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时，编练湖北新军，编成张彪任统制的陆军第八镇与黎元洪任协统的第二十一混成协。

　　镇相当于师，协相当于旅。

　　几个新军下层军官在共进会与文学社的发动下乘夜发动起义，两眼一抹黑的张彪逃到长江军舰上。心宽体胖的黎元洪却没有被枪声吵醒，打着呼噜一觉睡到天亮，结果被起义部队抓了，奉为首领。

　　这就是武昌起义。

　　大清灭亡后，张彪居住天津，并在日租界地置田二十亩，修建花园住宅，取名“张园”。

　　张园是一座西洋古典式豪华住宅，主楼坐东朝西，砖木结构，与坐南朝北的西式平房相连，形成丁字形大客厅。楼的西北角突出设置角楼。外檐墙裙与门窗套用水泥石饰面，有多道水平线角。墙身是清水红砖墙。楼房四周用长廊围绕，院内有亭台、假山、荷塘，并筑池引水，移植花草。

　　孙中山来到天津时，住进张园，二十七天后才赶赴北京。

　　令谁都没有想到，溥仪离开北京之后，先在大和旅馆住了一天。第二天，婉容、文绣和日本使馆里的那一套人马都来了，一齐搬进张园。

　　溥仪所选择的住房——平远楼二楼东侧房间，及新床的摆放位置，竟然与此前孙中山的居室和床位不差分毫。一个是民国的“国父”，一个是末代的皇帝，不同命运、不同道路、水火不容的两个历史人物，在张园竟然选择了同一栖身之处。

　　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巨大玩笑。

　　就在孙中山对张园主人张彪表示革命有功时，溥仪入住张园后，这位对大清怀有感恩之心的老军官，不仅不以主人自居，反而以老仆侍候“皇上”，天天拿着扫把来张园替皇上洒水扫地。

　　不仅如此，张彪还让自己的儿子张学毅伴驾皇帝。

　　张彪为侍奉溥仪，特定制了英国惠罗公司的欧式家具，将宅内装潢成西洋式的建筑，在张园门外还挂出“清宫驻津办事处”的匾额。

　　张彪为了给溥仪的随从、办事人员有一个较好的落脚处，在园内右侧兴建了一连四间平房，供这些人使用。

　　张彪还买来市面上刚刚出现的无线电收音机敬献给溥仪。

　　虽然流落天津，但是皇帝进膳的标准还是不能降低的，菜品还是几十道。但宫廷乐队被遣散了，这个时候，只好用这个收音机放一些音乐，补补气氛。

　　后来，张彪还买来一台钢琴，可终究难与宫廷乐器比拟。

　　溥仪、婉容住二楼，文绣住一楼。

　　溥仪的书斋和寝宫内摆着紫檀木古玩架，每个格里都陈列着从宫中带出来的稀世艺术珍品。

　　来到张园之后，内务府大臣们只剩下荣源一个人，其余的或留京照料，或告老退休。郑孝胥、胡嗣瑗、杨钟羲、温肃、景方昶、萧丙炎、陈曾寿、万绳栻、刘骧业为驻津备顾问。总务处由郑孝胥、胡嗣瑗任事，庶务处由佟济煦任事，收支处由景方昶任事，交涉处由刘骧业任事。

　　陈宝琛、罗振玉、郑孝胥是每天必见的近臣——相当于军机大臣，他们和那些顾问每天上午都要来一次，坐在楼外西边的一排平房里等着被召见。在大门附近有一间屋子，是请求觐见者坐候传唤的地方。

　　除了驻津办事处外，还设立了留京办事处、陵庙承办事务处、驻辽宁办事处、宗人府、私产管理处、东陵守护大臣和西陵守护大臣等机构。

　　这就是整个清室的残留机构。

　　此时，清室无一兵一卒。

　　此次出京，罗振玉是第一功臣。实际上，入日本公使馆，他也是第一功臣，因为溥仪出宫时，他是第一个联系段祺瑞，公使馆武官竹本多吉也是他联络上的。

　　罗振玉，生于一八六六年，十六岁中秀才。二十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成年后，曾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脩，要用以充作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罗振玉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

　　甲午战争之后，罗振玉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后被张之洞聘请，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四十岁的他以秀才之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宣统元年，学部尚书荣庆请军机大臣张之洞吃饭，罗振玉作陪。席间听说要焚毁档案，就请求将档案转移到学部，以便将来存放在图书馆中。张之洞同意后，派员办理，并让罗振玉协助。罗振玉看到整理人员只将书籍拣选出来，其他公文奏折却准备焚毁，而公文奏折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史料，于是请示张之洞，救下了这些资料。

　　民国十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以四千银圆将这些资料卖给北京同懋增纸店造纸。罗振玉以一万二千银元高价购得档案，从中淘出一些珍贵秘稿史册，择其珍件汇刊成《大库史料目录》六编，《清太祖实录稿》三种。

　　民国十三年，罗振玉将大部分档案以一万六千银圆转卖给另一遗老李盛铎。李盛铎挑选了档案中一些珍异史料，将其中的六万余件献给了溥仪，又回到了紫禁城。此后，其余部分以一万八千元转卖给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这批档案就这样被保存下来。

　　就在罗振玉担任南书院行走期间，内务府把一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后来，罗振玉就用仿宋体的刻版在这些扉页纸伪造“宋版”书，放在他在大连码头开设的一个叫墨缘堂的古玩铺里售卖。

　　原来，罗振玉在中国虽没有多大名气，但在日本十年，名气却被吹上天，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骗了不少日本人。

　　善后会议于四月二十一日终于落下帷幕，清室优待条件问题最终没有成为会议的议题。

　　此间，张作霖派人给溥仪送来了十万元，并请溥仪赴张行馆一见，说是张不方便进日租界区。

　　初夏的一天夜晚，溥仪第一次出了日本租界，到了张作霖的“行馆”曹家花园。花园门口有个奇怪的仪仗队——穿灰衣的大兵，手持古代的刀枪剑戟和现代的步枪，从大门外一直排列到大门里。汽车经过这个行列，开进了园中。

　　溥仪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溥仪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正当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时，出乎意料的是，张作霖毫不迟疑地走到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溥仪磕了一个头，问候道：“皇上好？”

　　“上将军好？”溥仪就着劲，扶起他，一同走向客厅门。

　　对于张的举动，溥仪很是感激，因为这把他从“降贵纤尊”中感到的不自在消除了。当然，更令溥仪高兴的是，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是并不忘旧的。

　　客厅里摆的是硬木桌椅、西式沙发、玻璃屏风，中西混杂。宾主在一张圆桌边对面坐下，张作霖一边抽着烟，一边打开了话匣子。

　　“冯玉祥素无信义，他这样逼宫，说是为了革命，实际上是偷拿宫里的宝物。盛京皇宫我是保护得好好的，这次，我把北京的一套四库全书也弄去，一体保护。”

　　“盛天的宗庙陵寝和宫殿，先前我也听说上将军都保护得很好。今后还有赖于上将军。”

　　“皇上要是乐意，到咱奉天去，住在宫殿里，有我在，怎么都行。”

　　“多谢上将军美意。”

　　“我带兵到北京后，我是可以保护皇上的，皇上还向日本公使馆跑，皇上是不是信不过我？”

　　“事发突然，实在是有不得已之处。”

　　“以后缺什么，就给我来信。”

　　正谈话间，有个副官进来说：“杨参谋长求见。”张作霖挥挥手说：“不着忙，待回儿再说！”溥仪忙站起来说：“上将军很忙，我就告辞了。”他连忙说：“不着忙，不着忙。”这时有个女人的脸在屏风后问了一下，溥仪觉得他真是忙，再度告辞，这回他不拦阻了。

　　溥仪每逢外出，驻张园的日本特务必定跟随着，这次也没例外。张作霖像是也发现了站在汽车旁边的那个穿西服的日本人，送溥仪上车时，大声地说道：“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诉我，我会治他们！”

　　汽车又通过那个奇怪的仪仗队，出了曹家花园，开回到租界上。

　　次日，日本总领事有田八郎向溥仪提出了警告：“陛下如再私自去中国地界，日本政府就再不能保证安全！”

　　此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

　　上海工人的罢工，吹响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号角，一时间，英日企业顿时陷入困境。但举行罢工的工人同样也面临难题：工作不做，难有钱来维持生活。

　　于是，各界联合会发动全社会募捐。

　　从报纸上，溥仪也获知了这些消息。

　　小朝廷在张园开了一次会议。

　　“此次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幕后运动者乃赤党也。若任由赤焰蔓延下去，任其胡作非为，国将不国！”

　　“赤党不仅反帝，还反封建，是我们最大敌人！”

　　“从北京传来的消息是，公使团将强硬以对，不作丝毫妥协。”

　　众人议论纷纷，不得要领，溥仪就转向庄士敦，问道：“先生如何看待此事。”

　　庄士敦答道：“在民主国家，工人有权罢工，商人也有权罢市，民众更是有权游行示威。中国还达不到民主国家程度，但日益觉醒的中国民众日益争取这种民主权利。此次事件中的日方厂商、英国巡捕开枪杀人，似乎有不得已之处，但是，即使是在专制国家，这种行为也是不被允许的。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势必引起更大风暴。”

　　溥仪问道：“什么风暴？”

　　庄士敦极为沉重地答道：“革命风暴。”

　　溥仪极为担心地问道：“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

　　庄士敦答道：“坦率来说，辛亥革命虽然剥夺了皇上政权，但还算是一种温和的革命。法国的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对皇室来说，是一种灾难。目前，南方的革命，越来越趋向于俄国的十月革命。”说到这，庄士敦停了下来，看了众人一眼，然后说道：“如果诸位不再约束自己，依然以清室旧臣自居，或说些做些不当之事，恐怕会危及——”

　　溥仪问道：“那我应该怎么办？”

　　庄士敦答道：“目前社会上攻击皇上者，无非是说，皇上或与某方势力勾结，或与帝国主义勾结，以图复辟。气愤者有之，义愤者有之，别有用心者亦有之。我的建议是，皇上最好远离是非，以消除误解、嫉恨。”

　　溥仪又问：“那对于上海事件，我之立场？”

　　庄士敦答：“应该同情民众。”

　　溥仪此时已经一贫如洗，靠旧臣周济生活，想到北京还有颐和园属于自己支配管理，便写信给北京的父亲载沣，告诉他将颐和园对外开放二十天，每位入园游客收取门票两角，将这些门票款汇到上海，作为自己的一片心意。

　　虽然溥仪已经被驱赶出宫，虽然已经远离紫禁城，但是全国掀起的反帝斗争——主要是反日、反英斗争，依然是将与英日有暧昧关系的溥仪掀入风暴眼中。

　　七月三十一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养心殿时，发现若干与复辟密谋有关的文件，它们都形成于民国十三年春夏之间。委员会向京师地方检察厅举报。

　　此事一经见报，即引起社会强烈反应。

　　涉事之人纷纷表示与“复辟”无关。溥仪也声明自己无意复辟，并指责说：“此次清室善后委员会所宣布之各种文件，多数捏词伪造而来。”

　　但有一人却对“复辟”一事坦承不讳：“日前北京清室委员会，所发见之建议书，确系余年来所论著，托由宣统帝师傅英人庄士敦博士代余转奏者也！”

　　此人便是康有为，此时遁身茅山，神龙见首不见尾。

　　正是由于康有为没事找事的真情告白，庄士敦被牵涉其中——善后委员会两次致信外交部，以庄士敦与复辟阴谋有关为由要求驱逐庄士敦出境。

　　有一天，段祺瑞派人告诉庄士敦，说：“如果你再不站出来澄清事实，那么政府只能被迫对你采取行动了。”

　　在此情况下，庄士敦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多家报刊杂志上。

　　持续了三个多月，到八月底九月初，上海工人终于陆续复工、商人复市、学生复学，但发生在革命中心的省港大罢工依然在持续进行着。

　　谁都没有想到，五卅运动竟然是吹响大革命的集结号。

　　一天，一辆黑色轿车开进张园。从车上下来一人，秃头，戴着墨镜，穿着丝质清凉长衫，手里提着一个礼盒，身边跟着一位花枝招展的女子。一见溥仪，此人立即跪下，连叩了三个响头，说道：“老爷子，奴才给您叩头了！”

　　溥仪不认识此人，就问道：“你是？”

　　来人依然跪着，直着腰，仰着脸，说道：“老爷子，奴才是小德张啊！”

　　溥仪似乎有些印象，并凭记忆叫道：“张俺达？”

　　“皇上还记得奴才！”说完这话，小德张号啕大哭，又叩了几个响头，这才站起身，命身边女子将礼物呈给溥仪。

　　溥仪见是宫中太监，原本不该赠坐的，但见他一身打扮，再见他身旁女子，大概也就知道过得奢华，就命人赐座。小德张却不坐，始终是微弓着腰站着，脸上挂着笑容。

　　“你为何不坐？”

　　“奴才若坐了，岂不成了魏忠贤，天下人不得杀了奴才！”

　　“你现在住何处？”

　　“住在英租界内。皇上有用得着奴才的时候，一声吩咐，奴才就来！奴才干别的不行，侍候主子，妥妥的！”

　　“这位是？”

　　“内人，还有三妾，改日让她们也过来给皇上叩安。”

　　“你靠什么过活？”

　　“当年在宫内有些积蓄，出来后开了一家副食商店，一家五香冬菜厂，略有些收入。”

　　“甚好！”

　　小德张打开礼盒，指着里面一样样甜点，说道：“这些甜点虽比不上宫廷的，但在天津也算是好的了，奴才一片孝心，还请皇上品尝一二。若喜欢，奴才以后叫人天天送来。”

　　溥仪吃了几口，虽觉得好，但不想他天天送来，就说道：“你的孝心，我知道了，退下吧。”

　　小德张躬着身，慢慢后退，到了门口这才转身，转身出门后，依然是躬着腰，小步快走，到了车前，这才直起腰。临上车，向着溥仪所在位置，还是鞠了一躬，方才上车。

　　这一切，溥仪都看在眼里，不由对身边之人赞道：“太后身边的奴才，就是不同，懂规矩。”

　　婉容一旁讥笑道：“要不，召他来侍候你？”

　　溥仪叹道：“我的处境，这里的条件，还配得上宫廷那些规矩吗？”

　　十月十日，故宫博物院举行了开院典礼。

　　由此一来，元明清三朝皇宫就回到了人民手里。

　　2

　　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被地主资本家视为洪水猛兽，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苏俄进行了十四国武装干涉。

　　在反苏维埃政权的白俄罗斯军中，有两人最为激进，这就是克拉斯诺夫和谢米诺夫。

　　阿塔曼·谢米诺夫，是俄国外贝加尔省布里雅特蒙古人，精通蒙古语及布里亚特语。作为白俄罗斯军的后起之秀，在日本的支持下，谢苗诺夫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在中东铁路沿线的海拉尔、昂昂溪招募了义勇军四个营，开赴满洲里，成立外贝加尔地方临时政府。同年八月，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援助下攻占赤塔，将外贝加尔地方临时政府迁至该处。

　　由于苏联红军的反击，反苏俄联盟迅速土崩瓦解。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后，干涉苏俄的国家纷纷从苏联领土上撤军。一九二零年四月一日美国完成撤军后，在苏俄领土上仅剩日本军队。在远东、堪察加和西伯利亚的一部分领土事实上被日本占有情况下，列宁认为不能同日本打仗，“我们不仅应该尽力设法推迟对日战争，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避免这场战争。”根据列宁指示，苏维埃俄国政府决定，在贝加尔湖以东至太平洋沿岸地区建立一个新的、民主主义的政权——远东共和国。在苏俄的妥协下，日军得以在苏俄领土上继续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