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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这场旋风，把我一下子抛出了紫禁城，落到一个三岔口上。我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新“条件”给我指出的，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原来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一条，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条件，或者“复号还宫”，让我回到紫禁城，依然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有一条，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时的紫禁城必须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这条路当时的说法则是“借外力谋恢复”。

　　我站在这个三岔路口上，受着各种人的包围，听尽了他们的无穷无尽的争吵。他们对于第一条路，都认为不屑一顾，而在其他两条路线的选择上，则又互不相让。即使是同一条路线的拥护者，也各有不同的具体主张和详细计划。他们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给我出主意，抢着给我带路。（引自溥仪《我的前半生》）

　　溥仪站在人生的三岔路口，对于一位十九岁的少年来说，各种力量都在推拉着他，他站在悬崖之顶，脚下是看不见的云雾。

　　十一月十一日，载沣、载涛、载泽三兄弟并联合满洲王公的名义，致函张作霖，请求营救皇帝溥仪。

　　张作霖借逊帝被驱，随即挥军入关。

　　黄郛摄政内阁是由冯玉祥一人操弄的，除了将清逊帝驱出宫外，还在冯玉祥的授意下，任命北京政变有功的胡景翼为河南督军、孙岳为河南省长。

　　闻张作霖率军入关，黄郛摄政内阁于十五日自动关门。

　　黄郛就这样非常高效地当了十天总理兼几天总统。

　　金梁，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光绪三十年进士，任清史馆校对。金梁没有参加编修工作，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王朝复辟上。张勋复辟时，金梁被任命为内务府大臣。

　　金梁从报上看到了溥仪对鹿锺麟的谈话以后，门禁刚一松动，便带着一份奏折和替溥仪拟好的“宣言书”来了。

　　一见面，金梁就大大地夸赞道：“皇上与鹿氏对话，妙哉！如今皇上正可借自由之民身份，对外宣布‘敝屣一切，还我自由，余怀此志久矢’，自我请求放弃帝号和优待费，把钱拿出来办图书馆和学校，以‘收人心，抗舆论’。此外，应托内事于忠贞之士，而先出洋留学，图其远者大者，尽人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机可乘，立即归国。盖必敝屣今日之假皇帝，始可希望将来之真皇帝也！”说完这些话后，金梁又挥笔写成一个《请速发宣言疏》，跪呈溥仪。

　　溥仪听了这一番话，甚为动心。

　　载沣知道此事之后，对金梁大怒，称他“疯子”，请他以后不要再上门来。

　　此后，但凡有人来见溥仪，载沣就坐在旁边听着。

　　胡适也进北府来见溥仪。由于胡适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且替溥仪说过公道话，所以载沣为表礼敬，没有在旁监听。

　　一番寒暄后，胡适问道：“皇上今后有什么打算？”

　　溥仪笑道：“我已经不是什么皇上了，且‘皇上’这样称呼给先生带来诸多麻烦，还是叫我名字吧。”

　　胡适亦是笑道：“我是不怕麻烦的，况且，这次来见皇上，已经是麻烦了。外面议论纷纷，我只是想听听皇上真实想法，以正视听。”

　　“王公大臣们都在活动恢复原状，我对那些毫无兴趣，我希望能独立生活，求些学问。”

　　“皇上很有志气！上次我从宫里回来，就对朋友说过，皇上很有志气。”

　　“我想出洋留学，可是很困难。”

　　“有困难，也不太困难。如果到英国，庄士敦先生可以照料。如果想去美国，也不难找到帮忙的人。”

　　“王公大臣们不放我，特别是王爷。”

　　“上次在宫里，皇上也这样说过。我看，还是要果断。”

　　“民国当局也不一定让我走。”

　　“那倒好说，要紧的还是皇上自己下决心。”

　　十一月十七日，张作霖到了天津，立即电邀冯玉祥到天津，参加会议。

　　此次反直战争，原本应该是张作霖、段祺瑞、孙中山唱主角的，不料，孙中山率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意外发生广州商团事变，导致寸功未得，原本唱反角的冯玉祥倒成了主角。

　　天津会议决定：政务上，拥段祺瑞到北京主持政务，名曰“执政”；军事上，以在江浙之战战败的皖系卢永祥率领奉系张宗昌、皖系吴光新两部沿津浦铁路南下，攻取南京，以卢为苏浙巡阅使，张宗昌为江苏督军，吴光新为浙江或安徽督军，同时承认胡景翼、孙岳率领国民军由京汉路南下向豫、鄂发展。

　　早在十一月十日，苏、鄂、浙、陕、闽、赣、皖、豫八省和海军方面重要人物在南京召集会议，决定由直系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领衔联名通电邀请段祺瑞出山。

　　正是因为得到直、奉两系支持，皖系首领段祺瑞在天津会议上接受了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陆军部大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当天，张作霖到了北京。早一天奉系大将李景林率部到北京预为部署，将所部分驻城内外重要据点。接着奉系将领郭松龄也带了一团精锐部队进驻北京城北的黄寺，控制着北城的两个城门。张学良则仅带了一个营进驻城内顺承郡王府。这个王府就是张作霖在北京下榻之所。

　　奉军源源开入北京，压迫冯玉祥的国民军让出北京、保定、宣化等防地。

　　十一月二十五日，段祺瑞下令将北府门禁撤去。次日，驻守北府的冯部国民军全部撤走，换上的是北京警察担任警卫任务。

　　当天下午，庄士敦收到来自中华民国政府的公函，允许庄士敦前往北府探视溥仪。

　　庄士敦驾车前往探视溥仪，抵达北府后即被引进内堂。溥仪握着庄士敦的手，很是激动，许久说不出话来。正谈话间，张作霖派一个仆人前来传达消息：张大帅想见庄士敦。在前往张府前，溥仪交给庄士敦一张他签名的照片和一枚镶着黄钻石的戒指，请其转交给张作霖。

　　下午六点许，天色将黑的时候，庄士敦驾车前去张作霖府邸，携北府管家张文治一同前往，因其是张作霖多年老友。

　　张作霖很礼貌地接见了二人，并引二人入书房密谈。

　　张作霖极为小心地表示：“目前情况下，我只能采取一些不致引起共和派猜疑的行动，使皇上既可恢复它所失去的权力，又使这看上去完全是满族人支持的而不带任何其他色彩。如果有可能，外国公使团的加入，将大大提高事情成功的概率。”

　　谈话完后，庄士敦将两样东西转交给张作霖，说道：“这是皇上让我转交给你的。”

　　张作霖接受了那张照片，将那枚戒指还给了庄士敦。

　　在临走之时，庄士敦突然问道：“北京现在风云诡谲，还请张大帅小心为是。”

　　张作霖微笑着说道：“谢谢提醒。”

　　张文治回去向载沣、溥仪汇报见面情形，而庄士敦则回自己住处将此写成报告，分送英国公使馆、日本公使馆、荷兰公使馆。

　　二十六日，《晨报》预测：“段氏日内当将回复原优待条件，并维持旧状。”

　　此时，还原的呼声甚嚣尘上之际，金梁原本要上北府面见溥仪，不料却被北府之人拦阻，只好托人递折子给溥仪，再不提敝屣一切和放弃优待条件、帝号的话，说如果能争回帝号，我亦不可放弃。

　　这一天北府聚集了很多人，商议恢复办法。

　　载沣的六弟载洵拿出一个折子，对众人说道：“我早主张要聘用各国法学家研究法律，以备应付民国违法毁约的举动，你们就是不听我的话，以致今天手忙脚乱，驳辩无力。这是我府里门客写的‘奏为陈善后大计’的折子，大家看看。为今之计，还是走法律方为上策。”

　　大家看过之后，问有何良方，载洵说道：“从法律角度来说，黄郛摄政内阁是非法的，即是非法，其新优待条件就为无效。我们应以皇上名义，发表声明，否定新优待条件有效性。”

　　载沣说道：“报纸即已发表皇上与鹿氏谈话，如今皇上又发如此声明，不利于皇上声誉，还是以内务府名义发表为好。”

　　于是，以内务府名义发出了致国民的内务府公函：“欺罔恐吓之行为，法律上不能发生效力。兹特专函声明所有摄阁任意修正之五条件，清室依照法理不能认为有效。”

　　当天傍晚，郑孝胥又带着日本人，冒充大夫混进北府，劝溥仪离开北府，被载沣恶言驱走。

　　此时，北京城内，凶潮暗涌，到处传播着即将政变的消息。

　　庄士敦去见溥仪，建议他趁此机会搬到使馆区去住。可是满蒙王公和其他贵族都一致反对，他们觉得无论是张作霖，还是段祺瑞，都对溥仪关爱有加，肯定不会加以迫害的。如果此时搬进使馆区，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会伤害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好心，让他们非常不满，也不便于恢复优待条件。

　　但是，庄士敦得知北京又将发生政变的消息后，立即告诉了郑孝胥和陈宝琛。郑孝胥、陈宝琛来到北府。郑孝胥说道：“昨报载：李煜瀛见段祺瑞，争皇室事，李言：‘法国路易十四，英国杀君主，事尤数见，外交于涉必无可虑。’”郑孝胥又拿着《顺天时报》上的一篇《赤化运动之平民自治歌》，念道：“‘留宣统，真怪异，惟一污点尚未去。’”

　　载沣在一旁说道：“现在报纸上的东西信不得。”

　　郑孝胥十分耸人听闻地说道：“马上要天下大乱，赤化主义首先要对皇上下毒手，是毫无疑问的。”

　　恰此时，罗振玉慌慌张张地来了。

　　罗振玉，字叔蕴，浙江上虞人，与王国维既是好友又是姻亲，应逊帝所召，入值南书房。溥仪出宫那日始，罗振玉就奔走日本使馆与北府之间，传递消息。

　　溥仪一向很重视罗振玉从日本方面得来的消息。

　　这一次罗振玉满面愁容地说道：“日本人得到情报，冯玉祥和过激主义分子将对皇上有不利行动。现在冯军占了颐和园，出事可能就在这一两天。皇上要趁早离开这里，到东交民巷躲避一下才好。”

　　载沣十分生气地说道：“道听途说，不可信之。”

　　这个时候，郑孝胥龇牙咧嘴地，十分愤怒地说道：“王爷不信报纸，可不能不信日本人。叔蕴从日本人那儿得到的消息，不得不防！先到公使馆暂避几日，又有何妨？”

　　这时庄士敦也来了，带来了外国报上的消息，说冯玉祥要第三次对北京采取行动。

　　载沣坚决不松口。

　　溥仪用英语与庄士敦商议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不但要避免当局知道，也要防备着溥仪的父亲。

　　溥仪只得说道：“此事再议，明日我和陈师傅一起去看看两位太妃。”

　　二十八日，溥仪驱车前往麒麟碑胡同探望两位刚刚搬进来的老太妃，一番问候之后，溥仪又老老实实回到了北府。

　　当天，冯玉祥通电辞职。

　　二十九日，清晨，庄士敦早早就来到了北府，按照昨日之约，陈宝琛已经早到了，而郑孝胥尚未赶到。

　　一见面，陈宝琛就焦急地说道：“我得到准确情报，冯玉祥已经向北京城增派兵力，并且召集亲信前往西山他所住的寺庙开会。也许过不了多长时间，冯玉祥会再次派军队把王府包围起来。真到了那时，恐怕皇上就不可能平安离开王府了。事不宜迟，我们立即行动，现在就把皇上送到公使馆。”

　　庄士敦赞成陈宝琛的意见。二人一同去见溥仪，将想法告诉溥仪，得到他的同意。

　　为了避免遭到阻拦，没有将出逃计划告诉任何人，也没有收拾行李，溥仪只是将一包珍珠和一些珠宝交给庄士敦，让他藏在皮大衣的夹层里，以便于以后花费。

　　众人正上车之时，被管家张文治看到，便问要去哪里。陈宝琛不善说谎，吞吞吐吐说要去逛逛。张文治见形迹可疑，就硬要一起去逛逛，于是与陈宝琛坐上另一辆车跟着。

　　庄士敦与溥仪同乘一辆车，一出门，外面两位警察就阻拦住，问道：“去哪？”

　　庄士敦赶紧答道：“去苏州胡同看一栋房子。”

　　两位警察就跳到车门外脚踏板上，抓着车门，跟着车走。

　　此时，北风呼呼地刮着，尘土满天，街上行人很少。车子抵达哈德门后，往东拐是苏州胡同，往西拐是使馆区。

　　庄士敦对司机说道：“向西转弯，见到一家钟表店就停下，皇上想去看看。”

　　车在钟表店门前停下，众人走进钟表店，看了一会儿钟表。溥仪买了一块怀表。

　　张文治也追了进来，问道：“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不是要去苏州胡同吗？”

　　庄士敦不搭理张文治的问话，而是对溥仪说道：“皇上，德国的棣柏大夫就在这附近，待会儿我们去见见他吧。”

　　这句话引人注意，等众人出门的时候，围着一群人来看皇帝。

　　坐上车，到了棣柏大夫的诊所前，庄士敦将自己名片递给门口的仆人，说道：“我们按约来拜访棣柏大夫。”

　　棣柏大夫曾几次入宫给溥仪看病，也算半个宫廷御医了。棣柏大夫出来后，见到溥仪很惊喜，便邀请进入他的诊所。

　　到了诊所之后，庄士敦秘密告诉了自己的计划，请棣柏大夫以看病为由照顾好溥仪。庄士敦留陈宝琛照顾溥仪，自己一人离开诊所，步行前往公使馆。

　　张文治见事情可疑，赶紧回北府报告。

　　庄士敦第一个前往求助的是日本公使馆，他觉得日本人一定会帮助溥仪，因为溥仪为日本大地震捐赠了大笔善款。可惜，芳泽公使在外吃饭，不在馆内。庄士敦只好前往荷兰公使馆，不巧，欧登科公使也不在。只好前往英国公使馆，说明来由，被拒绝，只好再转往日本公使馆。

　　等了许久，终于等到芳泽公使回来。庄士敦说明来意之后，芳泽来回地踱步思考，最后终于说道：“我本人和日本政府都很愿意帮助宣统帝，并且会妥善安排宣统帝的起居。我可以保证，等宣统帝到达的时候，房间肯定已经准备好了。”

　　就在此时，芳泽接了一个电话，一听内容，他一下将话筒捂紧，对庄士敦说道：“您请。”庄士敦只好告辞离开。

　　当庄士敦赶回诊所时，不料，溥仪已经离开了诊所。

　　原来，郑孝胥也追到了诊所，见庄士敦久久不回，他就与日本公使馆武官竹本联系，得其许可。

　　实际上，芳泽接到的电话就是竹本打来的，报告的正是此事。

　　竹本多吉早就与郑孝胥谋定，但日本公使馆还是装着一副临时接受溥仪避难的高姿态。

　　郑孝胥带着溥仪、陈宝琛悄悄从后门溜出，坐上郑孝胥来时坐的马车。

　　不料此时，大风暴作，黄沙蔽天，数步外不相见，马车驾到长安街上，绕了一圈，又回到德国诊所门前。

　　这两位警察原本已经跟丢了人，现在见着了，就跳上马车，跟着进入了日本兵营，犯了这么大错误，已经难以回头交差了，于是改行当了溥仪的贴身警卫。

　　溥仪进入了日本兵营，对武官竹本多吉感激不尽，用八开红色信笺题词“义勇可钦，书赠送竹本统领宣统御题”，还用上了随身携带的“宣统御笔”的玺，盖印。又一幅比较大一些，写的是“说礼敦诗”，只盖印。

　　郑孝胥是书法大家，也给竹本当场赠字。

　　两个小时之后，溥仪被竹本派兵送往日本公使馆。

　　郑孝胥对此事极为自得，写诗抒怀：

　　乘日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拆见共工，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间一秃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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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溥仪入日本公使馆次日，即十一月三十日，庄士敦前去拜见张作霖。

　　张作霖在客厅接见庄士敦，当他一听说溥仪已经被送入日本公使馆的时候，脸色一变，当即破口骂道：“胡闹！”

　　庄士敦赶紧解释道：“现在北京城到处在传再次政变消息，皇上安全没有保障，只好进公使馆避避。”

　　张作霖不顾对方是洋人，阴着脸说道：“你们的脑袋是被驴踢了咋的？用你们的脑袋想想，进荷兰公使馆可，进你们英国公使馆，也尚可，唯独单单不可入日本公使馆。你在中国这么多年，这点认识都没有？”

　　庄士敦只好诺诺说道：“我先是去荷兰公使馆，没有遇上人；再去英国公使馆，不被接受。只有日本公使馆出于人道主义，愿意接纳——”

　　张作霖一拍桌子，横眉怒目地说道：“愿意接纳！你，你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坐下抽了几口烟后，张作霖说道：“北京即使再乱，有我在，谁敢动皇上？”

　　庄士敦只好豁出去地说道：“我正是不敢相信大帅会在北京待很久，所以才冒险地把皇上送往使馆区。”

　　张作霖拿烟斗连连敲着桌子，说道：“我即使不在北京，即使我在东北，谁敢动皇上？我那几十万军队，是当柴烧火的？”

　　庄士敦无奈地说道：“冯玉祥不是将皇上驱赶出宫？那些赤化分子不是喊着要杀皇上？听说，冯玉祥还邀请孙中山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