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北洋政府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为由，对张勋复辟案犯一律实行特赦。

　　当然，孙中山得了曹琴三十万后，也替张勋说了开脱的话：“清室逊位，本因时势。张勋强求复辟，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之也。”

　　获自由后，张勋一直蛰居津门德租界六号寓所。

　　退出军政界后，张勋投身经济界。

　　张勋独资或投资经营的当铺、电影公司、银行、钱庄、金店、工厂、商店等企业有七十多家。他家的佣人不下百余，花匠、木匠、厨子、司机、丫鬟、仆人等分门别类，一应俱全，门口还有英租界工部局派来的警察站岗。有人估计，张勋的动产、不动产加起来达五六千万元之多。

　　张勋平时在衣着上也极力模仿旗人的打扮，头戴尖顶缎帽，上面缀有宝石或钻石；身穿尺寸肥大的大褂或马褂；腰缠绸带幅下垂，挂着眼镜盒、扇子套及槟榔荷包等。夏天则穿两截大褂，足蹬官靴。

　　有人劝他要识时务，该剪掉辫子了。张勋手捏辫梢学着杨小楼京剧念白：“吾回天无力，尚可独善其身。脑袋在、辫子不掉！真吾大清股肱之臣。”喝了两盅酒后，张勋满脸是泪说道：“虽然天不假缘，然而我的心地亦莫至矣尽矣！”

　　张作霖向徐世昌提出恢复张勋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之职，被徐总统拒绝，徐说：“外界盛传有人要复辟，若恢复前清旧职，岂非连我也遭人苛责。若由他出任全国林业督办，尚可。”不料，张勋一听此职，颇为不齿地说道：“谁爱干这些劳什子的活！”

　　不久，考验徐世昌、张作霖的时候到了。

　　民国十一年，溥仪十六岁，按理该立婚约了。

　　载沣与内务府大臣相聚议论，认为：“皇上春秋已盛，宜早定中宫。”

　　皇帝要选妃的消息传出之后，许多权贵都争相将自己女儿的照片送入宫，供溥仪挑选。这其中，竟然有时任总统徐世昌的女儿，以及实权人物张作霖的女儿。

　　徐世昌托人说情，还送了内务府大臣及三位太妃一些厚礼，并传话说，当不成皇后，当贵妃也是可以的。

　　张作霖有五个女儿，分别是首芳、怀英、怀瞳、怀卿、怀曦。

　　张作霖将女儿当作其施展政治抱负的棋子。

　　大女张首芳，已嫁给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儿子鲍毓才。鲍贵卿一直追随的是段祺瑞，张作霖为笼络鲍贵卿，让其成为自己的政治伙伴，促成了这门亲事。二女张怀英天生丽质，心地善良，早年就被父亲许配给蒙古达尔罕亲王傻儿子。三女张怀瞳，早年就被父亲许给奉天都督赵尔巽的儿子赵天锡。四女张怀卿，也是美人坯子，亦被父亲许配给张勋的傻儿子张梦潮。

　　五女儿张怀曦，此时九岁，未到婚嫁年龄， 张作霖只好命人照相时，将镜头拉近些，将脸照大些。

　　夫人们心里虚，张作霖说道：“虚什么，有什么好虚？此时是花骨朵，再过三二年，不就花开了！”

　　正当徐、张等人在使力的时候，不料宫里传来消息，以满汉不通婚为由婉谢二人好意，来人连表歉意。

　　徐世昌略显失望，问来人是否可以通融一下。

　　张作霖则显得有些生气，说道：“什么时代了，还抱着这些旧观念，不识抬举。”

　　以往当面选秀已不容许，只好通权达变一下，改作选相片。

　　一叠相片递到溥仪手中，满意的就摆在桌子上。最终，从这叠照片中选出四张，并列摆着。溥仪手里拿着一支铅笔，见谁满意，就画个圈。溥仪举笔不定，看着眼前三位太妃，像是要按照她们的头形画圈。这种情形，颇像过堂时的阿Q。

　　由于是远景拍摄，照片中的脸几乎都是模糊不清的，所以溥仪就以旗袍的花色来分辨，谁的旗袍好看就选谁。

　　这个被圈定的姑娘是满族镶黄旗，额尔德特·端恭之女文绣。此时，文绣家族已经败落，家境贫穷。

　　当皇帝小心翼翼地将照片出示给三位太妃看时，瑾太妃当即反对道：“文绣家既贫寒，相貌又不怎样，再选。”

　　瑾太妃还走过来，拿着老花镜不断地看其中一张照片，还拿眼角挑皇帝。

　　溥仪只好拿起铅笔，在这张照片上画一个圈。

　　被圈之人是婉容。

　　婉容，满族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之女，其家族从清高祖开始就是战功赫赫的功臣，曾祖父长顺为吉林将军，官至一品，其父荣源虽与祖上相比大为逊色，但他继承了祖上的产业，家境富裕，而且婉容长得漂亮。婉容以及她的字慕鸿来自《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众人都满意了，唯有瑜太妃不满意，她劝皇帝选文绣为妃，理由是文绣已被皇帝选上了，就不能再嫁给臣民了。

　　折中之下，最后溥仪立婉容为后，文绣为妃。

　　溥仪随即颁布上谕，命叔叔载涛、师傅朱益藩、内务府大臣邵英、耆龄四人主持大典。

　　此后，婉容在众多随从的陪同下，从天津来到北京，移居距神武门很近的帽儿胡同，名为后邸，接受宫廷礼仪训练。

　　其中，侍寝是最重要一项礼仪。

　　皇帝是靠翻牌子选择侍寝对象，皇帝翻到谁的牌子，敬事房太监立刻去通知被翻到的嫔妃，让她沐浴更衣。到了皇帝就寝时间，太监用被子裹住赤裸的嫔妃，将其送到皇帝的寝宫。皇帝先上床，将被子盖到踝关节处，脚露在外面，侍寝嫔妃被抬到皇帝寝宫后放在床上，妃子们不允许直接掀开被子进去，他们要从暴露在外的龙爪这头匍匐钻进大被，然后与帝交焉。

　　此时，敬事房太监退出房外，敬候事毕。为了避免皇帝太过劳累，敬事房太监在寝宫外面等候，大约半个时辰就会高呼“到时间了”，如果此时皇帝未予理睬，敬事房太监隔一会儿还要再喊“到时间了”，如此喊到第三次，太监就会进去把妃子带走，无论完没完事。

　　礼仪官将此程序总结为：翻牌子、不穿衣、钻龙床、限时间。同时还特别交代道：“与帝交合之时，无论如何愉悦，都不可发出声响，更不可骑到帝身上。”

　　婉容听得满脸通红。

　　三月，张作霖做寿，溥仪特备两份厚礼送去。第一份是寿幛一轴、如意一柄，第二份是墨两匣、砚两方、宣统五彩瓷盘两件、三镶玉如意一柄、库缎衣料四件。

　　一个多月之后，直奉爆发战争。

　　张作霖原计划联合皖系和在广东的孙中山，组成所谓的孙、段、张三角联盟，并嗾使亲家张勋收拾他的旧部重整旗鼓。

　　不料，孙中山的北伐军受扼于陈炯明，张勋的旧部久已星散，段祺瑞则不肯出全力为奉系支援，结果，打了一周，直胜奉败。

　　五月五日，张作霖败退出关。

　　3

　　胡适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皇帝也想见见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引航者，于是从电话簿里找到胡适家电话，拨通电话，恰好是胡适来接。

　　“你是胡博士吗？”

　　“是的，是我。您是？”

　　“我是宫里——宣统。”

　　“胡说！”

　　一听此话，皇帝就忍不住大笑起来，原来“胡适”名字就有胡说之意。见对方要放下电话，皇帝赶紧说道：“我真是宣统。”

　　“您找我有什么事？”

　　“我想邀请你进宫叙话。”

　　不想，胡适竟一口答应了，“这是我的荣幸。”

　　接到溥仪的电话后，胡适还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于是他去找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求证，结果得到了肯定答案。胡适便又向庄士敦打听进宫面见皇帝的礼节，庄士敦告诉胡适说，溥仪和以前的皇上不一样，他思想进步，不死守旧礼，见他并不需要磕头的。胡适听言，便决定履约进宫去见溥仪了。

　　为了见皇帝，胡适还是精心打扮一番，穿的是长衫，眼镜也没有戴，尽量使自己复古一些，以示尊重。

　　端午节前一天上午，到了神武门之后，胡适被侍卫拦住了。正在费口舌之时，皇帝派来一位太监，将胡适迎进养心殿。

　　一见面，胡适发现皇帝样子很清秀，但颇单薄，穿的是蓝袍子，玄色的背心。室内有些古玩陈设，靠床摆着许多书，炕上有十几种日文报纸，还有《晨报》和《英文快报》。炕上还有康白情的《草儿》和亚东版《西游记》。

　　胡适对溥仪行了鞠躬礼，两人各自就座。

　　谈话中，溥仪称胡适为“先生”，胡适称溥仪为“皇上”。

　　溥仪问起白话诗人康白情、俞平伯，还随口读了康白情一首诗——《和平的春天里》：“遍江北底野色都绿了。柳也绿了。麦子也绿了。水也绿了。鸭尾巴也绿了。茅屋盖上也绿了。穷人底饿眼儿也绿了。和平的春里远燃这几野火。”

　　读完后，溥仪喃喃地说道：“我就曾看到一切都是绿的，连天空都是绿的。我是很赞成白话的，我做过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

　　说完这些，溥仪突然问道：“我去探视陈师傅，被拒之门外，这件事令我百般不解，难道皇帝真是寡人，是冰冷无人情的吗？”

　　胡适：“皇上去探视陈宝琛老先生，这是一件很好的事。”

　　他们还谈了些别的事，比如出洋留学等等。

　　胡适后来说那天最要紧的谈话是溥仪说的几句话：“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

　　这次谈话很短，不料却引起轩然大波。

　　胡适觐见皇帝后数日，给庄士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入宫见皇帝时，他对我很客气也很恳切。我们谈到新诗和新诗人以及其他文学等事情，我在宫里的时间只不过二十分钟，本来我预定的时间不止那么短的，因为在神武门受阻，把一部分时间耗去了，并且我又另有一个重要的约会，不得不向皇帝陛下告退…我原意是不想新闻界知道我们这次会见之事的，可是，不幸得很，有很多家我不大看的报纸却似乎认为这是一件大新闻，把它登出来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此次进宫风波很快就蔓延到北大讲堂，一位学生质问道：“胡老师，您一向是反对封建，反对礼教的，你为何要给溥仪下跪？为何要称溥仪为‘皇上’？”

　　胡适答道：“我没有下跪，我只是行鞠躬礼。按照清室优待条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他称我为‘先生’，我称他‘皇上’，既符合礼仪，又符合国法。”

　　一位女生站起来，含泪说道：“胡先生，您一直是我们的标杆，可是现在，您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了！”

　　胡适叹道：“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在宫中很寂寞，很可怜。想找个人谈谈，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一件很有人味的事，成了怪诧的新闻了，诬称我进宫给皇帝下跪叩头，蔑称我为‘叩头虫’。”说到这，胡适走下讲坛，走到学生当中，说道：“他剪了辫子，戴着眼镜，穿着蓝袍子，也喜欢白话诗。与你们不一样的是，他没有自由，像核桃仁一样，困于硬壳中。”

　　胡适在日记中记下：“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适感受到了一个少年在挣扎。

　　溥仪确实在挣扎，一种想法是出洋留学。

　　溥仪首先找到了一个忠实的协助者，他就是胞弟溥杰。

　　溥仪对溥杰说道：“如今，我就像笼子里的鸟，鸟主人是绝无可能打开笼子让我飞出的，除非依靠洋人。”

　　溥杰听了很高兴地说：“街面上提着鸟笼遛鸟的老爷们见了洋人总是要弓着腰的，如果洋大人赏他们一记耳光，再命令他们打开鸟笼，他们是不敢不答应的。”

　　溥仪见弟弟赞同自己的意见，就说道：“我不愿像小哈巴狗一样被豢养着，我的想法是，出洋！或者是，我们可以一起出洋！”

　　溥杰也是一心想要跳出自己的家庭圈子，远走高飞，寻找自己的出路，认为自己的一切欲望到了外国，就可以得到满足。听了此话之后，溥杰兴奋不已。

　　一日，溥仪在养心殿召见庄士敦。

　　端午节后，天气一日热过一日，从外地回来的庄士敦急急赶到养心殿时，见皇帝正焦急地等着他。

　　一见面，溥仪就迫不及待地对庄士敦说道：“我请你立刻带我到英国公使馆去。”

　　庄士敦惊奇地问道：“去敝国公使馆有何贵干？”

　　溥仪激动地说道：“我一到公使馆，我就会发表声明，告诉全中国人民我的真实想法，我接受国民政府每年四百万银圆的做法是可耻的，我不想再无功受禄，从此以后要搬出紫禁城，不再浪费人民的血汗钱；同时，我还准备放弃皇帝的尊号，前往欧洲旅行。为此，我希望能够亲自到英国公使馆一趟，拜托英国公使为我办理这些事情。如果可以，我想一直居住在英国公使馆，直到所有必需的手续办齐全。”

　　庄士敦虽然理解、尊重皇帝的想法、做法，但是，恰好此时徐世昌辞去总统一职，如果皇帝也前往英国公使馆，擅长捕风捉影的人一定会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即使是头脑冷清之人也难免猜疑，英国在此中扮演了何等角色。

　　因此，庄士敦坦率地说道：“我想这个时候陛下想做公使馆的客人是不可能的。不错，前不久公使馆是答应收留陛下，但那是因为直奉战争，纯粹是为了陛下您个人的安全考虑，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援助。而如今，北京城一片安静，毫无危险迹象，如果此时英国公使馆收留陛下，那无疑会招来他国的闲言碎语，进而影响到两国的正常邦交。既然陛下已经失去了要求英国公使馆庇护的客观条件，您想利用英国公使馆向全国发通告的想法就更不可能实现了。英国政府绝对不会答应公使馆这么做的，否则，不仅会得罪中国人民和民国政府，引起他们的反感，其他的西方国家也会指责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在不合适的时候错误地为您提供庇护。”

　　溥仪辩解道：“汉人反满清、反封建，而我却是遗留下来的满清、封建的小辫子、余毒，国人必欲除之而后快。我自愿放弃尊号、去掉优待，如何会引发他们反感？如何会使贵国陷入困境？”

　　庄士敦答道：“中国人是好面子的，如果陛下在紫禁城宣布这些，他们也许会接受。但如果在英国公使馆发表这些，他们便会认为陛下是受英国蛊惑，即使这种‘蛊惑’是好的，他们也会认为陛下是倒向大英帝国。即使此时，中国人能理解，但英国还得为陛下此后的一切言行负责。当然，中国人民是否会归罪到我身上，我个人倒是不介意的。”

　　溥仪十分为难地说道：“你是知道的，我不可能在紫禁城发表如此声明，他们是不会允许的，会百般阻挠的。”

　　庄士敦只好说道：“现在的民国政府，既没有总统，也没有正式的议会，这意味着没有合法政府能够批准您放弃这项权利。”

　　溥仪听后，沉默不语。

　　庄士敦建议道：“如果陛下觉得大内太过禁锢，不如移居颐和园，便可趁机清查宫廷财产，改组内务府，裁撤多余人员。”

　　溥仪叹道：“这不过是换一个地方囚禁而已。”

　　庄士敦更进一步劝说道：“如果陛下放弃这些权利，您拿什么养活自己？”

　　这句话倒是切中溥仪的心思。

　　再说徐世昌辞去总统一职后，前国会议长吴景镰给吴佩孚献上“法统重光”之策，即重新拥戴黎元洪复职大总统，恢复张勋复辟期间解散的国会。

　　六月中旬，黎元洪抵京，恢复总统之职。

　　有了总统之后，溥仪想逃出紫禁城的念头复生。

　　为了筹集出洋资金，兄弟二人一合计，只能“盗窃国宝”。

　　此后，溥杰每天下课回家，必带有一个大包袱，里面装着的都是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这样的盗运活动，从民国十一年九月一直持续到了民国十二年一月，几乎是一天不断。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其中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写的《曹娥碑》、《二谢帖》，还有许多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迹，还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等。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

　　就当溥仪准备飞出高墙之时，另一禁锢突然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