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共产党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于八十多所学校共约五千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

　　大会结束后，由二千多人组成的请愿团赴国务院请愿。

　　游行队伍抵达执政府门前时，那里已经站立了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卫兵。游行群众推举出国民党人丁维汾、共产党人安体诚等四人作为代表，要求入见负责人。此时执政府门前秩序并不混乱。

　　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朱自清，也参加游行，当他赶到执政府门前时，几位代表已经从执政府里出来了。他们说，执政府里一个负责人也没有。这时，人群中才有一两声叫嚷：

　　“回去是不行的！”

　　“吉兆胡同！”

　　吉兆胡同是段祺瑞府邸所在地。

　　朱自清看到队势散动，许多人纷纷往外走。就在这时，他发现一队卫兵已经装完了子弹。

　　“噼噼啪啪”，一阵枪声过后，是一片大静默。

　　第一次枪声约响了四五分钟，共放了好几排枪。枪声稍停，朱自清随着人流往外跑。此时，他身旁的伙伴已经中枪倒下了。躲在石堆后的《京报》记者悟庵看到，一个士兵用枪柄猛击扑倒在地的人，直到那人一动不动为止。当悟庵逃进西边马厩时，他看到李大钊也躲在里面，形状极其狼狈。一个卫兵正要向李大钊开枪，忽听旁边有人喊：“不要开枪，拿活的！拿活的！”李大钊扭头一看是个警察。不过，那警察并没有抓他，而是向东边一指，小声说：“朝那边走！快走，快走！”李大钊跌跌撞撞往南走，后来躲进一个小饭铺，才算脱险。

　　此次惨案，在四十七位死难者中，其中一位名叫刘和珍。

　　当时在执政府内开会的是总理贾德耀等人。贾德耀等人知难而退，从侧门离开，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

　　贾德耀，安徽合肥人，与段祺瑞是同乡，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任陕南镇守使时与同为旅长的冯玉祥结为异姓兄弟，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一九二五年，贾德耀任陆军次长，兼任执政府卫队司令。十一月，升任陆军总长兼训练总监。此年二月十五日，国务总理许世英提出辞职，由其暂行兼代国务总理。

　　贾德耀虽是皖人，但他的政治立场倾向于冯玉祥国民军，曾参与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

　　贾德耀性格耿直，待人诚恳，他对由他管辖的卫队为何会向请愿人员开枪也是莫名其妙。卫队长的解释是请愿人员受人蛊惑。

　　当天，国务院通电谓本日惨案乃徐谦等鼓动所致，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孟余等国共革命党人。朱家骅、蒋梦麟、鲁迅等几十文化界名人也上了黑名单。徐谦等乃避入苏联使馆。李大钊、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

　　——这一招实际上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将人们的视线从真凶身上引开，加强了执政府、国务院是此次血案的制造者、是反动政府。果真，就连鲁迅都被蒙蔽，而将矛头直指段祺瑞持政府，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对段祺瑞大加鞭笞。

　　三月二十日，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段祺瑞明令抚恤死者，医治伤者，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

　　到底是谁下令开枪？

　　八国通牒，看似是在护着奉军，但实际上奉军是通过山海关、热河两路进攻国民军的，直鲁联军是通过津浦逼近直隶，海路关系不大。

　　执政府和国务院也是反对八国通牒的，没必要对学生下手。尤其是，段祺瑞在此次战争中是置身事外的，作为毫无政治野心的贾德耀刚刚就任国务院总理，二人更是没有理由对学生下手。

　　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是在帮助国民军的，冯系又怎么会对学生下手呢？

　　但从整个过程来看，此次屠杀却是有预谋的。

　　谁躲在幕后？

　　京师的防务与治安，统由鹿钟麟负责。惨案发生之后，北大校长傅斯年当面斥责冯系鹿钟麟：“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面对傅斯年的指责，鹿钟麟矢口否认。

　　至三月二十二日，奉军攻占滦州。李景林率领二百敢死队杀入天津，重占天津。国民军退守京城。

　　与此同时，吴佩孚也拿下了河南。

　　当日，张作霖致电国民军代总司令张之江，内云：“对于执事个人，素极尊重，谋和一出至诚，惟焕章一生做人，专喜走暧昧一路，以致全国鄙弃，深望我兄勿再效法。”

　　这个执事指的就是“执政”段祺瑞，这个“焕章”就是冯玉祥。

　　一直躲在幕后的冯玉祥收到这份电文后，知道张作霖无论如何是不肯罢休了，终于收拾行装，出国赴俄。

　　张之江真正接替冯玉祥位置后，就一个大计——固守京畿。

　　但如何固守京畿却是一个大问题。

　　三月三十日，奉军和直鲁联军分三路攻京师。

　　四月二日，奉军出动飞机轰炸北京。

　　北洋之龙王士珍致电张作霖，电云：“和平之报书不至，飞机之炸弹频来。飨国乎？飨民乎？国非诸帅之国乎？民非诸帅之民乎？于敌方何损乎？…”

　　奉军答：“本军飞机到津，已经多日，然为尊重人道起见，并未施行轰炸。乃日来敌人盘踞京师，筹饷筹械，糜乱大局，日甚一日。彼方既出以敌人行动，我自应以敌人对彼，公理昭然，各有攸归。”

　　很显然，奉系要逼北京人民不支持国民军，要将国民军赶出北京城。

　　冯玉祥临走前，留下了一个锦囊妙计，使出了最后一个万不得已不得不用的绝招——为了瓦解吴张联盟，为了联直反奉，冯玉祥的办法是驱段迎曹。

　　四月九日夜，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派大刀队、保安队五千余人分守九城和交通机关，由东单牌楼起断绝行人。以金佛郎签约、屠杀学生、挑拨战争诸大罪包围执政府。事前却先命人电话告密，段祺瑞率安福系诸要员在国民军进入执政府前逃入东交民巷。

　　至此，三一八惨案幕后黑手目的终于浮出水面——以“屠杀学生”为由“驱段”！

　　冯系将领又本着知错就改的诚恳态度将曹锟放出，并八抬大轿将曹锟抬到总统府，将总统服、总统帽、总统佩剑、总统印信一并交还，赔着笑脸要曹锟向吴佩孚联络，要吴宽大为怀，忘记过去不快之事，与国民军重修于好，共同对付当前大敌——奉系。

　　冯系将领开出的条件不可谓不厚：国民军统由吴佩孚指挥！

　　张作霖一听此消息，不由大惊，手上烟斗不停颤动着，口水沿着烟枪嘴流淌着。

　　至此，关于“三一八”案主谋也可以结案了！

　　谁有权力决定将整个国民军统由吴佩孚指挥？冯玉祥！

　　冯玉祥为何要在三月下旬出洋？实在是为“联吴”腾出位子！

　　而要做到这一切，还必须有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就是曹锟，让曹锟来说服老部下吴佩孚。而要将遭冯玉祥囚禁的总统曹锟抬出，就必须先驱走执政段祺瑞！

　　这四十七位青年的血，就是为了这个“驱段迎曹”的阴谋而流的。

　　由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何那位警察会在关键时刻十分及时地救了与国民军亲密合作的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大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但这一次鲁迅怎么也没有想到，下令向无辜青年开枪的竟是此人！

　　曹锟如何才能说服吴佩孚呢？

　　曹锟亲书“文武吉甫”四字赠吴，以酬庸吴救驾之功。并跋云：

　　孔子作春秋，拨乱世而致太平。拨乱以武，致治以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不刚不柔，布政优优，子玉仁弟兼之矣。锟志于军旅，疏于政治。思维吾人陈力之诫，恝然远行，未尽之责惟吾弟竟之。天下至大，责任至重，服天下者不惟其力而惟其心，治天下者不惟其名而惟其实。文王至圣，小心翼翼，桓公九合，失在一矜，吾弟勉乎哉！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敢以此言为吾弟颂。曹锟跋。

　　吴佩孚一看此书、此跋就知道不是卖布的曹锟所能作，必是冯系请高人抓刀写的。对冯玉祥为人厌恶至极的吴佩孚，一口便拒绝了冯系修好之念，并斥责：“恨不能食汝之肉，寝汝之皮！”

　　万般无奈之下，鹿钟麟只好率领国民军退出北京，撤退前要求退兵费二百万元，北京银行公会勉强凑齐。

　　四月这天夜里，鹿钟麟率军悄然退出北京城。

　　才恢复自由几天的曹锟，一早起来，发现保护他的国民军卫兵一个都不见了，躲了一天，黄昏时借暮色赴东交民巷入住格兰顿旅馆。

　　国民军退出后，北洋政府各元老开会，又把段祺瑞从东交民巷迎回。

　　由于此间曹锟又出来当了几天总统，虽然跑了，但段祺瑞本人也只是被北洋元老们抬出，是否能得到实力派支持，尚未可知，于是致电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孙传芳等，电云：

　　祺瑞自前岁出膺艰钜，原冀内维国本，外应潮流。民国前途，期于巩固。乃一年以来，事与愿违，心力具瘁。能忍辱而不能负重，欲撒手而无以卸肩。进既招尤，退亦惧祸。回心九转，如坠深渊。自九日事变发生，纲纪凌夷，肝肠尤裂。德薄至此，更复何言。弟等均系患难至交，论公为国家干城，论私为祺瑞手足。纪纲应如何整饬？大局应如何奠定？公忠体国，不乏嘉猷。询谋佥同，必能善后。祺瑞以迟暮之年，既无希冀，复无成见，区区此心，谅获鉴察。祺瑞筱。

　　在这四人中，张作霖、吴佩孚是关键。

　　吴佩孚对段电不作正面答复。

　　张作霖则正面复电，内云：

　　段芝老钧鉴：筱电敬悉。法律政治问题，自有海内名流共同讨论，霖本军人，早经宣言不问政局。敬复。

　　张作霖此电看似没有态度，但是态度已经十分鲜明——已不称段为“执政”了。

　　段祺瑞遂决定下野。

　　北洋之虎段祺瑞，在北洋强人袁世凯离世之后，掌控政局达四年之久，后又任两年执政，三造共和的他曾四任总理、四任陆军总长、一任参谋总长、一任国家元首。

　　“三一八”惨案，因鲁迅一篇《记念刘和珍君》使得段祺瑞蒙受其冤，一生洗也洗不去。

　　事发当天，听闻惨案发生，段祺瑞赶赴现场，向死难者跪下，叹道：“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从此食斋，以奠此难。

　　后来，吴佩孚对段评价是：“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梁启超对段祺瑞评论则是：“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段祺瑞卸职后，寓居天津日租界宫岛街公馆。该楼建于一九二零年，占地面积近三千平方米，为一座砖木结构楼房，三层欧式古典风格建筑。

　　此后，段祺瑞念经礼佛，再不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