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溥仪对紫禁城，对自己的生活，甚至对自己都是厌倦透的。

　　尤其是，溥仪对天天围在他身边的太监们厌倦透了。

　　这些太监们既像寄生虫一样以皇帝为宿主，又像跳蚤一样，随时在吸皇帝的血。比太监们躲在暗处吸皇帝的血不同，内务府则是明杖执火地将内宫值钱的东西拿去变卖。

　　为了封住庄士敦之嘴，内务府还差人暗暗送给他一尊金塔，拉他下水。庄士敦终于忍不住告诉了皇帝：内务府就像晚清朝廷一样腐败透顶。

　　溥仪开始致力于整顿内务府，清理剩余的财产。

　　溥仪的措施有两个，一是将宫廷岁支出由六百万减到五十万，再是命令内务府开具宫中古物的清单，以备随时核查。清单开出之后，溥仪在庄士敦的陪同之下，把它们全部封存起来，贴上封条。

　　紫禁城里，有一处自成体系的花园式宫殿叫建福宫。

　　建福宫始建于乾隆五年，整座院落错落有致，曲径通幽，既有江南园林之精巧，亦有皇家禁苑之优雅。乾隆本人非常喜欢建福宫，将它作为日常休闲游乐、吟诗作画之所，常陪太后和皇后来此休息赏景。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最喜爱的宫廷收藏、古玩珍宝都放在建福宫里，以备不时把玩。宫里还供奉有不少金质法器、藏文经版、瓷器彝器等，被称之为皇家宝库。

　　民国十一年，溥仪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只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

　　此时并没有将建福宫纳入清理的目标，主要是因为此处珍宝太多，账目又不详尽，非耗时费力难见成效的，故将建福宫的清理放在了后期。

　　当别处都清理之后，皇帝下令清理建福宫。不料，计划还没有实行，建福宫就化为灰烬了。

　　民国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傍晚，一束火光突然从紫禁城西北角冲天而起，并很快形成一片火场。最初起火的是神武门内建福宫花园的德日新斋，随后迅速蔓延至花园内的其他建筑。大火一直烧到次日清晨，参天的松柏成了一棵棵火树。静怡轩、慧耀楼、吉云楼等建筑逐渐坍塌、消失。大火吞没了所有东西，包括柱子、墙壁、椽子、横梁，还有里面的一切物品。

　　溥仪怀疑纵火者是太监。

　　又过了不久养心殿无逸斋窗户上发生火警，一团棉花刚烧着，就被扑灭了，发现棉花是浸过煤油的。溥仪更加确定，认为必定是太监们图谋不轨。

　　此后，一件更加惊骇的事发生了。

　　有个太监因为被人告发，挨了责打而怀恨在心，一天早晨趁告发人还没起身，这个太监拿了一把石灰和一把刀，进了屋子，先撒石灰在那人脸上，迷了他的眼，然后用刀戳那人的脸。

　　溥仪知道这件事后，心里也害怕起来了，毕竟他也责打、戏弄过不少太监，会不会有人也想着报复呢？为此溥仪觉都不能好好睡了，他让皇后当他的守夜侍卫，甚至还在床头备了一根粗棍子、暗藏了一把手枪，以防不测。

　　一系列的事，让溥仪想起祖训——“朕观古来，太监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渐，慎之于始。”

　　建福殿失火一个多月后，溥仪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溥仪出宫，前往北府。这次出行很神秘，随从一律被安置于醇亲王府外。溥仪要求见父亲载沣一人，见面就说出了自己的决定：决定将宫中太监一律遣散。

　　接下来父子之间的谈话极为简练。

　　“皇上要三思！”

　　“我已经三思了！”

　　“可否容缓冲一下，分批遣散？”

　　“不行，务必一次遣散。”

　　“突然遣散，太过决绝，还请皇上三思。”

　　“自建福宫大火后，我日夜思虑此事，我意已决。”

　　“此事还得与内务府商议一下，以作决定。”

　　“内务府与他们一丘之貉，且人多嘴杂，一旦消息泄露，这些人必定造反，你想他们将我羁押？还是想他们将大内全烧了？”

　　“不致如此，还请皇上三思。”

　　“不致如此？这些人先前还要吸我的血，当然不至于此，若是不再让他们吸了，必定是穷凶毕露。太监既是把我恨到这种程度，谁敢说他们不能聚众谋乱或是对我施行暗害呢？既是如此，倒不如先发制人，把太监一齐驱逐掉。他们不走，我是一刻都不能在紫禁城待了，也是一眼都不想看他们了。”

　　见父亲还要劝自己三思，溥仪一下气愤起来，说道：“你遇事总是迟疑不决，我来不是跟你商量的，而是让你执行我的命令。你速与北京卫戎司令王怀庆联系，让他率军进入紫禁城，再让内务府大臣邵英将所有太监召集一起，然后由我颁布谕令，在部队严密控制下，让这些人立即离开紫禁城。”

　　载沣见皇帝意已决，只好应承。

　　太监是穷苦人家孩子一种谋生职业，少数是在宫外自己净身的，大多是进宫后再净身的。刚进来的太监，没有钱拿，只管食宿，叫作“效力”。等哪个太监死了，花些银子，改称他的名字，即买个钱粮名字，才算太监，不然永远是“效力”。

　　因此，要当太监也是十分不容易的。

　　七月十六日，一千多名太监被聚集一起，四周是荷枪实弹的军队。正当太监们惶惶不安之时，皇帝出现在宫墙上，颁旨：“内宫太监全部裁撤，立即出宫。”

　　一瞬间，太监们惊慌失措，一下失去了工作，前途未卜，大家伙都哭了起来，向皇帝跪求留下他们。

　　“朕意已决，你们走吧！”

　　大太监领二百元，普通太监领二十元，他们无奈地离开了皇宫。极少数奔赴他们早已买下的府邸。少数则前往寺庙——曾把钱财捐给寺庙，拜寺庙住持为师，或者捐助方外人修建寺庙，出宫后到寺庙安身。大多数或租一间房，或流落街头。

　　三位太妃一听说皇帝将所有太监都遣散了，就哭诉起来，埋怨皇帝坏了祖宗规矩。无奈之下，皇帝只好允每位太妃、皇后、淑妃各留二十名太监侍候她们。

　　此时，正在宫外等着领衣物的太监就像就工人员一样，听说要召一百名太监，人头攒动，拥挤着、尖着嗓子喊着。

　　最终，一位名叫王成祥的年轻太监又走了运，成为了侍候皇后的太监。

　　孙耀庭出身于天津市静海区一个贫农的家庭。一家六口，父母和四个弟兄，孙耀庭是老二。他出生时，合家只有七分地，两间土房。村里，有个私塾先生，家有七八十亩地。孙父为他种地，孙母为他做饭，孙耀庭因此得以在他家私塾中免费读了四年的书。好景不长，四年后，孙耀庭失学了，父母也沦为乞丐。

　　小德张当了太监总管后，回家省亲，孙耀庭见到了那惊人场景，暗暗立下心愿，自己也要当一名太监。

　　迫于生计，孙家只好把二儿子送去当太监。为了省下净身这笔费用，孙父决定自己上手，给儿子净身。结果，因为技术不娴熟，孙耀庭当场就昏死过去，三天之后才醒来。不久后便收到一个更大噩耗：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了。

　　孙耀庭因“净身”而无法干重体力活，父亲只好让他去私塾读书。十五岁这年，在一位远亲的帮助下，孙耀庭进入载涛贝勒府中，便被起名顺寿。后一年，孙耀庭如愿进入内宫效力，因年轻且有文化，就被瑾太妃看上，进了她的戏班子里。后又花六十大洋，买了个“王成祥”的名字，成为一名正式太监，进入了司房，负责宫里奴婢的调迁、衣物管理等事务。

　　此次孙耀庭进了储秀宫，这才有了一睹皇后容颜的机会。

　　皇后洗澡，从全身衣服脱光，到洗完再穿上，她不动一点儿手，全由宫女伺候。无论怎样，她都坐在那儿，始终纹丝不动。洗过澡后，还要在澡盆边坐上好一会儿，上上下下地孤芳自赏一番。

　　太监们在不远处低着头站着，眼睛虽然没有看，但心是在看的。

　　晚上，皇后就寝后总是不关门，只一道门帘子垂落着。

　　值夜的太监们就在门外一动不动守着。

　　太监们被撤走之后，皇帝又三次招雇差役人员，挑选十几岁的孩子进宫当奴才。

　　就这样一个名叫李志源的十四岁孩子带着憧憬和家人希望被一个叫作三哥的人带到神武门。在神武门门房等了有一个小时，从里面出来一名太监，三哥就把李志源交给了他。李跟着太监左拐右拐不知道拐了多少个弯儿，东跨西跨又不知道跨过多少道门槛，终于来到一座门前，又被移交给另一名太监，由他领着进门，再拐一个弯，来到一个大院套里。李志源抬头一看，坐北朝南是一栋金碧辉煌的大殿，大殿窗棂上安装着明晃晃的大块玻璃，正为眼前的景象惊奇时，第三名太监又把他接走了，带到养心殿。

　　此时，丹池内已经站了三四十个年龄相仿的孩子，都规规矩矩地立着，不许抬头四处张望。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忽听殿上太监喊道：“万岁爷来了！”

　　过了一会儿，突又听“抬起头来”，于是，李志源终于见到殿内正中坐着的皇帝，不是龙，跟人一样。

　　经过皇帝亲自挑选，这群孩子中四五人就留下来了。

　　李志源成为幸运的一个。

　　这几个孩子被太监领到养心殿宫门外西南角落小院里的一间屋子，里边原来住着五六个人，加上新来的，就超过十人了。

　　太监们让这些孩子衣服全部脱下，然后一个一个地检查身体。

　　李志源发现，太监盯着这些孩子的裆部，就像掌柜的盯着主顾手里银子一般，嘻嘻地笑着。

　　这些孩子不能称太监，统称“殿上的”，主要工作是打扫卫生，副业是学乐器。

　　溥仪给每个殿上的另起名字，由原姓加一个“振”字辈，再加猫狗牛羊猪的牲畜的名。轮到给李志源取名时，李志源心里噗噗地跳着，就怕皇上给一个很难听的名。由于皇帝知道的牲畜都已用尽了，他脑子转着，眼珠子也跟着转着，想起近来不顺心事，于是，突然就给李志源取名李振涛。

　　李志源后来才知道，这个“涛”字可不简单，跟皇帝七叔载涛同一个名字——皇帝得多恨他七叔！

　　不久，李志源就升格为皇帝随侍，原先只能住在养心殿外院，这回搬到养心殿里院，住在配殿后边东西夹道上的小房子里。伙食也上了档次，原先只有馒头、一菜，现有白饭、馒头、花卷、粥等等，另加两菜一汤。

　　后来，李志源对这些伙食就不以为然了，因为还有更好的伙食。

　　皇帝只要喊一声“传膳”，身边的御前太监就会高声喊道“传膳”，殿外的殿前太监听到后也大声喊道“传膳”，一道又一道，就传到御膳房太监那里，一会儿，呼啦一下子几十道菜就全都摆上来了。由于皇帝嘴急，传膳又没时没晌，啥时要吃必须立即堵在嘴上，御膳房的人也都没长神手，只好老早预备出来，放在锅里蒸着，新鲜味道全走了。摆上菜后，皇帝也不正经吃，只在眼前的几个碟子里夹上几筷子，就撤桌了。

　　皇上撤下来的饭菜，或祭祀撤下来的祭品，被称作“科食”。

　　太监们是吃腻了这些“科食”，宁愿吃自己的馒头，也不吃这过热好几遍的“科食”，但是新来的随侍却把它当宝贝一般。

　　这些近似有些馊的科食虽然吃了拉肚子，可是这些穷人家孩子见到肉食，过过嘴瘾也是好的，吃久后，也宁愿吃馒头了。

　　随侍皇帝后，就有机会到后宫了。皇帝上皇后的储秀宫或上几位太妃的太极宫等处去时，随侍也必须跟着，跟到宫门口为止，不再走进去。这时，自有各宫的太监、宫女到宫门外来接皇帝。虽然皇后要立在大殿外边相迎，但是随侍是不能抬头看的。如在路上，突然遇到皇后或淑妃走来，这时老远就能听见太监喊道：“关防！关防！”这是在告诉要严肃男女大防。听见这种声音后，宫里这些身体健全的男子能躲开的要赶快躲开，来不及躲开的要面壁站定，直到女人们叽叽嘎嘎地去远了，才能转过脸来再走，真是但闻其声，不见其人。

　　2

　　民国十二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民主选举开始了。

　　这是民国史上真正意义的一次民主选举。中国人玩了几年民主政治之后，发现民主这个玩意也并非不能玩，与通过战争争夺统治权相比，民主选举既不要流血，成本也低了很多。

　　出过洋、喝过洋墨水的人是懂得民主精髓的，要赢得民众支持，那就必须靠演讲，靠许诺，靠满口放大炮，以赢得民众支持，获得选票。

　　直系首领曹锟，一介武夫，是靠卖布吃布头发迹的，莫说他不会演讲，即是演讲，他那一口京城郊区腔，也无人听得懂。

　　曹锟的手段简单粗暴，买选票。

　　这场选举，是从迫走黎元洪敲锣开幕的。

　　黎元洪，一个小小的协统，因为武汉新军起义后无首领而被推举为首领，此后一路顺风顺水，担任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大总统。担任总统时被张勋驱逐，徐世昌辞职之后，又复职担任了一年多的总统。

　　直系以黎元洪“独断独行”，迫其下台。

　　下台之时，黎元洪对外宣称：“若要说我‘独断独行’，是有的，吃饭上茅厕是我独断，上下班是我独行，余者皆不可谓有。”

　　黎元洪一走，曹锟就以过端午节为由，给每位议员派发五百元过节费，以示拉拢。虽如此，还是有议员没领过节费就离京南下，也有领了过节费离京南下的。由此国会议员分为留京和离京两派。

　　自黎元洪复位以来，国会即发生“民八议员”和“民六议员”之争。所谓“民八议员”是在孙中山广州非常国会递补的议员，北京方面一直不肯承认。黎元洪被逐后，国会计划南迁，怕南下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为了凑足人数，接受了“民八议员”，不过要求他们作为预备队，先不出席会议，但一切待遇完全和议员一样。

　　国会分裂后，留京议员仅占少数，而留京议员并不是全部拥曹派。曹锟想透过合法选举达到目的已不可能，因此想借宪法会议达到当选总统目的更不可能，于是计划以捏报出席人数、加以非议员冒名顶替，强迫签到之议员入场，或以绑票方法强制议员出席等方式，实现目的。

　　按照《大总统选举法》，召开总统选举会必须有全数议员的三分之二到会——两院议员为八百七十人，三分之二的数目是五百八十人。留京的议员无法凑到这个数目，不但总统选举会开不成，就是宪法会议（需要五分之三出席人数）也召开不成。

　　更为紧迫的是，原来国会议员的任期，到此年十月十日届满，如今已是七八月了，国会分裂，无论在上海或在北京的人数都不及法定数目，都无法开会，十月满期转瞬即到。

　　北京方面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国会自行延长任期。此一建议，虽然遭全国人民反对，却得到议员们的支持。

　　国会虽然为国人所不齿，可是它还有它的存在价值，就像草纸一样，终究还是有擦拭民主屁股的作用。

　　南北双方都在拉拢议员，广州孙派人马掌握民主精髓，开会并借媒体大肆揭露直系贿选：“‘节敬五百，票价五千，点名发放，有如恩饷’，请大家不要为了曹三一人的野心而葬送了国会。”

　　结果，反为曹锟做了宣传广告。

　　九月十一日，大清最后一位辫子将军张勋，终于翘辫子了——死了。

　　一天后，北京第一次总统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

　　无奈之下，只好提高票价。票价容易，只要决定一个数目；付款方法却最难——选前付还是选后付，谁也不信谁。

　　在搅局者的挑拨之下，在市场的热炒之下，一张选票的价格由五千升到八千，甚至有望升到一万。

　　曹锟拨着算盘一算，五百八十万买一个总统当，跟打仗相比，还是合算的。

　　十月四日，北京行情急转直上，流会了四十四次的宪法会议这一天终于开成，到会议员五百五十余人。

　　五百五十余人，与法定选举总统的人数尚差三十人左右。

　　曹锟下了狠命令，这些人要不用钱收买，要不用枪顶着他们的后脑勺参会。

　　十月五日上午十时，北京总统选举会召开，签到人数达到五百九十三人，实到人数五百八十五人，已足法定人数，大会成功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