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二时正式投票,至四时完毕,当众点票,结果投票总数为五百九十张,曹锟得票四百八十张,获选为中华民国第四任总统。
此次总统选举,开创历史先河,国人惊叹或哀叹:“金钱之魔力,诚可畏也!”
此期间,溥仪天天看报,时不时与庄士敦讨论。当选举拉下大幕之后,溥仪问:“这就是民主?”
庄士敦答:“是的,陛下,这是在贵国看到的最像民主的一次民主选举,虽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溥仪很不解地问道:“西方民主也是如此?”
庄士敦答:“西方民主会比这文明一些,但背后实质也是一样的,也是金钱政治。”
溥仪走来走去,自言自语道:“用钱买权力,这是何道理?”
庄士敦答:“这是避免流血牺牲,至少比战争文明些。”说着,庄士敦拿出一份报纸,说道:“九日,孙大元帅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同时以大元帅名义对列强宣言,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请各令其驻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动可使僭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说完,庄士敦看着皇帝。
溥仪忧郁地说道:“今日倒甲,明日倒乙,何日是尽头?”
庄士敦摊开双手,无奈地说道:“中国想当皇帝之人,何止一个袁世凯!”
3
按例,大婚之后可当家作主。溥仪最先运用当家作主之权的,是从参加婚礼的遗老里,挑选了几个认为最忠心的、最有才干的人,作为股肱之臣。被选中的又推荐了他们的好友,这样,紫禁城里一共增加了十二三条辫子。这就是:郑孝胥、罗振玉、景永昶、温肃、柯劭囗、杨锺羲、朱汝珍、王国维、商衍瀛等等,分别给了他们“南书房行走”、“懋勤殿行走”的名衔。
王国维,浙江海宁人,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
这一点与同乡、北大校长蔡元培非常相似,但是,蔡元培崇尚的是暴力美学——即在美学上加入了革命的因素。
在接到皇帝礼聘同时,也接到了北大的聘请,王国维拒绝了后者,毅然来到了紫禁城。
按大清惯例,在南书房行走,大都应是进士、翰林以上,王国维却仅是布衣出身,入南书房后,有幸得窥大内所藏,检理景阳宫藏书,日夜勤读。
溥仪与王国维论诗词,问:“先生学贯古今中西,先生认为,诗词何者为最美?”
王国维答:“古今中外诗词,各有所长,但我认为,诗词应以意境为最上,而能达此境界者,非中国古诗词莫可也。意境者,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溥仪:“无我之境,何以表达我之情感?”
王国维答:“以《蝶恋花》为例:‘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词中,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论古之诗词,有句秀,有骨秀,有神秀,李后主之词则眼界大诶!”说到这,王国维又随口吟诵道:“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溥仪听了,说道:“李后主之词,总免不了有亡国之悲。”
王国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
溥仪又问:“诗词有境界,人亦有境界乎?”
王国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山高楼,望尽天涯’,此为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为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为第三境也。”
溥仪叹道:“惟可惜如今风雨如晦,鸡犬不已。”
郑孝胥,福建闽侯人,光绪八年举人,曾任李鸿章幕僚,后东渡日本任清廷驻日使馆书记官,神户、大阪总领事。甲午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张之洞自强军监司——百政无不参预,军事亦参赞机密。
沧海横流事可伤,陆沉何地得深藏?
廿年诗卷收江水,一角危楼待夕阳。
这首诗作于光绪二十四年,是年郑孝胥三十九岁,受张之洞举荐入京,被光绪破格召见,参与了戊戌变法。
变法失败后,郑孝胥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兼汉口铁路学堂校长、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
宣统三年,四川发生保路运动,作为铁路督办大臣奉命带队入川的端方拟请郑孝胥为川汉、粤汉铁路总参赞,并邀郑一同入蜀。郑孝胥虽然推辞,却献计:“蜀事似宜严拿罢市罢课之主动者,俟平静后,从宽办结。”
此时蜀乱已成,端方率湖北新军畏缩不前,郑孝胥心知不妙,致函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窃见午帅(端方)内怀疑怯,智勇并竭,如强遣之,必至误事。请公切言于中枢,日内须速另筹办法,万勿大意。乱本易了,措置失宜,或酿巨祸。”
后来,清廷逼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不仅不能解川乱,反而被手下叛军杀害。
湖北新军入川之后,武汉空虚,武昌起义即爆发。
武昌首义,点燃了辛亥革命圣火,随即蔓延全国其他省份,各省汉人督军纷纷揭竿而起,不可遏止。
辛亥革命之后,郑孝胥以遗老自居,自号“海藏”——取苏东坡“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的诗意,有楼在上海,题海藏楼,寓居于此,以遗老自居。
郑孝胥有诗一千多首,特点是意度简穆,韵味淡远,造语生峭,清言见骨,被称为“清苍幽峭”派之首。
郑孝胥是在同乡陈宝琛推荐下,进入紫禁城的。
郑孝胥来的时候,正值夏天,他留着长辫,一身瘦骨,虽为福建人,官话却讲得不错,他从盘古开天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唾星乱飞,说到激昂处,声泪俱下。溥仪听了,大为倾倒,便认定他堪当大任,任其为懋勤殿行走。
溥仪决定利用郑孝胥,整顿贪污腐化严重的内务府,保留满人邵英内务府总管职位,增汉人郑孝胥为内务府总管。
郑孝胥为整顿内务府,提出了一揽子计划:第一期,筹款,一面裁减,一面变价;第二期,存款,预算既定,悉付现款;第三期,余款,出少入多,用息存本。
这一计划的关键是开源节流,裁撤冗杂机构、人员,以节省开支。
但阻力重重。
在宫中祭祀用品问题上,郑孝胥认为所用果品、糕点等花费太大,采用泥和木雕代替。此提议,立即遭到祭祀司的一致反对,“如此欺骗祖宗,真乃不仁不义不孝不敬也!”
郑孝胥向皇帝建议,将内务府名下的房产、土地拍卖以充经费。此事与邵英讲后,邵英为难地说道:“内务府所管的地产确实不少,光契纸和租约就堆了三间库房,多少年来从没有人动它一动。大清逊位后,经过十多年的变迁,有些土地已由民国政府接管,倒卖的也不在少数。另则,房产大部分为铺面房,平时有交租的就收下,不交也没去催问。所以内务府也闹不清土地、房产在什么地方。”说到这,邵英叹道:“以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是连这紫禁城也不是皇上的了,什么时候被赶出也未可知。”此事只好罢了。
郑孝胥又想出一个点子,将大内珍藏的古籍孤本拿去影印,向国内外销售影印本。这个计划也因为民国政府的反对而作罢。
这一年九月,日本发生大地震,许多人都无家可归,生活异常凄凉。溥仪想筹出一笔钱捐给日本,但是内务府没有那么多现金,只好派人给日本公使馆送去一批古玩字画,请他们自由变卖,所得三十万美元用于赈灾。这是日本地震所得最大一笔募捐款。十一月间,日本代表团专程来北京,向宣统帝转达日本民众和天皇的感谢。
这是自大婚之后,又一次盛大的接见外宾。
4
皇帝大婚之后,毓庆宫的功课也取消了。倒请了师傅教皇后、淑妃她们汉文、英文。
溥仪将御花园里的养性斋作为庄士敦的休息之所,并作为聚会中心。此外,还将建福宫旧址改为网球场。溥仪不读书,而是与各位师傅、遗老清谈,或打打网球,日子变得逍遥自在起来。
这一天,紫禁城来了一位拖着长辫子的客人——辜鸿铭。
辜鸿铭的父亲在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当总管,能讲英语和马来语,母亲是葡萄牙人,多语言的家庭环境让辜鸿铭自幼对语言掌握有极高的天赋。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语、汉语、粤语、闽南语等九种语言,共获得过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英国文学等十三个博士学位,还在一九一三年和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历经十四年游学欧洲归国的辜鸿铭,并没有膜拜西方文明,而是对西方文明表现出睥睨物表的傲慢和鄙夷,甚至大肆攻击,极力捍卫中国传统。
对晚清,辜鸿铭亦抱残守缺地怀有念旧之情。
辜鸿铭被请到养心殿见皇帝。
浅谈几句之后,溥仪带辜鸿铭来到养性斋。在那里,辜鸿铭见到了他最不喜见的洋人——庄士敦。
谈论中,溥仪说道:“现在外面到处宣言,西方强于中国,一曰科学,二曰民主,辜先生以为如何?”
辜鸿铭答道:“以中国人的聪明好学,要掌握科学并不难。即使工业革命发源于英国,中英两国学生同坐一个学堂,中国学生必定比英国学生先掌握科学。”
庄士敦听了,不服地说道:“既如此,为何英国先进,中国落后?”
辜鸿铭答道:“这就是问题二了,西方科学先进于中国,这是事实。中国落后,是因为中国没有去学科学,而去追求所谓民主。学科学总是难的,没有十年、几十年总难见效。民主则容易,换个制度即成。南方革命党以为民主可救中国也,如今十年过去了,见救不了中国,就说北洋政府的所谓‘民主’是假民主,他们的民主是真民主。何者谓真?枪在谁手里,谁的民主才是真的。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是从英国和美国输入中国的。它引起革命和现在民国这场噩梦。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
庄士敦问道:“何谓真正中国精神?”
辜鸿铭答道:“美国人博大、淳朴,但不精深;英国人精深、淳朴,但不博大;德国人精深、博大,但不淳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性的精深,没有美国人心灵的博大,没有英国人心灵的淳朴,但是法国人,拥有一种远胜于以上提到的各国人的思想品质——这种思想品质,比别的任何东西更有助于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这种思想品质就是优雅。中国人兼具博大、淳朴、精深、优雅,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皇帝问道:“那日本人的精神呢?”
辜鸿铭答道:“倭人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畏威而不怀德,强必寇盗,弱必卑伏。”
庄士敦笑道:“如此说来,辜先生亦兼具优雅之气质,为何对裹脚却情有独钟?”
辜鸿铭亦笑答:“女子小脚,特别神秘美妙,讲究瘦、小、尖、弯、软、正、香七字诀。妇人肉香,脚其一也!”
庄士敦讥笑道:“据传,女子裹脚布又臭又长——”
辜鸿铭抢答道:“此犹如北方臭豆腐广西酸笋秦淮臭桂鱼,国人爱之有何不雅?泰西男女皆有浓重体味,虽香水难掩其味,此为不雅乎?”
庄士敦讥笑道:“随地吐痰,雅乎?”
辜鸿铭辩道:“中国人随地吐痰,犹如泰西人见面则亲吻,不雅乎?”
庄士敦又讥笑道:“狎妓,雅乎?”
原来当初福安贿选,辜鸿铭拿了贿选酬金五百大洋,跑到天津花柳巷,全花到窑姐儿身上了。
辜鸿铭当了北大教授之后,亦多次去八大胡同,狎妓之名远播。
听了庄士敦狎妓之讽,想起京城传言庄士敦有龙阳之好,辜鸿铭大笑道:“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溥仪见二人争执,岔开问道:“以先生看来,如何才能救中国?”
辜鸿铭答:“自信自强!”
出紫禁城,有人问辜鸿铭是否给逊帝下跪,辜答:“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也。”
四年之后,辜鸿铭离世。溥仪赏银为他治丧,并赐“含谟吐忠”旌额。
民国十三年四月,应胡适、徐志摩邀请,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到了北京。在庄士敦的引荐下,泰戈尔受邀参观紫禁城,诗人徐志摩担任翻译,林徽因小姐也陪伴随行。
林徽因,福建闽侯人,原名林徽音,出自《诗·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林薇因集美丽与才华于一身,是这个时代最完美女性之一。
当宫里的大钟敲响十下时,泰戈尔及其随员及徐志摩、林徽因等乘汽车出现在神武门口。庄士敦、郑孝胥等人在门口等候,一见泰戈尔到了,赶忙把他们引入御花园。而溥仪此时正身着便服在御花园等着他们。
宾主一番礼节,待泰戈尔坐下,溥仪对他说:“先生为印度大诗人,郑先生则吾国之大诗人,今日相遇于此,实不易得之机会,吾先为两大诗人留影以为纪念。”说完溥仪站起来,让人为两位诗人照相。照完相,泰戈尔对郑孝胥说:“君为中国大诗人,亦解英文否?”郑孝胥用英语回答说:“吾所知者甚浅。”随后溥仪开始用英语与泰戈尔交谈起来,说得还算流畅。之后溥仪亲自做向导,领着泰戈尔游览御花园。泰戈尔一边走,一边赞不绝口,为中国园林的优美和富丽而折服。大致游览之后,泰戈尔就和溥仪告辞,随后与随从一起步行到神武门口,乘车而去。
泰戈尔听说徐志摩暗恋林徽因,还赠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它们之间的微风轻叹了一声:‘唉!’”
不料,这一声“唉”,却将一段美丽的恋情叹没了。
后来,林徽因嫁给梁启超儿子梁思成,徐志摩也娶陆小曼为妻。
见过泰戈尔及其随从之后,溥仪就对印度服装产生了兴趣。再加庄士敦在夸赞仆人时,总说英国管家是一流,印度仆人则是最忠诚的。因为这个原因,溥仪就有点嫌弃自己身边随侍了,但是要去英国、印度招聘些来却不容易,于是想出一个点子,更换服装——一套英式服装,一套印度服装。
于是,这些随侍就有人穿着英式西装,有人穿印度服装。西装端庄,印度服装却显得有些花里胡哨,这些随侍就这样被分为两个阶层——殖民者和被殖民者。
5
自始至终,庄士敦都认为紫禁城非久居之地,因此极力建议按照优待条件迁居颐和园。但这意见始终受内务府及王公们一致反对,他们大有能赖一天是一天的念头,因为紫禁城是大清王朝最后象征。
民国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溥仪突然下了一道谕旨:
内务府启
敬启者,本日总管内务府大臣面奉谕旨:著派庄士敦管理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事务,钦此!用特肃函奉闻,即希遵照可也。专此藉送时绥。
这道任命对内务府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清朝历史上皇室内部事务都是由满人来管理的,现在不仅将内务府置于郑孝胥这个汉人的统管之下,而且还要把皇室的相当一部分资产从他们控制之下夺走,而归一个洋人来管理,的确是糟糕透顶的事情。使内务府更加痛苦的是这道谕旨还要由他们来宣布。
就在这一谕旨下达的当天,又发生了一件使内务府感到震惊而惶惶不安的事情:皇帝决定和皇后一起去游访颐和园。
皇帝的决定遭到内务府大臣们的劝阻,他们找出种种理由,举出所谓不祥之兆来阻止皇帝的行动,但均未奏效。绍英无奈,只得恳请庄士敦劝说皇上不要采取这种鲁莽的行动,不料,庄士敦却答道:“出游颐和园行动我是完全赞成。”
“如果皇上、皇后受到任何危害,你要负全部责任!”
“我非常乐意担负这种责任。但我敢保证的是,皇上、皇后不仅不会受到任何危害,还将会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春日游园会。”
内务府想利用民国政府予以阻止,不料,民国政府不仅没有反对,反而派出军警一路保护。
于是,这次出游终于成行。溥仪和庄士敦乘坐一辆汽车,婉容和文绣乘坐一辆汽车,民国政府及内务府各派六辆汽车护驾,十四辆汽车浩浩荡荡向颐和园驶去。
由于年久失修,颐和园的宫殿已经十分残破,但初次出城的皇帝还是被春意盎然的景色而打动,逐一游览了所有宫殿,还登上万寿山,后又到昆明湖划船。
庄士敦的工作也就由“园丁”变成真正园丁,开始修葺颐和园了。
在庄士敦的经营下,颐和园的门票、昆明湖里的活鱼和玉泉山的汽水厂,以及开放之后颐和园里面的茶馆、旅馆的收入,使得颐和园不仅不需要像往年一样要内务府出大笔修葺费用,反而有盈余。
至夏末秋初,颐和园整顿已初见成效。但是庄士敦每推行一步改革措施,所遇到的困难和承受的压力也是巨大的,甚至收到过声称要置他于死地的恐吓信。
这些恐吓和威胁,有些是因为经济利益,有些是政客穷极无聊的论调——为复辟积累资金。
一日,庄士敦偶然看到一份宫门抄,上面写着:“朱侯今天去明陵祭祖;延恩侯完成了祭扫明陵的使命,回来向皇上谢恩。”
庄士敦经过打听方才知道,原来,清军入关以后,因为担心朱氏家族死灰复燃,便对其大肆杀戮。他们不仅扑灭了南明残余力量,而且彻底肃清其他朱姓诸王,遍布全国各地的王子们,几乎没有谁逃过浩劫。康熙年间,清廷忽然想起应该善待前朝后裔,以示宽大为本、皇恩浩荡。于是,派员访求朱氏。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他们找到一个。
此人名叫朱之琏,据说是朱元璋第十三子代王朱桂的后裔。朱之琏的祖上朱彝在崇祯年间征战辽东,为洪承畴监军,洪承畴军败,朱彝和他的侄子朱文元一起被俘,投降清朝,得以保全性命。雍正朝时,把朱之琏当成前朝后裔尊奉,封为“一等延恩侯”,世代享受国恩。从朱之琏开始,直到朱煜勋,总共传了十二代。
延恩侯享受着清廷的俸禄,并按照规定每年两次祭扫明十三陵。虽然清朝灭亡了,但延恩侯还是清朝的遗臣,还在按原来的规矩例行公事,并且从紫禁城里领取微薄的津贴。明裔和逊帝的“君臣”关系,也就是靠着这点津贴才得以继续维系。
庄士敦向皇帝建议,应该接见一下延恩侯。
九月七日,四十三岁的朱煜勋遵旨从东直门赶来晋见。这时候,朱煜勋虽贵为延恩侯,住在北平东城羊管胡同,穷困潦倒,房屋破烂,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四岁。为了在清帝面前体面一些,他特地借了一套官服,带了名片,大清早就赶到紫禁城。他的名片上写着自己的官衔、姓名、字和住址:明裔延恩侯朱煜勋炳南东直门北小街羊管胡同。
两个从未见过面的皇家后裔,就这样见面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感叹的一幕,大清爱新觉罗末代皇帝从朱煜勋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身影,而大明后裔朱煜勋也终于见证了大清的灭亡。
见面之后也没什么话可说,溥仪只是勉慰了朱煜勋一番。
半个多月之后,酷爱美食的瑾太妃驾鹤仙归了。
走时,正是日落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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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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