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八日，汪精卫一行离开东京回国。

　　二十四日，汪精卫乘坐日轮“五星丸”到达天津，立即拜见了日军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在喜多诚一的安排下，汪会见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

　　作为晚清举人，作为北洋政府旧官僚，作为资深汉奸，王克敏并不买汪精卫的账，对汪采取了不冷不热的态度，虽然他表示愿意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但申明不接受担任委员，“毕竟我是北洋系，与你们国民党人玩的那一套格格不入，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关于汪精卫提出的要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王克敏建议道：“上海毕竟不在皇军完全掌控之下，国人都恨汉奸，安全上是个大问题，不如在北平召开？”汪精卫谢绝了他的好意。

　　关于组建中央政府，王克敏说道：“对于东京的决定，我是拥护的，但是我只能留在北平为方面军工作。俗话说，主子在哪，奴才就在哪。我们当奴才的，是不便离开主子的。当然，如果中央政府设在北平，那就好说。”

　　说到后来，王克敏竟然当着日本人的面，说道：“干我们这一行的，背负骂名不说，还时常冒着被杀危险，想不到堂堂国民党副总裁，汪先生还能放下身段来干这个，实在是令人钦佩！”

　　听了这话，汪脸色大变，汪派人更是涌上前要掌王克敏的嘴。

　　喜多诚一见两派人要打起来了，赶紧劝和：“各位息怒，各位息怒！”见双方不听劝，喜多拔出配枪，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枪，双方才停下。

　　王克敏摸着挨打的脸，讥讽道：“这年头真是奇了怪了，还有人抢着当汉奸的！我以为我老不要脸，竟然还有人比我更不要脸的！”

　　汪精卫被气得讪讪离去。

　　喜多诚一去见吴佩孚，想让吴与汪商谈合作问题，吴佩孚当即说道：“当年，苏俄人来找我谈合作，我提出两条件：苏俄自中国的外蒙古撤军，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把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后来，孙文将这两个都许给了苏俄人，才获得苏俄人支持。时至今日，我仍然没有后悔。当年，我连孙文都不见，今日何况汪兆铭乎！断脊之犬，岂配我见！”

　　二十八日，汪一行离平抵沪，急不可耐地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等人举行会商。

　　原来，经过一年多的发展，相继在吴县、杭州及凤阳县蚌埠镇成立了江苏、浙江、安徽各省政府，后又相继将原上海和南京两市政公署改称上海和南京两特别市政府。这也是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管辖范围。

　　在会谈中，双方都极尽权术，心怀戒心，汪只强调华北和蒙疆的特殊性，暗示反对在华中成立特殊机构。梁鸿志等人竭力否认华北和蒙疆的特殊性，暗示华中应同华北一样对待，以免新政府吞并维新政府。

　　汪精卫只好搬出东京来压制，说道：“建立中央政府，这是东京决定的；还都南京，也是东京决定的。绝无在中央政府之外还存在维新政府之理！”

　　梁鸿志诘问道：“即允许临时政府存在，为何独独就不容维新政府？”

　　汪精卫答道：“华北共军猖獗，需要地方政府配合皇军作战。”

　　梁鸿志争辩道：“新四军不久前还攻入上海机场，烧毁数架飞机呢！”

　　汪精卫说道：“新四军毕竟不能同八路军相比，八路军已经是集团军了，新四军还只是个军。”

　　梁鸿志争不过，只好妥协，舔着笑脸上前说道：“维新政府的成员不少是粤籍，都是汪先生的同乡。我们这些人就像窑姐一般，就靠这张门脸换一口饭吃，你将这门脸撤了，我们拿什么吃饭？我们已然跳了火坑，从良就难了，你就可怜可怜我们，让我们继续在这位置上坐着，我们拥护你当我们的老鸨，我当龟公不要紧。你看怎样？”

　　汪精卫被说得满脸通红，却又不便反驳，就威胁道：“你们说这样的话，难道就不怕被日本人砍了头？”

　　梁鸿志见对方不听，就直言说道：“总之就一句话，新中央政府应在维新政府的基础上加以改组，各院部人员仍维持原状，否则，我就是拼着这张老脸不要，也要让全国人民来评评这个理。”说到这，梁鸿志就开始半用官话半用福州话开始骂人了。

　　汪精卫气得满脸通红。因为梁鸿志那一半官话，几乎都在骂汪精卫在国民党待不下去了，来跟他抢当汉奸；至于福州话，大抵是骂日本人忘恩负义。

　　汪精卫又找粤籍温宗尧做工作，温反劝汪不要跳火坑，说道：“这碗饭是真不好吃。陈箓大年初一晚上，从南京秘密赶回上海，在自己愚园路公馆内，被军统特务暗杀了。此前，周作人在天津也差点被杀了。”

　　汪精卫大义凛然地说道：“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不是汉奸，我是受政府委托为中日和平而来的。”

　　但安全问题确实是汪精卫最担心之问题。

　　汪精卫抵沪后，先住虹口重光堂，后搬到愚园路1136弄，搬之前，先就勒令那一条弄堂里所有的住户即刻搬走，又在弄堂口设了一个日本宪兵办事处，专司保镖之责。

　　可是，日本宪兵不能整天跟在汪派人屁股之后，为解决这个问题，汪精卫只好求助日本人。

　　晴气庆胤给汪精卫带来了一个人。丁默邨摘下礼帽，对汪精卫稍稍一弓背，说道：“汪副总裁，您好！”

　　汪精卫一看，大吃一惊：“丁处长，你怎么也在这里？”

　　晴气庆胤对汪说道：“你在河内之时，我们就已经为你的安全做好准备了，丁先生就是专门负责你的安全的。”

　　汪精卫不得不佩服日本人做事的周全，表示感谢之后，转而问丁默邨：“你们有多少人？”

　　丁默邨答道：“一百来号人。”

　　汪精卫叹少，又问：“都是什么来头的？”

　　丁默邨答：“清一色中统特工。”

　　汪精卫惊问道：“中统？靠得住吗？”

　　丁默邨答道：“绝对没问题。”

　　弄堂里有五幢独立洋房，都有庭园。其中以汪精卫住的三十一号，是国民政府前交通部长、何应钦内弟王伯群的住宅。王伯群为娶保志宁而建造的，历时四年，耗资三十万银元，为意大利哥特式城堡建筑。汪精卫搬入之后，即为汪公馆。

　　汪精卫入住之后，丁默邨、李士群就派人来保护。

　　七月九日，汪精卫在汪公馆楼前，发表了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演说，声称坚决与日本携手合作，另辟一条复兴东亚之路。他说：

　　“日本是东亚一个强国，经济军事文化著著先进，最近几十年，可以说无日本则无东亚，而中国却是事事落后。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我觉得今日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条是跟着蒋介石唱高调继续抗战，以蒋现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并且不足以控制共产党；以蒋现有的环境，虽欲不跟着共产党而不能，这样下去，只有以整个国家民族跟着蒋为共产党牺牲。另一条路是把总理孙先生的遗志重新地阐明起来，重新地实行起来，对于日本，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努力地化敌为友。第一步恢复中日和平，第二步东亚和平。···这两条路，前一条是亡国灭种的路，后一条是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路。我决定向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我决定团结同志并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及无党派有志之士，来共同走上这一条路。”

　　日本摄影师还为此次讲话拍摄了新闻纪录片，广为传播。

　　两天后，在日本人的施压下，梁鸿志和王克敏同时发表谈话，公开表示支持汪精卫的政治主张。

　　梁鸿志说：“维新成立时，其根本原则就是‘反蒋、反共、亲日’。半年以来，我们始终努力实现这三个原则。···此稍前，汪先生的演讲均侧重于讲反共反蒋亲日，与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充分理解，倍感欣慰。我们早已下了决心，拟全力协助汪先生。不仅对汪先生如此，即对国民党员，凡以此三项原则为基础的，我们均拟加以协助。”

　　王克敏则说：“以前，我们党派观念甚薄；现在，凡是以复兴中国而崛起的，不论何人，我们均表示支持。···当前，汪先生为中日两国计，振袂而起，临时政府决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协助。···汪先生的英明决策，普照了两政府的前途，我们不胜欣喜。”

　　从形式上看，汪精卫筹建中的中央政府与临时、维新政府合流了。

　　汪精卫的老家是广州番禺，父亲汪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年轻时即到广东当幕僚。薪俸不高，对外却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生活清苦。

　　中年后，汪精卫请温幼菊画了《秋庭晨课图》，他并为此作题跋，文曰：

　　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母鸡鸣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时见母微叹有声，搜箧得衣，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款洽，似无所忧。劬劳太甚，不获终其天年，悲夫！

　　“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

　　即使到知命之年，汪精卫回忆起自己的母亲，依然是悲戚不已。

　　汪精卫十三、四岁，父母相继见背，只得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

　　汪兆镛乃清末举人，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时，受聘入督府掌司奏章，备加敬礼，保奏加四品顶戴，荐任湖南知县。但他矢志于钻研经史、金石和诗文，谢而不就。辛亥革命时，汪兆镛无献身革命之志，有甘当清末遗民之心，称武昌起义首开民国纪元为“国变”，同年赴澳门侨居。后来，汪精卫请他替民国政府效力，也被他一口回绝，言誓不屑为朝秦暮楚之徒。胡汉民邀汪兆镛任总秘书席，他亦辞之。

　　汪兆镛次子汪宗洙跟着宋子文做事，其女汪文就利用父亲的关系进入到广州印花税局工作，其间“贪污”了几十万块钱。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但碍于汪精卫情面，也就不追究了。原来汪文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后来她在澳门找到党组织，将这几十万元全部上交组织。

　　汪精卫投敌卖国的消息传来，汪兆镛深以为耻，告诫子孙勿卖国求荣。

　　七月二十八日，当汪精卫正在南下广州途中，汪兆镛病逝于澳门。

　　汪精卫抵达广州之后，与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达成如下协议：一，在进行建立中央政府工作的同时，也要进行华南政权的建立工作；二，华南政权不是单纯的政治机关，主要是促使实力派树立反共，保境安民，使其与日军之间实行局部停战和必要的合作，并使之扩大至华南五省，从而迫使蒋介石下野，推翻重庆政府；三，华南政权如果建立，日军占领地区的治安、警备、行政、经济，将由日军手中逐渐移交该政权；四，拉拢实力派的工作，目前首先置重点于张发奎和邓龙光，并秘密与李汉魂、吴奇伟、薛岳联络；五，为了建立华南政权，须在广州建立政务委员会。

　　实际上，这是汪精卫笼络安藤利吉的一种策略，即让第二十一军也成为在华一方诸侯，使华南归于自己的辖制之内。安藤也苦于自己只有两个多师团，不能与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相提并论，于是与汪精卫沆瀣一气，拟订了上述协议。

　　此时，国民党方面主政广东的是余汉谋，退居粤北英德、河源一带设防，广东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

　　此时，粤系将领薛岳、张发奎、吴奇伟、李汉魂、邓龙光都在一线抗日，且已经是战区、集团军司令，汪精卫在河内发表通电之后，这些粤系将领早已通电与汪划清了界限。

　　对于驻扎在广东境内的粤军，汪精卫采取了一种拉拢策略——

　　八月九日，汪精卫做了《怎样实现和平》的广播讲话，欲拖人下水，扩大汉奸队伍，声称：“由于蒋介石坚持抗战，使可以实现的和平遇到了极大的阻碍。现在我在广州与安藤最高指挥官会晤，其结果使我确信，如果广东方面的军队，有和平反共的表示，安藤最高指挥官，不仅对于这种军队立刻停止攻击，而且更进一步将日本军队已经占据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备，以及行政经济，都从日本军队手里次第交还中国。如果广东方面的行政当局和军队，能赞成我的和平主张，则我必能得安藤指挥官的同意，先在广东做起部分的停战，而依次及于全国，使全国和平得以完全恢复···”

　　这就是汪精卫的拉拢策略：只要有和平反共的表示，日军将停止攻击，甚至将地盘交给这样的军队。

　　汪精卫的这一策略，在广东并没有收到什么明显效果，但后来却对国民党敌后抗日部队产生了雪崩似的效应。

　　虽然广州是汪精卫的老家，也是国民党革命发源地。但是，商团事变早已经将广州富人得罪光了；国民党北伐前夕的“万税”及北伐时开的白条，也将广东普通百姓压榨怕了。所以广东也一直是反国民党的主要阵地之一。这或许也是蒋介石一直不重视广东防御之原因，轻易就沦陷敌手。

　　汪精卫在广州无所作为，灰溜溜又回到了上海。

　　此时，国内国际局势波谲云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