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沪西极司菲尔路北七十六号，与其东邻七十四号、马路对面七十五号均为当年外国人向道台衙门购买土地修建的花园洋房，门牌为公共租界的蓝底白字门牌。上海沦陷前为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住宅，有一座洋楼、一座新式平洋房、一座很大的花园。

　　七十六号西邻华村是一条死胡同。

　　日本宪兵队将七十六号陈公馆拨给了丁默邨、李士群一伙人使用，对外仍称七十六号。

　　汪精卫要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六大，选择在相对安全的七十六号举行。

　　为拼凑代表，首先设立大会筹备委员会，指定特派员分区招揽。特派员拥有选择代表的大权，只要他们出具证明，谁都可以充当代表。尽管如此，仍很难觅到合适的人选。

　　汪精卫秘密派遣刚从欧洲返回香港的周化人潜赴重庆，拉拢改组派旧人马来沪参加和平运动，但只拉到刘仰山、金家凤、胡泽吾等几人。

　　汪精卫让周佛海等就地取材，拼凑人数。周佛海利用这个机会，同梅思平、丁默邨等乘机网罗亲信，扩充私人力量。丁默邨包办了上海特别市和江苏省两个党部，把一批原属“中统”的特务都拉来做代表，同时还想染指南京及安徽、浙江三省市。

　　陈璧君也不甘落后，把陈耀祖等两个弟弟、三个侄儿都指定为代表。李圣五把老婆、妻舅、表弟、表侄全带了进来；林柏生则发动《南华日报》、《中华日报》的伙计前来参加，其中一位便是胡兰成。

　　当然，汪精卫还不忘通知在香港的陈公博、陶希圣。

　　在赴上海前，陶希圣前往重庆见蒋介石，蒋交给他一份密电码，预备有急事使用，直通委员长办公室，并指派军统局毛人凤协助陶。蒋对陶说：“去上海，在他身边，常常劝劝他，莫让他做出卖国的事。如果劝不住，你就回来。”

　　陈公博在香港却没有动，他以需要陪伴母亲为由答复汪：忠孝不能两全，公博选孝不选忠。

　　通过临时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七拼八凑，终于凑了二百四十名代表，不多不少刚好凑了二十桌。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汪精卫集团一手策划的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召开。

　　为掩人耳目，在大门外搭了一座高大的牌楼，用点灯组成“寿”字。

　　日本人还请来一队意大利士兵，名为监视，实为戒护。

　　与会人员收到的通知是赴寿宴，进会场之后看到主席台后贴着的不是“寿”，而是孙中山画像，再看横幅也不是“福如东海”，而是“天下为公”。

　　陈璧君对与会人员一一安慰道：“先开会，开完会，就开宴。”

　　会议主席团由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褚民谊、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组成，梅思平任大会秘书长。汪精卫自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

　　汪精卫满面春风地宣布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

　　此话一出，大家原本应该鼓掌的，但是大多数人都是没参加过全代会的，所以汪精卫带头鼓掌，大家也跟着鼓掌，掌声稀稀拉拉的极不整齐。

　　汪精卫说道：“上届大会提出抗战建国的口号，本届大会提出‘和平、反共、建国’的口号。所谓建国是什么呢？是完成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之建设，因为必须这样中国才能生存，必须这样，中国才能独立自由，这是目的。至于抗战与和平，不过是达到这目的之一种手段，为达到这目的，不得不战则战，可以和则和，手段有不同，目的则无异致，都是为了建国。那么我们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处于战败状态，但是某些人不承认。当初，满清政府还算有爱国心的，战败了，就承认战败，讲和的结果，虽然割地赔款，却还保得住大部分未失的土地人民主权。如今呢，战败不承认战败，和一个赌鬼似的，越输越赌，越赌越输，宁可输个精光，断断乎不肯收手。这不是比当时的满清政府还没有爱国心吗？继续抵抗下去，民安得不穷？财安得不尽？而民穷财尽的结果，只有国亡种灭。所以，我们此次大会主旨，不是抗战，而是和平。那么，我们的口号‘和平、反共、建国’，为何中间要加一个‘反共’呢？重庆国民政府之所以停不下来，是被人拉着推着抗战的，拉着的人是苏联，推着的人是中共，一个是用金钱拉着，一个是用所谓的‘民意’推着。所以，要和平，就要反共；要建国，就必须反共。重庆不敢说，但现在已经在做了。”

　　说到这，汪精卫将手中两本小册子《限制共产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拿在手上，说道：“会后，我会将这两本小册子发给大家，大家也就明白重庆与我们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是中国国民党全体同志的公意，也就是中华民国全体同胞的公意。”

　　汪精卫是一九三九年元旦被重庆国民党中央执、监两委撤销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的。因此，大会一项重要议程就是恢复汪精卫党籍。

　　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案》。

　　会议又策动代表提出临时动议两件：第一,因汪精卫“倡导和平，艰贞奋斗，挽救危亡”有功，大会全体，应致敬意，以表尊崇，由主席团率全体代表起立，向他鞠躬致敬；第二，依据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之决议，推选汪精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为了鼓动大家，陈璧君扯开嗓子喊道：“这两项后，就开饭啊！”

　　果真，群情激动，口水充盈，与会人员起身，像拜寿一般，给汪精卫鞠躬。

　　汪精卫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满面春风地宣布道：“开饭！”

　　大家齐动手，二十张桌子搬上来，各取碗筷，就等着吃饭了。菜陆陆续续上来之后，汪精卫以茶代酒敬大家，说道：“下午还有会，中午就不喝酒了，晚上再喝。”

　　下午继续开会。

　　会议要通过几份文件，汪精卫不辞辛劳地读文件，读得嗓子都哑了。别人个个午困，就像小鸡啄米一样点着头，有些坐着也发出鼾声。无奈之下，汪也不读了，简要说明一下，就举手表决通过了。

　　当会议进行到确定中央委员名单时，会场里出现一阵骚动。其主要原因是，在汪精卫提交大会讨论的名单中，有几个在社会上名声颇臭的汉奸，一些标榜继承国民党正统的代表羞与为伍。尤其是在“八一三”事变后投敌、先后在上海大道市政府和维新政府等几个政权中出任过要职的卢英也竟然名列其中，更使那些人难于接受。

　　卢英，湖北江陵人，保定军校二期生，曾任第二十六军第三师第七团团长，在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中立下功劳，后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长，上海市公安局侦缉总队长等职，是黄金荣得意门徒之一。

　　推派代表去找汪精卫说理。那些代表却遭到周佛海的阻拦，周说道：“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诸位在上海的安全，也有赖于卢英，不看僧面看佛面，如何？”

　　当然，为了笼络这批新汉奸，汪精卫也做了一些让步，把内定给卢英的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为了拉拢维新政府，维新政府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等，都顺利当上了中央委员。

　　大会闭幕之后，按计划要召开盛大的酒会，不料这时听到一声刺耳的“哨声”，紧接着就有人进来报告：“租界巡捕来抓人了！”

　　这一句话之后，大家一哄而散。

　　事后才知道，日本人为了节省开支，来了这么一出戏。

　　汪精卫极为气恼地说道：“晚上我还有话要说呢，就这样散了，可惜！”

　　陈璧君安慰道：“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时间。”

　　汪精卫喜欢菊花，且常常以菊自喻。

　　上海美商《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在副刊设计“菊花专辑”以菊花喻抗战，他写道：“我以为菊花生来是一个战士，它挺起了孤傲的干枝，和西风战，和严霜战，和深秋时的细雨战，更和初冬时的冷雪战。抗战时期的国民，皆宜效法。”朱惺公最恨汪精卫的投敌，将汪精卫吃了大半辈子的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改为：“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三十日下午四时三十分，朱惺公从北河南路九十四号寓所步行去报馆时，在上海北河南路与天潼路口被七十六号特务吴四宝、茅子明和张国震用无声手枪弹中太阳穴而死。

　　这是当晚李士群向汪精卫献上的一份“贺礼”，汪极为高兴，倒了一杯酒给李士群，说道：“怎么骂我都行，就是不允人改我的诗。这岂止是我个人的诗？这是国民革命的精魂！”

　　戒备森严的汪派国民党六大只开了一天即草草收场，而他们对外却大肆吹嘘，说会议开了三天。

　　日本人也对这次会议不满意，原因是大会竟然有东三省代表。日方即派犬养健前来责问：“满洲国已成立数年，与这个会还有什么关系？为何派代表来开会呢？”最后梅思平去见日本人，说道：“这是组织工作疏漏的结果，并非有意搞统战工作，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是一定会承认满洲国的。”日本人这才予以原谅。

　　蒋介石收到汪精卫在上海召开的六大的消息，怒骂道：“恬不知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