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民国十五年，即公元一九二六年，在广东汇聚的国民革命军，包括国民党的党军第一军，湘军第二、六军，滇军第三军，粤军第四、五军。

　　湖南，东连江西，西接四川、贵州，南毗广西、广东，北邻湖北。湖南是南上北下必争之地，且民风彪悍，是谁碰了谁就会吃亏的地方。当初，袁世凯没有解决湖南，段祺瑞还栽在湖南问题上，至于孙中山时代的革命军就是连碰的机会都没有。

　　湖南在民国初年经历了汤芗铭和张敬尧两度暴虐的统治，直到民国十二年赵恒惕主政后，才算是安定下来。此后两年，湖南倡行省宪，不介入南北之争，埋首建设，蔚然可观。赵恒惕主湘期间，湘军编成了四个师，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第二师师长刘铡，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四师师长唐生智。

　　湘省西南边区有一商埠，名叫洪江，是鸦片和油木出口的咽喉，设有大小关卡，税收甚巨，凡驻扎洪江的部队一向被人视为肥缺。赵恒惕派叶开鑫部驻防洪江，遂使唐生智心存不满，不过赵为了公平起见，令叶按月补助若干经费予唐，因此唐遂容忍未发。十四年冬，唐生智想把湘南地方团扩充成旅，乃请叶增加补助费额，被叶开鑫拒绝，于是唐恼羞成怒，向赵恒惕提出要求，要和叶换防洪江。此事越闹越僵，唐生智竟然引军迫向长沙。赵恒惕认为若举兵相抗，必致地方糜烂，使数年心血毁于一旦，乃决心退位远引。

　　民国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赵恒惕在老督军署门首张贴布告，宣告辞职。

　　这件全省闹得沸沸扬扬的事，唐生智入主长沙之后，只以十六字解释：“惕公倦勤，委政于智；攀留不及，推诿不能。”

　　当初，吴佩孚兵败后南下，穷无所归时，正是赵恒惕迎他入湘，殷勤款待。今闻唐生智犯上作乱，迫走赵恒惕，于是决意援湘——攻打唐生智。

　　以唐生智的这点兵力是无法对付风头正盛的吴佩孚的，所以，唐生智只好请人到吴佩孚处疏通。

　　吴佩孚的谋士张其锽劝谏吴，说：“唐生智虽然不足惧，可是如果他投靠了广东，其力量就不可侮，因此纵然打下了长沙，打到了衡阳，可是湘省的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这是不可不重视的。”

　　吴佩孚不听其言，在接见唐使者时，提笔写了一个“北”字，大声说：“我原本向北进兵。”接着又写了一个“南”字，并且画了箭头指向南，扬声说：“现在要移师南向了。你回去告诉唐孟潇，马上退出长沙，一切还好商量。”

　　听了回报之后，唐生智答复就一个字，“呸！”

　　正是因为这件事耽搁，所以吴佩孚一直推迟赴京。

　　此时，奉军、直鲁联军已经进入直隶，国民军也退出了京畿，吴佩孚想稳定了湖南再从容北上，可是偏偏遇上了唐生智这样的牛皮糖——吐，吐不了；吞，吞不下。

　　孙中山以广东为革命大本营，但是广西旧军阀总是伺机占领广东富饶地区，这是广东革命大本营不稳的重要原因。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消灭广西旧军阀，于五月五日加入国民革命军，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广形式上已经取得统一。

　　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加入国民党革命军后献上第一计，即是联合唐生智。

　　这个时候，吴佩孚无视南方涌动的革命浪潮，竟于五月二十六日派刘玉春率卫队旅扈从北上。吴佩孚到直隶保定之后，即停止了行程。

　　六月二日，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

　　至此，广东、广西、湖南三省实际已经统归国民革命军。

　　六月五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

　　一场对北洋军来说生死攸关的大战即将开始。

　　苏俄人在南北两面各下一笔重注——军援，南方是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北方则是冯玉祥的国民军。

　　六月初，张作霖也来到了天津。

　　此时，以张之江为首的国民军，依然徘徊在京郊，等着吴张矛盾爆发。

　　当初，直系掌握的北京政权，是被张作霖收买冯玉祥推翻的，现在挡在吴张面前的是一笔无法理清的糊涂旧账。

　　双方讨价还价，拖到六月下旬，张作霖方才入京，下榻顺承郡王府。吴佩孚于后也由保定启程赴京。

　　六月二十九日，张作霖、吴佩孚二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二人闭门会议。

　　这次吴、张二人会议，事前足足地筹备了一个多月，劝驾、促驾、协调、协商，极尽口舌之劳，奔走之苦，迄两巨头见面，不过三十分钟的密谈而已。

　　当记者问二人时，二人均是笑而不答，再问，均答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当天，北伐军粤军第四军已经离开韶关开往湖南。

　　当晚，张作霖回到了天津。一抵天津，张作霖召来直鲁联军将领，将一纸电文递到张宗昌面前，张看完，又传给褚玉璞。褚玉璞看了，满脸喜色，最后递给李景林。李景林接过一看，大惊，说道：“大帅，我冤枉啊！”

　　原来，李景林不满足久居张作霖之下，此前和孙传芳、冯玉祥、直系靳云鹗联络，准备策划反张。此电正是吴佩孚提供给张作霖的见面礼。

　　张作霖冷冷地说道：“你冤不冤你自己知道，你走吧！”

　　等李景林一走，张宗昌对张作霖说道：“大帅英明果断，实在令人敬畏！”

　　刚任直隶军务督办兼直隶省长不久的褚玉璞原本担心李景林会将自己位置夺走，现在见张作霖将李驱走，则是对张作霖感恩不尽。

　　吴、张虽然密谈仅半小时，但是决定对国民军用兵，由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联合发表宣言，合作讨冯，并下总攻击令。

　　国民军将南口作为主战场，以主力阻止奉直联军西进。与此同时，国民军另一部攻击山西。

　　吴、张在北京会晤时，吴愿独力进攻南口，张作霖笑哈哈地对吴说：“敝部悉听二哥指挥，我的部队就是你的部队。”

　　吴佩孚久攻不下，又不愿向奉军求助。

　　此时，湖南方面则告急电一日数至。吴咬紧牙关宣称：“南口一日不下，则本总司令一日不南返。”

　　这个时候，就连曹锟都看出，南方危机重于北方。曹命人劝吴放弃南口军事，早日回武汉部署湘鄂防务，吴坚持不肯。

　　由于直军久久攻不下南口，只好由直鲁联军和奉军替换攻打南口。

　　八月初，奉、直、鲁、晋联军大举进攻，多伦、南口以及晋北方面与国民军同时激战。战至八月底，国民军败退。

　　当吴佩孚南下时，北伐军已经攻占湖南，分三路攻入湖北。

　　武汉，长江、汉水将其分割为三镇——武昌、汉阳、汉口。

　　长江南岸即是武昌。

　　吴军将领无人愿守武汉，由旅长而被吴佩孚晋升为师长、军长的刘玉春对吴有知遇之感，慷慨独任死守武昌之责。

　　北伐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戎装整齐地来到武汉城下。

　　在蒋介石眼里，攻下武汉只是旦夕之事。

　　革命军发起一次又一次攻城，均被击退。不得已，蒋介石率一部北伐军转攻江西，遂与孙传芳五省联军交战。

　　至十月上旬，武昌城破。

　　至十一月上旬，北伐军击破孙传芳十余万大军后，攻占南昌。

　　至此，国民革命军已经占领粤、桂、湘、鄂、赣五省，兵锋正盛，锐不可当。

　　2

　　五原，位于蒙古西部，河套平原腹地，南邻黄河，北依阴山。

　　九月的五原，已是风沙漫漫，衰草连天。

　　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于九月中旬抵达五原。

　　冯玉祥在五原誓师，以所部国民军加入国民党，加入国民革命军。

　　冯玉祥庄严宣誓就职并宣读誓词：“本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此誓。”全场万众，呼声雷动，冯玉祥振臂高呼：“同志们辛苦了！”台下山呼海应，“为革命服务”。

　　南方革命烈火如炙，北方冯玉祥又卷土归来之际，财政总长兼代内阁总理的顾维钧于十一月九日分电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张宗昌，请各方共发宏谟，早定国是。

　　十一月十日，张作霖由关外抵达天津。

　　此时，长江以北北洋力量实力最强的是奉系，它兵多、械精、饷足，只有奉军堪与革命军一战。

　　但张作霖面临的是一个四分五裂、风雨飘摇的北洋政权。

　　政治方面，此时北京政权是吴佩孚所拥立，现在吴佩孚已成强弩之末，自顾尚来不及，自然无余力顾及北京，因此北京的政权究竟抬段祺瑞？抬王士珍？抑或张作霖自取？

　　军事方面，西面的吴佩孚部正面临北伐军与冯玉祥部两面夹击，日暮途穷；东面孙传芳部也失去重要屏障江西，危不能持。为了保全北方，援助吴、孙已刻不容缓，可是援吴、援孙已高唱了好几个月，俱是纸上谈兵。

　　十一月十九日，从江西战败回来的孙传芳秘密从南京乘专车北上，只带了两名幕僚和两名副官上车，车抵天津后，孙即驱车访吴光新和张宗昌，由吴、张二人陪同往谒张作霖。

　　到了张府，孙传芳一见面，就摘下帽子，给张作霖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腰久久弯着，说道：“我今孤身前来，要杀要剐，仍凭雨帅发落！”

　　张作霖听了这话，沉默了许久，方才说道：“坐。”

　　孙传芳方才直身，坐下后，说道：“雨帅不念旧仇，实在令人敬佩！此次江西之败，实有无奈之举——江西总司令邓如琢非吾嫡系，对我率军入赣颇为抵触，无奈之下，我只得退其次而取守势，要求邓‘慎守地方，不越雷池，以防贻人之口实，而使牵连赣境，转使五省共累’。”

　　张作霖说道：“我在关外亦闻南方军道路相传，‘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不管张作霖’，你被人骗了吧？”

　　孙传芳见瞒不住，只好说道：“国民党确实派人与我谈判，要我中立，并怂恿我加入国民革命军。我则坚持南方军退出湘境，使湘成为南北缓冲之地。不料，国民党言而无信，转攻赣省、闽省，使我军仓促作战，以至于败。我误国误民，引咎殊深，现江苏方面交给卢香亭，浙江交给陈仪，安徽交给陈调元。我自愿率所部听候雨帅差遣，虽只剩一兵一卒亦不愿屈服于国民党。”

　　张作霖说道：“如今南方军，必以南昌为基地取江浙，以武汉为基地取中原。实在不知吴子玉作何打算。”

　　此时，吴佩孚仍固执不愿奉军驰援，一如当初南口。

　　坚守长江以北，奉、直、鲁、孙联军认为应该以天津、徐州、郑州划成三角形，巩固这个铁三角，各驻重兵，相互策应。

　　这天深夜，突闻狗吠叫声，溥仪一下从床上蹦起。过了一会儿，随侍上前来报：“张督军求见。”

　　溥仪急急穿好衣服，来到前厅。

　　张宗昌上前跪下，说道：“皇上，我就要奔赴前线了，特来向皇上告辞！”

　　溥仪勉励道：“希望此行建伟大功业，挽中国之既危！”

　　张宗昌又叩了几个响头之后，转身离去。

　　原来，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确定的方案是，浙江陈仪部返回浙江，让出江苏，张宗昌率鲁军六万人接访江苏防务。

　　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会议后，张作霖又电召杨宇霆入关，杨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抵津，闻孙传芳孤身在津，杨宇霆建议张作霖将孙杀了，以报昔日争夺江皖之仇。

　　张作霖劝杨宇霆：“你气量要放大一点，历史上的人物多半由于利用降兵降将，才能够成就其大业。孙馨远因为九江新败，力弱势孤，来投奔我们。我们如果怀念旧恨，乘机杀之，将来谁还敢归服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用呢？这不等于堵塞贤路吗？再者，杀孙传芳一人，势必使其部下尽投革命军。”

　　杨宇霆见联孙即成，只好接受之，并提出置重兵于陇海路郑州至徐州之间，由于鲁军既已集中徐州，陇海与津浦两路之联络业已巩固，次一步加强京汉线，在京汉线未部署妥当前，鲁军暂不渡过长江，以浦口为终点。

　　十一月二十八日，顾维钧通电辞职，北京陷入无政府状态。

　　天津会议推举张作霖作为最高统帅，但是吴佩孚对于天津会议表示沉默，对于拥张问题亦不表示意见。

　　十二月一日下午，张作霖在天津蔡家花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并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安国军副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

　　直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张作霖方由天津专车入京。

　　民国十六年一月十二日，顾维钧方组成新的内阁。

　　此间，南方阵营出现分裂。由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权势日重，独裁与反独裁日益尖锐，以苏俄顾问为代表的武汉方面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昌方面发生迁都之争——迁武汉还是迁南昌，以至于北伐进程暂停。

　　武汉方面与南昌方面矛盾日深之时，曾在冯玉祥发动政变后担任几日总理兼总统的黄郛来到南昌，打破了僵持。

　　黄郛给在南昌的蒋介石提出的策略是：离俄清共。

　　3

　　溥仪来天津将近两年，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生活了。

　　溥仪出门吃饭或购物，一般不离开租界地的圈子。吃饭常在起士林，购物则往往要上英租界或法租界的百货商场、珠宝首饰店或手表商行。

　　溥仪名头在天津很大，无论上哪儿，都不用带现金。吃完饭了，在柜台送来的账单上签个字就走；选定商品，也只需在欠据上写个名字就可以把货提走。事后，管账的凭溥仪签名到张园司房支钱就是了。

　　溥仪出门时，经常充任扈从的随侍，只有李国雄和严桐江两人。

　　原来，李志源在北府时被支走，溥仪给他一个金镏子；后在日本公使馆又被请来又被支走，溥仪又给了他一百大洋；到天津后又被请来，并被改名为李国雄。

　　为体面起见，溥仪特意给二人做一身湖色绸服：短褂、长裤。随侍第一次穿上新衣跟溥仪和婉容外出，将上汽车，溥仪左看右看地说：“这还差不多，让人家看着多顺眼！”

　　溥仪出门坐大轿车，有三排座，头一排是司机和“白帽”——日本警察。在张园大门口，有两个人二十四小时不离开，一是为租界地服务的中国警察，一是白帽。白帽晚上就住在门房里，溥仪一出门，白帽就跟着，固定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上。溥仪和婉容坐后排。中排是活动椅，扈从者坐，下车时先放下活动椅，溥仪、婉容再下车。

　　溥仪还经常上老龙头车站以东法国租界地内东局子运动场练习骑马。张园设有马号，养着四五匹马。溥仪要骑了，就先乘汽车上东局子去，马由随侍骑着送到东局子，溥仪玩完再交给随侍牵回张园。

　　东局子是发生过血案的。有一回溥仪应法租界当局邀请，在这里参观运动会。见一撑竿运动员在赛场上刚把身体支起，突然竹竿从中间折断，悬在半空的人掉落下来，那折断的竹竿正好扎进他的肚子里。目睹这一切，溥仪连呼：“太危险！太危险！”

　　从此后，溥仪骑马就更加谨慎了，既没有跨栏，也没有策马奔腾，只是骑着马沿跑道颠一颠也就罢了。

　　张园戏楼底下有一扇门，在北角上，挂把大锁，许多年都不开了。一天，溥仪悄悄对李国雄说，让想方设法把那扇门打开，但不得惊动在南边不远处岗位上的白帽和中国警察。李国雄过去一看，大锁早锈死了，还没有钥匙，又不许出响动，弄了半天也弄不开。报告溥仪，溥仪骂他笨蛋，不再用他弄了。后来是王三元弄开的，溥仪带着王三元几次偷偷溜出。奇怪的是，此后数月间溥仪腿上生疮，王三元全身长疥。为了治疗两人的怪病，从北京请来名医哈瑞川，经一个月的治疗才痊愈了。

　　一日，李国雄没管好嘴，说王三元身上病是花柳病。此话传到王三元耳里，王就去找茬，借自己年长体壮，将李国雄打了一顿，警告他小心些，不许胡说八道。

　　李国雄就告到溥仪那里，不想，溥仪却偏向王三元，李国雄反而变成了没理的人。溥仪命人把李国雄摁倒在院内戏楼旁养马的地方，用一根抽马的皮鞭抽打他的大腿。那皮鞭是特制的：杆有一尺长，前头是一条软皮子，软皮子带铜头，中间包着铁丝。这鞭子扣下来，腿便火辣辣的一阵酸痛，仅仅几下便抽得皮开肉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