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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使馆的东侧是日本使馆，西侧毗邻法国医院。站岗的日本兵总是看到中国人出入使馆，觉得很奇怪；而法国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注意到使馆总有人在争论。

　　苏联使馆里的“动静”引起了法日的注意，他们将这一发现告诉了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次长吴晋。吴晋曾经在法国炮兵工程学校留学，任过驻法国使馆参赞，他便将苏联使馆内可能有赤色活动的消息汇报给了张作霖。

　　面对北伐军节节进逼，由于北伐军是受苏俄支持，北洋政府对北伐军的口号是“讨赤”、“反赤”。

　　“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政府在治安条例里特别规定：“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这既是针对共产党，也是针对与苏联勾结的国民党、冯玉祥部。

　　此时在南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正在秘密酝酿着“清党反共”，在国民党党内，这已经不是秘密的秘密了。

　　清党反共的背后隐藏着更大一个秘密——离俄反共。

　　这个时候，原来躲在苏联大使馆的国民党人已经纷纷离去，只剩下共产党或跨党同志，这当中就包括在国民党中极有影响力的丁惟汾，此时也离开北京。

　　此时，共产党实际已经处于四面皆敌之境。

　　北平的风声很紧，一直负责使馆内外联络工作的阎振山一早出去报信，便没有再回来。帮李大钊打印、做饭的张金印出去买菜，也失踪了。大家还不知道的是，京师警察厅派出的四名暗探早已借招工之机扮成杂役混进了俄国兵营，专盯着兵营里中国人的一举一动。

　　三月一天，京师警察厅突然出动警力，对西交民巷进行大围捕，当场拘捕七人，搜出了正在分发的秘密传单。随即进行搜捕，六处秘密机关暴露，一百多人被捕。

　　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沈维翰亲自出马，连续审讯了三个昼夜，终于发现有一个名叫李渤海的嫌犯是共产党员。经多方劝导，李渤海颇能合作，将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产人员名单供出。为避免打草惊蛇，警厅悄悄释放了李渤海。除了当事人，此事再无人知晓。李渤海有一个更为人知的名字，黎天才。

　　当这一消息呈送到张作霖面前时，张作霖一直有个很大的顾虑：全副武装冲进去抓人，这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历史上尚无先例，就算是打着“讨赤”的旗号，列强们能答应么？为防横生枝节，张作霖决定先派人与苏联之外的各国使馆联系。

　　各国公使们对于搜查苏联使馆一事并无异议，但认为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违反了《辛丑条约》的规定，应该由外交部出面商请。于是，安国军总司令部将此意思通报给负责外交事务的顾维钧，顾维钧不愿负此责任，便推诿延宕。奉系见此，便派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直接与列强公使接洽商谈。

　　四月四日，领袖公使欧登科与各国公使秘密会议，欧登科称：“张作霖元帅的随员吴晋一再向我提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据说，有四千支手枪被偷运入旧俄卫队的兵营，从那里分散给北京的不法分子。他们请求入使馆搜查。”

　　“如果允许中国人持枪进入公使馆搜查，那将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先例。”一位公使反对道。

　　欧登科说道：“是的，是的，我也是这样拒绝吴晋的，可是吴晋的理由却让我无法拒绝。他说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外交部副部长加拉罕代表苏俄政府，宣布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样就等于放弃了《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外交使团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按吴的说法，苏俄人这是‘自废武功’。”

　　大家听了哈哈大笑。

　　结果，会议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

　　当晚，时任直鲁联军总参议的杨度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朋友女儿的婚宴，正好碰上了曾任外交部总长的汪大燮。杨度有意无意地攀谈：“外交方面可有新闻？”

　　“亦可说有，亦可说无。”

　　“此话怎讲？”

　　“张大帅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要派人进入俄国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

　　得知此讯，杨度找了个托词，赶紧离席。

　　杨度就把从汪大燮那里听来的消息告诉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并传进了俄国兵营。

　　早在该年元旦，就有人劝李大钊离开北京，说：“北方区办公地点需要赶快想办法，在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以内，去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事情，应趁早迁出。”李大钊答：“不要太胆小了，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是载在条约上的，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风声越来越紧之后，越来越多人劝李大钊离开，李总是答道：“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

　　四月六日，十一时，一百五十多名警察、一百多名宪兵全副武装，从警察厅出发分路直扑东交民巷。一部分人把守各路口，剩下的人包围了苏联大使馆。

　　带头的人揣着一份正式公文，公文上称：“苏联使馆内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局办事处、庚款委员会等处有共产党阴谋暴动的组织机关，须立即搜捕，事出紧迫，请各国公使准许。”

　　搜查一直持续到当晚七时。在远东银行、中东路驻京办事处，军警一无所获，在使馆所属的旧兵营里，查获枪支弹药、旗帜、印章以及大批的文件材料。

　　当日，共逮捕五十多人，计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等十五人，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大钊等二十多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路友于等十余人。

　　同时，因为军警搜查到的“叛乱”武器，不足其向公使团指控的百分之一、二，公使团又同意将原先搜查日期延展两天。

　　与此同时，四月七日，天津警察厅会同法国巡捕搜查了法租界内苏联驻华商业贸易机构；同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外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事件。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

　　四月九日，政府校务讨论会席间提议“李大钊虽属共产党员，究系迷信学说，与故意扰乱治安者情形微有出入，应请当局略迹原情，贷其一死”。九所国立大学校长商定自十日起分途营救。北大校长余文璨、师大校长张贻惠随后前往文昌胡同八号拜访张学良。

　　政府政治讨论会也于当日召开，全场推举讨论会会长梁士诒、杨度为代表，赴顺承郡王府向张作霖陈述意见。次日，两人约同司法总长罗文干一同会见张作霖。

　　章士钊则找到了杨宇霆，历数李大钊得名之盛，言辞恳切地奉劝杨宇霆：“当今中国，仁人义士都在寻求救国之道。如何救国，有各种各样之路。到底哪条路能使国家通往强盛，君知乎？余知乎？邻葛兄乃有识之士，且为张大帅所信任，还请转告张大帅，切不可以一时之意气，杀戳国士，而遗千载恶名。”

　　四月十二日，从上海突然传来消息，蒋介石发动清党反共，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开始镇压革命群众。

　　以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等人为首的武汉方面，则与共产党维系着关系。

　　苏联使馆被搜后，苏联驻华大使率领馆员三十余人数日后离华，扬言与中国断交。苏联首都莫斯科则发生了十万工人、职员大游行，抗议北洋政府擅闯大使馆，行凶抓人。

　　各国站在不同立场上纷纷敦促张作霖尽快拿出切实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李大钊等人蓄意暴动、反抗政府。

　　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从使馆搜得的大批文件——宣称有七车之巨，有中文的，但大部分都是俄文的。张作霖成立了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但凡懂点俄文的政府工作人员几乎全被调用。编译会的人日夜加班，搞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发现组织暴动的计划。

　　无奈之下，张作霖只好电召张国忱由张家口来京，主持临时编译会，编造《苏联阴谋文证》一书，译成英法文，散布中外。

　　另一方面，张作霖令人审讯李大钊。

　　当李大钊供词、自述书提交给张作霖时，张从头到尾看下来，问道：“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

　　罗文干答道：“李坚称自己是国民党。”

　　张作霖指着供状又问道：“这能定何罪？”

　　罗文干答道：“李对反政府供认不讳，可定反政府罪。”

　　张作霖转头对杨宇霆说道：“这算什么罪状？宇霆，你跟他是同乡，你去审问。”

　　杨宇霆来到李大钊面前，他将军帽摘下，拿在手中，又命人将李身上铁镣解开，二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你说你是国民党，但据我所知，甚至全国人民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创始人。共产党这个身份更加适合你！四月十二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已经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及其工农群众，上海、广州，血流成河！你所谓的敌人，北洋军何曾这样屠杀？”

　　“京汉大罢工，吴佩孚杀工人五十二人；前不久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杀青年四十七人！”

　　“据我所知，吴佩孚此前与你们是合作的。至于此次‘三一八’惨案，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北京是控制在国民军手中的，段执政不过是孤家寡人，是谁杀了那些青年，难道你心中没有数吗？即使这些血债都算到北洋政府账上，可与上海、广州相比，那也是小巫见大巫！”

　　“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叛变革命！”说到这，李大钊狠狠地一拳击在桌上。

　　“现在宁汉分裂，武汉以汪为旗帜，正欲誓师北进，与冯玉祥国民军会师中原，与我奉军决一死战！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即将展开。汪精卫其人你们是知道的，此人左右摇摆，如果我们三方握手言和，贵党——共产党，尚有转危为安之可能。若不幸奉军败了，国民党问鼎中原，共产党将何去何从？”杨宇霆眼睛像刀一样逼视着李大钊。

　　李大钊沉默着。

　　杨宇霆进一步说道：“先生在国民军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能促成双方反蒋，奉军愿意退出中原，甚至退出关外！”

　　李大钊依然沉默着。

　　见无法说服李大钊，杨宇霆只好逼道：“现在共产党生死存亡，全系于先生一人之手，难道先生愿意冷眼旁观？”

　　李大钊叹道：“共产党人革命目的是利中国。如果北伐有利于中国，即使牺牲共产党利益，共产党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北伐。至于我个人荣辱得失，大丈夫生于斯世，宁可粗布以御寒，蔬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人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

　　杨宇霆见李大钊毫不屈服，只好向张作霖汇报了审讯经过。

　　张作霖听后，说道：“共产党都是一些青年人，幼稚、受人利用，成不了大事。但这个人不简单，当初传播共产主义的是他，说服孙中山实行国共合作的也是他。现在国共面临分裂之时，即使国民党右派开始屠杀共产党人，他依然坚定地、毫不松动地维护国共合作局面，能不以一党之利而始终如一，不简单啊！”

　　杨宇霆趁机劝说道：“李大钊本为北方著名学者，不如判个终身监禁，让他在奉天的监狱里继续研究《资本论》。”

　　张作霖摇了摇头，说道：“你觉得蒋介石是个可怕对手吗？”

　　杨宇霆答道：“默默无闻之辈，几年间就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半途，竟然敢离俄清共，确实有过人之处。”

　　张作霖摇了摇手，说道：“能成就大事者，必有能容天下之大胸怀。革命半途，蒋就开刀杀人，他的胸怀不过如此。此次，即使奉军战败，即使退出关外，只要我们养精蓄锐，静以待时，不须多年，关内必大乱，那时我们挥军入关，一战而能扭转乾坤。吴子玉刚愎自用，蒋介石残忍无道，皆不足畏。反而是李大钊，心中就抱着一个信仰，什么都动摇不了他，令人可敬可畏。”

　　张作霖致电前方将领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阎锡山等，咨询是否杀李大钊。除阎锡山外，余者皆言可杀。

　　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等二十人被绞杀。

　　四月二十九日，北京《晨报》发表了快讯“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快讯里特别提到这样一个细节：“而前晚又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前方重要将领是谁？南方某要人又是谁？

　　五月十二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民国日报》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报道了此事，并提出：“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西平、上蔡之战失利后，奉军退守临颍。

　　贺龙率独立十五师强渡百里沙河，避实就虚，迂回敌后，以攻其不备的战术，仅仅四天时间就击垮了立足未稳的奉军五个团防线。

　　北伐军兵临临颍城下。

　　此时在临颍城，奉军部署九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二个炮兵团，另派遣飞机队、坦克队参战，兵力约六七万人。

　　张学良亲临临颍指挥，一抵前线就撤换军长赵恩臻，枪毙了在早前作战中失利的四名团以上军官，以振作士气，刹住官兵溃逃之风。

　　五月二十七日，凌晨，除了蔡廷锴的第十师担任后卫，北伐军所有的部队都投入了这场战斗。

　　北伐军各师进入指定位置，准备向临颍发起攻击。上午八时，南面的北伐军吹响冲锋号，一时枪炮大作，贺龙亲自率军向奉军发起冲锋。下午一时，北伐军突入奉军阵地与奉军展开白刃战，双方肉搏三小时才将奉军击溃。

　　在正面方向，北伐军第十二师对奉军阵地发起十多次冲锋都未能突破奉军防线。十二师伤亡极为惨重，这时张发奎将二十六师七十七团调到正面增援。

　　七十七团团长正是当时黄埔三杰之一、共产党员蒋先云。

　　上战场那一刻，一个画面在蒋先云眼前晃动着，那是报纸上刊登的李大钊同志被绞杀的画面。

　　蒋介石杀共产党人，张作霖杀共产党人，都是没有多大顾忌的，因为共产党人没钱没枪没军队，共产党人唯一拥有的只有信仰和热血。

　　于是，在那天下午，正在城墙上督战的张学良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一位将领骑着白马，手举军刀，冒着炮火，率队冲锋。他是如此显眼，城墙上无数枪眼对着他，子弹在他身边呼啸而过。

　　张学良看得胆战心惊，仿佛骑在马上之人是自己。

　　终于，人马都中弹倒地，仍见他挥动着手中之刀。

　　眼前的一切都消失了，包括枪炮声，在张学良的眼里，只有这位将领和那染红鲜血的白马。

　　战到黄昏，残阳如血。

　　这位将领虽然牺牲了，但是他的精神鼓舞了友军、震慑了敌军。

　　一天之后，占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奉军弃临颍而逃，像野牛一样朝北狂奔。

　　许多年之后，在西安，谈起这次战役，张学良依然记忆犹新。周恩来告诉张学良，这位将领名叫蒋先云，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蒋介石秘书——北伐文告多出于他手，曾救过蒋介石。直到那一刻，张学良方才明白，共产党人的精神是用血浇灌而成的。

　　就在临颍决战前一日，即五月二十六日，冯玉祥率部攻占洛阳，兵锋直指京汉路交通枢纽郑州，迫使奉军不得不撤出豫南。

　　至五月底，西线，奉军放弃陇海，退守黄河以北；东线，直鲁军亦同时放弃徐州，退守山东。

　　张作霖委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团长，率吉、黑两师专驻保定；委吴俊升任京榆后防总指挥。奉军源源不绝由关外开入关内。

　　革命军即将攻入京城的消息已经使得人心浮动，草木皆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