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冷笑道：“那能咋的？天塌下来了？你们这些人，胆子被吓破了，成不了事。”

　　说完这句话，张作霖端起茶杯。

　　旁边之人高喊道：“送客！”

　　庄士敦只好忿忿而出。

　　当天，溥仪派那两位警察去北府接婉容、文绣来公使馆。二人到了北府见到别的警察，便有人问二人跑到何处去。二人得意地对旧日同僚说道：“换一个主子当差去了！”警察们好奇地问：“你俩跟了哪个主子？”二人得意且神秘地说道：“宣统帝！”

　　婉容、文绣提着行李出门的时候，被警察拦住，不让走。二人只好打电话到日本公使馆。不一会儿，日本公使馆派来书记官前来交涉，仍不好使。芳泽就亲自跑到执政府，逼着段祺瑞下令放人。

　　等芳泽回到公使馆时，他惊呆了，公使馆里一片嘈杂，即来了皇后婉容、淑妃文绣，还来了侍候她们的宫女、太监、妇差、厨役，更有甚者，还来了一帮长辫子的——南书房行走和内务府大臣。

　　无奈之下，日本公使馆只好特意腾出了一所楼房，专供使用。由此一来，在日本公使馆里，“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又全套恢复了，而且还配备了后宫。

　　这两名警察换上宫廷侍卫打扮，还配备了一把佩刀，威风凛凛。

　　溥仪入日本公使馆一事一经见报，果然引起舆论大哗。

　　溥仪入日本公使馆亦引起满蒙王公的极大不满，因为此举不仅带来不必要的猜疑，还将给恢复优待条件制造困难，大家聚集在北府，商量着派人到日本公使馆，把溥仪接出来。载沣叹气道：“他那一班人都去了日公使馆，怕是请不回来了。”

　　一位长辈说道：“这算怎么一回事？不丢中国人脸吗？得去请回来！”

　　无奈之下，载沣只好坐着马车来到公使馆，劝说儿子回家，“北府已经加强了警戒，有段祺瑞、张作霖在，国民军绝不敢任意行事，且段和张是做了保证的。”

　　溥仪不仅不回去，还劝说他爹及其他人，说道：“你们也想办法来避避吧，抓不到我，他们或许拿你们开刀也未可知。”

　　见溥仪跑了，王公们也怕了，向使馆区里到处找地方住，有的进了德国兵营，有的进了六国饭店。载沣虽一面劝儿子回家，又一面在西什库教堂租库房，存放他的珍贵财物。

　　当天晚上，一场刺杀张作霖的阴谋迅即展开。

　　晚，胡景翼和孙岳联袂见冯玉祥，把自己防区被奉军逼迫让出的情况一一向冯诉说，对于张作霖咄咄逼人，根本不把国民军放在眼里，也不把国民军当作友军的一切尽情向冯倾诉。冯问他们如何应付。他们不约而同地主张擒贼擒王，趁张父子都在北京，发动突击把张父子乱枪打死，奉军失去了张作霖父子，便很容易安抚的。胡景翼和孙岳还草拟好一道向奉军防区及顺承郡王府进攻命令，请冯签署。冯听了颇为动容，也感到今后无法和奉张相处，不如趁此千载良机，大干一场。因此便和胡、孙两人反复研究，同时下令警卫部队准备应变。但他们仔细研究后，认为奉军完全是备战姿态进入北京，向奉军突袭，没有必胜把握，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因此商量了一夜，又下令取消应变命令。

　　二天之后，即十二月二日，上午十时许，所有奉军全部撤离北京。张作霖本人亦未向段祺瑞辞别，便匆匆乘火车去天津。他的火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他到天津后，奉军一部分就退回关外。

　　奉军突然撤离北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张作霖率部出京后，冯玉祥的部队就分别进驻奉军留下来的防地，于是北京又重入国民军手中。

　　对北府来说，却是末日来临，北府里的人携老带幼的也都跑到西什库教堂住去了。

　　连日来，满蒙王公上执政府上书要求恢复优待条件，三日，段政府宣布《关于满蒙回藏各属待遇之条件》继续有效。

　　清室优待条件分为三个部分：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关于皇族待遇之条件、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但对前两者，段政府并没有明确答复，希望稍后善后会议解决之。

　　由十五人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后五人是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委员会要清点财物，划分公产私产以决定处理，绍英等四人不但不去参加，并再次向当局声明不承认这个组织。

　　一日，宝熙通过他的门生从宫里弄出十几箱东西运到了日本使馆！

　　溥仪十分好奇，问：“这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

　　宝熙答：“使些银子，通融通融就弄出来了。”

　　罗振玉立刻反对道：“这岂不是从强盗手里讨施舍？如果要就全要，否则就全不要！”

　　宝熙答道：“再不要，就被偷光、抢光了！”

　　溥仪又是那一句，“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难道就没有人管管吗？”

　　宝熙笑道：“有人管，我能拉出这些东西吗？”

　　溥仪气愤地说道：“没有王法了！没有王法了！”

　　不久，传来一个惊人消息，革命党头子要进京了。

　　3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如下：

　　“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续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孙氏一行自十一月十三日自广州启程，至十二月四日方才到天津。

　　段祺瑞和国民军一、二、三军代表及各团体代表，均登船恭迎。上岸后乘马车至日租界张园行馆下榻。

　　这天下午，孙中山一行人到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

　　当初，张作霖、段祺瑞、孙中山组成反直同盟时，张作霖许诺成功后，孙中山任民国总统，段祺瑞任民国总理。

　　此次见面，张作霖只字不提，孙中山也不好意思提，因为此次反直战争，孙无寸功。再者，段祺瑞也没有就任总理，而是就职一个莫名其妙的“执政”，这让孙明显感觉到孙、段二人已废“前约”。

　　由于孙中山频频向人群摘帽子致意，当天晚上就感冒着凉了。

　　十二月十一日，段祺瑞临时执政发布命令：“江苏督军齐燮元免职，江苏督军一缺即裁撤，以江苏省长韩国钧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卢永祥的直隶督办缺则由李景林暂署。”

　　这是奉系、皖系分配胜利果实，即直隶归奉系，江苏、安徽两省归皖系，如果直系齐燮元不听令，张作霖承诺率军南下攻打。

　　由此，冯玉祥极想得到的直隶地区就落入奉系李景林手中。

　　十二月十二日，在冯系压迫下，段祺瑞执政府向北京的外交团声明，前黄郛摄政内阁所下命令，一概有效。

　　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一行由天津赴北京，入住北京饭店。各报记者麇集北京饭店，孙由汪精卫代表，与各记者见面，分发书面谈话一份，内云：

　　“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十三年前兄弟与诸君推翻满洲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也很多，成功也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诸君详细的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文。”

　　这份书面谈话被报纸广泛登载。

　　溥仪看了报纸，知道革命党头子孙文已经进京，再见他的书面谈话矛盾直指清廷，不由有些紧张，于是去见芳泽公使，小心翼翼地问：“公使大人，此次孙氏入京，是否别有意图？”说着，将手中报纸递给芳泽。

　　芳泽看了报纸内容，十分得意地答道：“不瞒阁下，孙逸仙在入京之前，专程折道前往日本——”说到这，芳泽十分神秘地说道：“孙逸仙在日倡议中日亲善、中日提携。”

　　溥仪听了，不解地问：“孙氏既反帝，又倡议中日亲善、中日提携，此为何意？”

　　芳泽神秘地笑着，说道：“为大东亚共荣！”

　　孙中山是应冯玉祥邀赴北京的，到了北京之后，冯玉祥却避走保定，避而不见孙中山。汪精卫等人对此极为不满，孙中山则说道：“世人皆见风使舵，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此时，长江下游战火再起。

　　至民国十四年一月七日，皖系卢永祥率部抵达蚌埠，张宗昌率奉军第一军进驻长江北岸南京浦口。卢永祥旧部第十师亦由江北开赴南京。

　　一月十一日，张作霖率部回奉天。

　　也正是这一天，被剥夺江苏督军的齐燮元趁机抢占上海，联合浙江督军孙传芳，拒绝奉军南下。

　　一月中旬，冯玉祥转往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

　　孙中山派汪精卫等国民党人前往张家口，挑着几筐礼物，代其探望致意。等客人走后，冯玉祥命人打开竹筐，一看，六千本《三民主义》，一千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看着这些厚重的礼物，冯玉祥说道：“来而不往非礼也！”

　　溥仪在日公使馆是无聊且寂寞的。

　　到了腊月廿三日过小年这一天，按旧习俗要买灶糖祭祀灶王爷。溥仪更命人买了很多糖果；有关东糖、条条糖、灶糖，还命茶房制作了许多糖葫芦。

　　旧历春节，在日本公使馆里，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新年朝会。

　　小客厅里，溥仪虽没有穿龙袍，但一袭长袍，坐北朝南、以西式椅子代替的宝座上，接受了朝贺。

　　从正面看是一片庆幸的脸色，从后面看满眼望去都是辫子。正当第三班臣僚三跪九叩行礼如仪之际，突然在行列里发出一声干嚎，把人们都吓了一跳，接着，有一个用袖掩面的人推开左右，边嚎边走，夺门而出。

　　溥仪惊愕之余还以为是谁碰瞎了眼睛。

　　众人也是愕然不知所措。

　　有人认出这是前内务府大臣金梁，他干嚎个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到第二天，《顺天时报》上刊出了金梁写的诗来，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这一幕，是为了写这首诗而做的苦心准备。诗曰：

　　元旦朝故主，不觉哭失声；虑众或骇怪，急归掩面行。闭门恣痛哭，血泪自纵横。自晨至日午，伏地不能兴；家人惊欲死，环泣如送生。急梦至天上，双忠下相迎；携手且东指，仿佛见蓬瀛；波涛何汹涌，风日倏已平。悠悠如梦觉，夕阳昏复明，徐生惟一息，叩枕徒哀鸣。

　　这一天，孙中山肝痛得厉害，已不能进食。在夫人宋庆龄劝说下，孙中山于二十六日下午移至协和医院，医生就过去病情和现在危急情况，决定立即开刀。下午六时施行开刀手术，在腰部割口将肝之脓吸出，检查全肝，证实是肝癌，癌细胞已四处蔓延，无法割治。

　　二月一日，清室善后会议开幕。

　　二月五日，溥仪生日——二十整寿。

　　溥仪本来不打算在别人家做寿，不料主人偏要凑趣，硬要把使馆里的礼堂让出来，作为接受朝贺之用。礼堂布置起来了，地板上铺上了豪华的地毯，作为宝座的太师椅上铺了黄缎子坐垫，椅后一个玻璃屏风贴上了黄纸，仆役们一律是清朝的红缨大帽。

　　到了生日这天，从天津、上海、广东、福建等地来的遗老竟达一百以上，东交民巷各使馆的人员也有人参加，加上王公大臣、当地遗老，共有五六百人之多。因为人多，只得仍照例写出秩序单，分班朝贺：

　　一班，近支王公世爵，载涛领衔；二班，蒙古王公、活佛喇嘛，那彦图领衔；三班，内廷司员、师傅及南书房翰林，陈宝琛领衔；四班，前清官吏在民国有职务者，志琦领衔；五班，前清遗臣，郭曾炘领衔；六班，外宾，庄士敦领衔。

　　溥仪穿的是蓝花丝葛长袍，黑缎马褂，王公大臣和各地遗老们也是这种装束。除了服饰外，仪节上和在宫里的区别不大了。

　　礼仪毕，溥仪还发表即席演说：

　　“余今年二十岁，年纪甚轻，不足言寿，况现在被难之时，寄人篱下，更有何心做寿，但你们远道而来，余深愿乘此机会，与尔等一见，更愿乘此机会，与尔等一谈。照世界大势，皇帝之不能存在，余亦深知，决不愿冒此危险。平日深居大内，无异囚犯，诸多不能自由，尤非余所乐为。余早有出洋求学之心，所以平日专心研究英文，原为出洋之预备，只以其中牵掣太多，是以急切不能实行。至优待条件存在与否，在余视之，无关轻重，不过此事在余自动取消则可，在他人强迫则不可。优待条件系双方所缔结，无异国际之条约，断不能一方面下令可以更改。此次冯玉祥派兵入宫，过于强迫，未免不近人情，此事如好好商量，并不难办到。

　　余之不愿拥此虚名，出于至诚，蓄之久矣，若胁之兵威，余心中实感不快。即为民国计，此等野蛮举动，亦大失国家之体面，失国家之信用，况逐余出官，另有作用，余虽不必明言，大约尔等亦必知之。余此时系一极无势力之人，冯玉祥以如此手段施之于余，胜之不武，况出官时所受威胁情形，无异凌辱，一言难尽。逐余出宫，犹可说也，何以历代祖宗所遗之衣物器具文字，一概扣留，甚至日用所需饭碗茶盅及厨房器具，亦不许拿出，此亦为保存古物平？此亦可值金钱乎？此等举动，恐施之盗贼罪国，未必如此苛刻。

　　在彼一方面，言丁巳复辟为破坏优待条件，须知丁巳年余方十二岁，有无自动复辟之能力，姑不具论，但自优待条件成立以来，所谓岁费，曾使时付过一次否？王公世爵俸银，曾照条件支给否？八旗生计，曾照条件办理否？破坏之责，首先民国，今舍此不言，专借口于丁巳之复辟，未免太不公允！余今日并非发牢骚，不过心中抑郁，不能不借此机会宣泄，好在将有国民会议发现，如人心尚有一线光明，想必有公平之处置，余惟有静以俟之。余尚有一言郑重声明，有人建议劝余运动外交，出为干涉，余至死不从，余决不能假借外人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二月十三日，善后会议召开第一次大会，选举遗老赵尔巽为正议长。

　　赵尔巽，清汉军正蓝旗，奉天铁岭人，宣统三年曾任东三省总督，任清史馆总裁，主编《清史稿》。

　　正是因为赵尔巽是张作霖的老领导，因此各方推举其为正议长。

　　次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公开宣言：“若提优待清室条件，我国民军便不加入，如果坚持主张，吾等即宣言攻北京。”

　　此时，亦在北京随侍孙中山左右的吴稚晖放言，如果段祺瑞为了私恩而帮助溥仪，那么民众将由是而认真，由是而仇嫉，由是而激昂，结果是，“溥仪先生亦或把臂于尼古拉第二。”

　　二月二十一日，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成立。

　　此时在《京报》编辑室，烟雾缭绕，该报创办人、主编邵飘萍说道：“现在舆论都在关注清室优待条件问题，却鲜少人关注其幕后黑手，我们不能不痛不痒发表评说了，必须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最关键，最危险，最危害之问题！此次溥仪入日本公使馆，其极大黑幕，为专养之以俟某省之有何变故，某国即以强力护送之到彼处，恢复其祖宗往昔之地位名号，与民国脱离，受某国之保护，第二步再实施与某被合并国家同样之办法。我们必须将此最大之阴谋公之于众！”

　　另一人说道：“此次溥仪之恐慌与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吓，入其圈套，即早定有甚远之计划。其目前之优待，供应一切，情愿破钞，侍从人员，某国个个皆买其欢心，不知皆已受其牢宠，为将来之机械也。”

　　《京报》的卓有远见，使得日本公使馆成为众矢之的。

　　4

　　我在日本使馆住着，有几次由于好奇，在深夜里带上一两名随侍，骑自行车外游（后来使馆锁了大门，不让出去了）。有一次我骑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边上，望着角楼和城堞的轮廓，想起了我刚离开不久的养心殿和乾清宫，想起了我的宝座和明黄色的一切，复仇和复辟的欲望一齐涌到我的心头，不由得心如火烧。我的眼睛噙着泪水，心里发下誓愿，将来必以一个胜利的君王的姿态，就像第一代祖先那样，重新回到这里来。“再见！”我低低地说了这两个双关含意的字，然后跳上车子疾驶而去…

　　在使馆的三个月里，我日日接触的，是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遗老们的忠诚信誓和来自社会的抗议。我的野心和仇恨，在这三种不同的影响下，日夜滋长着。我想到这样待下去是不行的，我应该为我的未来进行准备了，原先的打算又回到我的心中——我必须出洋到日本去。

　　…

　　生日过后不多天，罗振玉来告诉我说：他和池部已商量妥当，出洋的事应该到天津去做准备，在这里住着是很不方便的；到天津，最好还是在日本租界里找一所房子，早先买好的那房子在英租界，地点很不合适。我听他说得有理，也很想看看天津这个大都市，他的主意正中下怀，便立即同意了。我派“南书房行走”朱汝珍去天津日租界找房子，结果看中了张园。不多天，罗振玉又说，张园那里已经准备好，现在国民军在换防，铁路线上只有少数的一些奉军，正是个好机会，可以立即动身。我向芳泽公使谈了，他表示同意我去天津。为了我这次转移，他派人通知了段祺瑞。段表示同意，还要派军队护送。芳泽没有接受他的好意，他决定由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长和便衣警察来京，由他们先护送我去，然后婉容她们再去。事情就这样谈妥了。（引自溥仪《我的前半生》）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时，溥仪向芳泽公使夫妇辞行，照了相，然后由池部书记官和便衣日警们陪着，出了日本公使馆的后门，步行到了北京前门车站——罗振玉父子已在火车上等候。火车在行进的一路上，每逢到站停车，就上来几个穿黑便衣的日本警察和特务，车到了天津，车厢里大半都被这样的人占满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屯军的军官士兵们，大约有几十名，把溥仪接下了车。

　　二十五日，日本公使馆在《顺天时报》发表声明：

　　本公使馆滞在中之前清宣统皇帝，于二十三日夜，突然向天津出发，本馆即于二十四日午后，将此旨通知段执政及外交总长，备作参考。原宣统皇帝怀有离京之意，早为执政之政府所熟知，而无何等干涉之意，又为本馆所了解，但豫想迄实行之日，当尚有多少时日，不意今竟急遽离开北京，想因昨今一二新闻，频载不稳之记事，致促其行云云。

　　溥仪离京入天津日租界一事，顿时引起另一轮舆论大哗。

　　在获悉溥仪出走的消息后，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于二十五日，发表宣言：“警告政府，以后应努力杜绝各方面类似复辟之运动，并命令根本取消清室优待条件，交涉引渡溥仪，归国惩罚。”该同盟随后两日，分别致电段祺瑞和日使馆，重申惩办溥仪和遗老的主张。到三月初，该同盟甚至提出要求，诛戮溥仪。

　　此时，不但要求彻底废除优待条件的声音不断高涨，要求处罚溥仪和遗老的主张更是散见于报刊中。

　　三月一日，为了对抗段祺瑞政府上月在北京召开的善后会议，以促成真正的国民会议产生，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发起的国民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隆重开幕。该会通电呼吁：“引渡屡图不轨之废帝溥仪及蠢惑破坏共和之二三遗老，悉数诛戮。”

　　冯玉祥终于派夫人前往北京代表他探视垂危的孙中山，馈赠一本圣经。

　　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孙中山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