪常让老丈人荣源去帮他扶乩，终于得到一个像样的乩文：

　　今上乃重兴之主，清仍有天下，然子（按指荣源）乃朝廷勋戚大臣，必须直谏君，于致光武，务必劝诫奢华，弥问世事，晦迹韬光，暗成事业，亲君子，远小人，去伪忠，此皆要图，子忠实君子，吾所夙知，故愿直言，将来再兴，务必改元，宣统二字，乃宁日一乱丝充满天下尽，贼犯紫微，务用隆武，隆若不用，可改兴武，此天机也，国事且不泄。

　　很显然，这一定是荣源找人写的一篇劝谏文，同时将自己猛夸一阵。

　　溥仪竟然看不出来，真信了。

　　4

　　为了加快易帜进程，蒋介石表示东北外交由中央应付，并每月拨一千万元给东北军做军饷，同意东北“内政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重大人事，先由张请委，然后再由中央任命”，同时希望张学良能于十月十日双十节当日宣布东北易帜。

　　张学良回电称：“东北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压迫，致生障碍，…现计算约定之期，已不甚远，敝处拟积极准备，事前秘不使知，筹备就绪，即行通电宣布。”

　　此时，蒋介石在取消政治分会、编遣军队方面受到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方面极大压力，蒋极希望能通过东北易帜的实现进一步树立自己的权威，因而在接到张的拒绝电文后仍极力对其进行劝说：

　　易帜之事，全系我国内政，彼方本不能公然干涉，况目下党国形势，团结一致，彼尤无可借口，为从来所未有，此正其时。如尊处果能出此决心，中正深信彼绝不敢有所举动。故希毅然主持，三省同时宣布，愈速愈妙。

　　十月十日双十节东北易帜终成泡汤。

　　此时，张学良与三方进行权利重置。

　　对日方面，铁路问题既是张作霖的死因，也成了后张作霖时代日本压迫张学良就范的主要外交借手。

　　东北内部，张学良面临着与旧派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与新派杨宇霆、常荫槐的权力分配问题。

　　旧派问题基本解决了——张、万、汤分掌吉林、黑龙江、热河三省，但是与新派权力斗争却极为激烈。

　　此时，张学良对杨宇霆是封无可封——杨宇霆总参议一职，实际上是东北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杨宇霆是奉天兵工厂督办，实际是东北军军需部总部长。杨宇霆也不愿受封，早在张作霖生死未卜之时，即在滦州之时，张学良与杨宇霆曾作一次密谈，张曾表示愿意把奉天交给杨宇霆，可是杨却傲慢地说：“我可以跟你的父亲，但不能跟你做事，我们之间看法做法都不一致。”

　　除杨宇霆外，新派中最重要人物是常荫槐。常荫槐主管铁路，又是关税自主委员会委员，杨宇霆推荐常荫槐担任黑龙江省长，张学良又任命常荫槐为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如此一来，常荫槐权高位重。

　　身为封疆大吏后，常荫槐踌躇满志，以黑龙江为根据地积极抓兵权，大肆培植个人势力，与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分庭抗礼，争权夺势。常荫槐借助其兄常荫廷在黑龙江省任道尹时创编游击队的经验与人事关系，以及奉天兵工厂督办杨宇霆在枪械弹药方面的支持，擅自动用铁路资金，大肆编练山林警备队约二十个营的兵力，扩充自己的实力。

　　张学良反对常荫槐扩军，指出：黑省既有国防军，又有省防军，无需再编练山林警备队。但常荫槐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继续扩军练兵。

　　南京方面，东北易帜之后，中央给予东北多少独立性和自主权，尤其是如何保证张学良的地位和权力，这是关键之关键。

　　谈判在秘密进行着。

　　谈判双方代表代表的不是南京政府，也不是东北当局，而是代表着蒋介石和张学良二人，是一次权力私相授受的秘密谈判。

　　十一月六日，张学良派莫德惠和王家桢为专使赴日本参加日本天皇即位大典，二人利用此机会向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转达了张学良必须易帜的决心，田中冷冷地答道：“此为中国内政问题。”莫、王二人期待着田中再说些什么，不料，田中再无可说之辞。

　　就在此时，一个日本人来到了东北。

　　田中义一的政敌、日本政友党的一个头目床次竹二郎到东北进行访问。床次在国内参加竞选，缺乏竞选经费，到张学良处要钱，说如果他们竞选获胜，对东北问题可做出让步。张学良认为这是利用日本国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个极好机会，欣然答应支持床次竞选。随即令东北官银号总裁鲁穆庭先支付五十万元给床次。

　　但这事被杨宇霆得知。田中义一是杨留学日本时的老师，杨很受田中义一赏识，田中暗中想策动杨取代“小孩子”——张学良。

　　至少从表面上看，张学良越来越对新派首领杨宇霆、常荫槐失去了控制。

　　正是在内忧外患之下，张学良与蒋谈判敲定，东北事务除国防、外交外，其他一律由东北当局自主。

　　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易帜。

　　张学良借助东北易帜，借助南京国民政府，巩固并强化了他本人在东北地位和权力。

　　十二天后，即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杨宇霆、常荫槐相偕赴帅府面晤张学良，要张同意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任常荫槐为督办，杨宇霆声称：“除南满路外，将中东路包括在内，一并划归铁路督办公署管辖。”

　　张学良当场表示：“中东路为中苏共管，事关外交，需请示国民政府，从长计议，不应操之过急，免生枝节。”

　　杨宇霆：“建立铁路督办公署，是为了便于我方管理，此事纯属东北内部事务，与外交有何干系？”

　　杨、常要求张立即决定，并将事先写好的便条出示与张，要其批准签字。

　　张学良推脱说：“时间已晚，容饭后再议。”

　　张复邀请杨、常在帅府共进晚餐，杨、常推说回家用饭。

　　晚饭后，杨、常再来老虎厅。坐定未久，帅府卫队六人，由高纪毅率领持枪步入，大声说：“奉长官命：杨宇霆、常荫槐阻挠国家统一，立予处死，即刻执行。”

　　枪声大作，杨、常未及反抗即被击毙。

　　第二天上午，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郑谦、臧式毅、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杨、常已被杀。众听此言，惊愕不已。张让秘书长郑谦草拟电稿，郑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改刘鸣九执笔，终拟出电稿。

　　判决书等文件对外宣传杨常的罪状是“暗结党羽，图谋内乱，勾结共产，颠覆国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其手法与蒋介石“清党”手法是一模一样，只要涉及“共产”二字，一律杀无赦。

　　但张学良终究觉得这样杀人不对，所以拟说：“于本月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人列席，当众按状考问，皆已俯首服罪”，“审讯历四小时之久，咸认为私运军队，勾结党徒，图危国家，均属确凿有据”，已构成“内乱罪”和“叛乱罪”，“遂依法判决，立地执行枪决”。

　　此外，还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张学良亲自与记者谈话，说：“处决杨常，确实经过相当之法律手续。”

　　张学良确实没说谎，不过他的所谓的“法律手续”乃是扔硬币以决二人生死。

　　原本想托庇于东北的大军阀孙传芳见张学良如此行事，偷偷跑回关内，寓居天津，从此天天念佛，以求平安。

　　至此，旧军阀烟消云散，新军阀鬼魅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