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在清华园，梁启超计划出走，吴宓等亦惶惶不可终日。

　　以南书房行走的身份和脑后一条始终不肯剪去的发辫，王国维感到大祸将至。王国维的学生姜亮夫去见王国维，王问：“有人劝我剪辫子，你看怎样？”姜答说：“听闻南方军举的是‘反帝反封建’旗号，先生还是把辫子剪了吧。”王说：“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

　　六月二日，此时离端午节还有两天，京城街头的槐花已经开尽。

　　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王国维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餐后至书房小坐。王国维到达办公室，准备给毕业研究生评定成绩，但是发觉试卷、文章未带来，命研究院的听差从家中取来。卷稿取来后，王国维很认真地进行了评定。随后，王国维和研究院办公处的侯厚培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相谈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侯给了五元钞票，王国维即出办公室。王国维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

　　临近正午的日光已让人不敢逼视。在这日头下，万寿山上因缺少水分显得有些憔悴的树木都笼上了一圈虚幻的浮光，仿佛一切是恍惚不真，不该存在于这个人间的样子。从荆棘后面露出斑驳的朱漆雕梁来，宛如美人凋褪的朱颜，而王谢堂前的燕子却不见踪迹，只有成群结队的雀鸟在折断的阑干上留下一团团的污迹。

　　此时园子的榛莽丛中却有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慢慢显出一个衰朽的人影来。其人既瘦且小，从一件肥大又看不出颜色的夹袍里探出头四下望了望，又缩了缩肩，终于找了一块平坦山石坐下。喘息了一会儿，又发出了一声微弱的长叹。这声音极微小，听起来倒像是呻吟的味道，若是走近来看，那反光的西洋镜片背后便有几滴浑浊的老泪沿着花白胡子淌下来。

　　王国维吸完一根烟，十一时左右，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身子沉下去了，辫子却依然浮在水面，像一条或隐或现的水蛇。

　　王国维与罗振玉，乃至交好友，当初王国维东渡日本留学，即靠罗振玉资助。后来，王国维半途而废回国后又多受罗振玉帮助。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与罗振玉共赴东洋。在日本五年中，在罗振玉的影响下，王国维弃文学而转向经史考据之学。罗振玉擅收藏，王国维擅学术，两人珠联璧合，在封泥、简版、甲骨文方面取得了共同研究成果。

　　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有感于时局动荡和清王朝灭亡，结合所思所感，有不少诗作问世，编定诗集《壬癸集》。王国维不愿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罗振玉，遂于一九一六年回国，一边工作，一边进行学术研究。

　　三年后，罗振玉一家也回到国内，并将三女儿罗孝纯嫁给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两家遂成为姻亲。王国维入南书房也是由罗振玉引荐。一九二六年，人到中年的王国维，不幸遭遇了丧子之痛，他的长子王潜明年仅二十六岁就患不治之症而撒手人寰。罗振玉前来吊唁，在女婿入殓后，竟不告而别地带走了自己的女儿。王国维大怒道：“难道我连儿媳妇都养不起？”王国维将与罗振玉来往信件点火焚烧。

　　王国维为儿媳罗孝纯的将来考虑，把海关所给的抚恤金全部寄给罗孝纯，然而罗家却拒绝接受抚恤金。王国维几次把汇票寄去，几次又被退了回来。

　　罗振玉给王国维写了一书信，罗振玉自称，在三十年交往中，一直无私援助王国维，从来没有怨言。罗振玉更是以墨子来比喻自己，却把王国维比作杨朱。

　　在战国时期，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杨朱则贵己、重生。

　　罗、王的友谊，看似就此画上句号。

　　王国维自尽当天，其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

　　六月三日，王国维入殓，停灵于成府街之刚秉庙。罗振玉甚为悲痛，即于六月四日派其子赴京奔丧。

　　这个时候，从家中找到了王国维的遗书：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陈寅恪）、吴（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罗振玉根据王国维之遗书，代拟、代递了一封遗折，折中说：

　　臣王国维跪奏，为抱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劣，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洲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晏安，…请奋乾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

　　溥仪看过遗折大受感动，予谥“忠悫”，与陈宝琛等师傅们商议，发出一道上谕：

　　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因值播迁，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出于至诚。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仟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钦此。

　　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设“忠悫公”灵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随后，即赴京亲自为亡友操办丧事。

　　此间，梁启超曾请求北洋政府褒扬王国维，为此找到国务总理顾维钧，顾允提出阁议，结果多数阁僚不知王国维是谁，阁议未被通过。

　　此后，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使王国维著作流传后世。

　　正是阅尽了王国维的文章之后，罗振玉终于发现自己错了——“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这一“知己”在罗振玉看来乃皇上，而在陈寅恪看来乃中国文化。

　　王国维曾言：“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

　　陈寅恪在悼王国维挽词序中，说道：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为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国维认为人生有三层境界，但对他来说，其实还有第四层，这一层或许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4

　　北伐军迫近北方，王国维死，溥仪顿觉面临灭顶之灾。

　　这个时候，罗振玉一边为王国维讨要谥号，一边劝谏溥仪“东幸”——前往日本。溥仪颇为心动，问计于诸老。

　　在上海的郑孝胥既接近革命军、又接近西方世界，于是提出了“留津不动”之策，奏曰：

　　今乘舆狩于天津，皇帝与天下犹未离也。中原士大夫与列国人士犹得常接，气脉未寒，若去津一步，则形势大变，是为去国亡命，自绝于天下。若寄居日本，则必为日本所留，兴复之望绝矣！自古中兴之主，必借兵力。今则海内大乱，日久莫能安戢，列国通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业。他日非为中国置一贤主，则将启争端，其祸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图中兴，不必待兵力也，但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必有人人欲以为君之日。

　　溥仪一面让罗振玉等人张罗东渡日本之路，一面留津不动，静候时局变化。

　　六月一日，阎锡山驻北京代表赴顺承郡王府谒张作霖，代表阎劝张作霖与南京蒋介石合作，实行三民主义，共同抵制冯玉祥、唐生智等左派北进。阎代表说道：“我们主张‘讨赤’，南京也主张‘讨赤’，且已付诸行动，我们立场相同，正可合作。不如改旗易帜，加入国民革命军，战祸即免，又可保有一方。”

　　六月九日，张作霖在北京顺承郡王府召开重要会议。

　　张作霖说：“我们是赞成三民主义的，但得加以相当补充，加入民德主义，以示尊崇旧道德，因此三民主义应改为四民主义。和山西阎锡山及革命军合作，先宣布停战。如对冯玉祥、唐生智有作战必要，当再具体会商，共同分担任务。对于全国政治法律问题，以国民会议解决，反对一党包办；在国民会议未开前，由南北两京政府各办权力范围内政务，惟外交则联合处理，一致对外。”

　　与会代表张学良、韩麟春都强调应该顺应潮流，而张作相、吴俊升等代表老一代的奉军将领也能谅解。

　　与南京方面接洽后，南京方面要求奉军将孙传芳的残余力量予以解决。

　　与此同时，南京方面也派人接洽，要孙传芳消灭掉张宗昌部。

　　张宗昌、孙传芳随即入京，反对奉方和革命军合流，主张请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与革命军决一死战。

　　见张作霖犹豫，孙传芳说道：“北洋原本乃一家人，只因内斗，致有今日之祸，今后再不可互为敌人了。”

　　张宗昌慷慨激昂地说道：“今日敌人是北伐军，非战不可，不战必亡，与其入棺待死，不如痛快大干。大帅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之后即或情势不佳退出关外，有了大元帅的称号犹可仿照孙中山在广东局面，易于号召也。”

　　在张宗昌、孙传芳的劝说下，六月十八日，张作霖欣然就任陆海空大元帅一职。

　　历代帝王登基、历任北洋总统就职都有举行祭天大典的习俗，张作霖也不例外。

　　当天，张作霖率众人登上天坛。

　　张作霖身穿天蓝色大帅服，手戴白手套，文武官员分立两侧，由礼官高喧《告天文》，代表张作霖祈祷在天神灵护佑。张作霖自己手捧金爵走向案前，想要跪地洒酒祭天，咣当一声，金爵滑落，酒洒了一地。在场的嘉宾都大惊失色，认为不祥之兆。张作霖非常机灵，忙捡起金爵，重新倒满酒，说：“上天别急，我张作霖有的是酒给诸位神灵喝。”

　　事后，顾维钧以及其他几个老辈之人对此事一直心怀忐忑，于是，他们把张作霖的生辰冒充为一个平凡老人的八字，请北京城一位算命先生测算。算命先生看过八字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此命贵则贵矣，只是现在已是黎明前的电灯胆，马上就要熄灭了。”

　　六月中旬，冯玉祥与武汉方面军会师中原。

　　在郑州与汪精卫等人见面后，冯玉祥即前往徐州与蒋介石见面。

　　此时正值宁汉分裂时期，武汉方面结束北伐之后，准备挥师东征南京。蒋希望冯玉祥出兵沿京汉路直下武汉，南京方面军则返归南京，溯江西上，共讨武汉方面军。冯玉祥认为革命军当面的奉军、直鲁联军是真正敌人，宜先以全力将之扑灭。武汉方面是自家人，小有意见，不必认真，更不必以兵戎相见，徒给敌人造机会。他反对对武汉用兵。

　　蒋介石只好先以一部分兵力防守长江上游，决定先用兵鲁南，予北洋军阀重创后，再回师西征。

　　蒋介石认为拿下山东会很容易。

　　南京方面军进入鲁南之后，张宗昌再次显示其凶狠、顽强一面。鲁军坚守临沂，以吸引革命军。革命军围攻临沂将近一个月，始终攻打不下。

　　冯玉祥虽然不同意对武汉用兵，却同意清共，于是将其部中所有共产党员和平请出。

　　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终于开会决定分共。

　　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结束。

　　在共产国际促合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苏联人、共产国际让中国共产党人担任的是地主家“苦工”这一角色。

　　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背负着苏联人、共产国际的失败罪责，黯然下台。

　　一群年轻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毛泽东、张国焘等人则走上了历史前台。

　　八月一日，周恩来、叶挺、贺龙、李立三、谭平山、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的武装部队在南昌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说“不”的第一枪。

　　张宗昌、孙传芳重新整顿，决定乘革命军进军鲁南，兵力不能兼顾之际，反攻徐州。张宗昌之白俄军乘铁甲车猛攻，于七月下旬攻占徐州。

　　孙传芳的军队，自和北伐军接战以来，屡战屡败，退守江北后，长江、淮河亦不能固守，其亲信杨文恺、卢香亭等因见大势已去，均背弃孙回到天津。

　　但孙军帐中仍有一人不离不弃，此人即是孙的参谋，又是孙在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师，他便是冈村宁次。

　　自攻克徐州之后，孙军出人意料之外地分两路南下，一由津浦路攻蚌埠，一由宿迁侵淮阴。

　　张作霖听闻消息，大呼：“此去必败也！”

　　孙传芳不顾张作霖的电阻，亦不计及张宗昌在济宁及徐州东面为冯玉祥部所牵制，分身乏术，难以南下应援的态势，一意行险侥幸，急急南下。

　　白崇禧、何应钦、王天培所率北伐军在孙军的冲击之下，一溃千里，创造北伐以来最大败绩，纷退长江南岸。

　　此时，北有孙传芳军逼近淮河北岸，西有唐生智军陈兵皖境，冯玉祥、阎锡山虽已加入国民革命军，但对国民党党内之争袖手旁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勾结黄埔系何应钦、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元老，在宁汉合流的局势下——驱蒋迎汪，迫使蒋介石于八月十三日宣布下野。

　　至八月中旬，北伐军前方各军已陆续撤回长江南岸，沿长江一带防御未臻稳固。

　　龙潭，位于南京东面，北临大江，东南西面有宝华、汤山和栖霞山，控制宁沪交通，上可以迫近南京，下可以略取苏州和常熟。

　　八月二十五日夜至二十六日拂晓前，孙军于南京至镇江之间向笆斗山、乌龙山、栖霞山、龙潭及镇江五处实施渡河，其中笆斗山、镇江两处为佯渡，乌龙山为渡河掩护部队，栖霞山为助渡，主渡地点为龙潭。

　　孙军部署极为周密，行动极为迅速，几乎达到神不知鬼不觉。

　　但是意外发生了，恰好当晚白崇禧从上海回来，乘火车到镇江段时，发现孙军偷渡，就近指挥党军第一军。与此同时，李宗仁、何应钦在南京指挥第七军。

　　龙潭之战遂爆发。

　　战至三十一日，孙军全军覆没。

　　孙传芳孤身返北。

　　5

　　这年夏，张彪卧床不起。溥仪派自己医生给张诊视。

　　医生是溥仪须臾难离的人物。在天津时有两名医生：萧炳炎和佟成海。两人性情不同：萧是南方人，用药较温和；佟是北方人，药剂子又大又猛。溥仪需要看病，便视自己病情酌情传两人中的一个。

　　萧炳炎人如其药，温和。

　　溥仪没少折腾萧炳炎，不论白日、黑夜，溥仪稍有不适之感就叫他，一天不知叫几回。有时看了病刚走，不到一小时又叫回来。

　　萧家住永平里七号，但几乎每天晚上都得在园子里值班。他住的房间从来不从里边落栓上锁，方便别人拉门进去。那些“请脉”的随侍走到床前，轻声将他叫醒。他好半天才能坐起来，而且坐在床上也不下地，先伸出两只手，磨擦拇指数十回，再把磨擦完毕的拇指放在眼皮上左右擦几次。就这样磨了擦，擦了再磨，反复数次，才慢慢下地、穿鞋，有时还要用湿毛巾擦脸，这一套完成后才出门上楼给溥仪看病。每一次从叫醒他到走出房门，少说也得半小时。有时溥仪等急了，接二连三派人来催，他也不在乎，因为他深知，溥仪绝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病。

　　除了这两位医生外，溥仪还请了一个算命的瞎子。这个瞎子天天坐在下人厨房里等吃，耳朵特别灵，凭脚步声就能分辨出二三十人中的是哪一位，绝不会错。

　　两位医生都诊断不出张彪什么病，溥仪就派出了这位瞎子。

　　瞎子站在张彪卧室之中，竖耳听着。此时，室内只有张彪和瞎子二人，张彪瞪大眼睛看着瞎子，只见瞎子四十五度角俯视着地面，说是听地音。

　　回去之后，瞎子对溥仪说：“房间里全是阴人，命不久矣。”

　　不久，九月十三日，张彪病危，临终前回光返照，嘴里嘀嘀咕咕，想开口说话，却说不了话。家里人不知其所欲，张学毅猜测其父是要见皇上，连忙给溥仪打了电话。溥仪闻讯急忙赶来看望，使张彪垂死的身躯更加激动起来。张彪虽然口不能言，且无力举手表示致敬，面部悲哀的表情依稀可见，只能微微做一下告别状的姿态。但是他的眼睛目光灼灼地向着这位昔日的皇上，死死地盯着他终身维护的宣统皇帝，一直到断气。

　　溥仪为痛念这位忠臣遗老，挥泪不已。成殓之际，溥仪亲书“心如金石”匾额，又赐陀罗经被，为他送行。

　　黎元洪虽然未见老长官张彪最后一面，但在祭奠时也是扶棺号啕大哭，异常悲哀。经张家人苦苦相劝，才依依不舍地含泪登车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