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汪精卫骗到上海之后，东京虽然相当重视，但大本营并未将其组建政权一事提上议程，诱汪出逃只是为了增加日蒋和谈天平上的筹码。

　　直接负责对汪工作的影佐祯昭很清楚，东京方面没有要求汪氏建立政府，也没有怂恿汪氏建立政府。

　　也正因为此，作为重光堂的主人，土肥原贤二消失得无影无踪，陪伴汪精卫的都是一些小角色，这令汪精卫一度很是失落。

　　但汪精卫甫到上海后便立即着手筹建新政权，经与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和褚民谊等人反复商讨。

　　褚民谊，浙江省吴兴县人，曾赴日本留学，在法国获得医学博士。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并由汪陈做媒，同陈母的养女陈舜贞结婚，于是成了汪精卫的连襟。褚民谊与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创办里昂中法大学，褚任副校长。一九三二年，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时，褚任院秘书长。

　　五月二十五日，汪精卫向日本提出《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收拾时局办法的根本精神在于笼络人心。因此，不变更政体和法统，而以变更国策收拾此次时局为要务。”并要求日方同意由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推举汪为总裁，对国民党进行改组，然后由汪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国民政府和还都南京。国民政府还都时宣布替代重庆政府，与日本调整邦交，奠定永久和平的基础。同时，维新、临时两政府宣告取消。

　　五月三十一日，汪精卫匆匆地带上他的组府方案在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林伯生、周隆庠等十人陪同下和日方的影佐祯昭、犬养健、清水董三、矢野征记等人一起由上海大场机场搭乘日本海军飞机飞抵日本东京，直接与日本当局交涉。

　　一抵东京，首相平沼骐一郎和枢密院议长近卫文麿等要员就设宴款待汪精卫一行，席间，日方敬执宾主之礼，汪更是如沐春风。

　　与此同时，一份由松本慎一写的《争取支那民族大众问题》的文章，也由参谋总长载仁，呈送给天皇裕仁，文中说：

　　“帝国行使武力之目的，第一在彻底打击抗日政权及军队，第二在要日支两民族提携、融合及东洋和平之确立，前者乃达成后者之手段。然此二者，证诸支那之现实，实为互相对立之矛盾。试观事变以来之经过，抗日政权之指导原理虽属误谬，但蒋政权已具有民族政权之本质，而有支那民族大多数之支持。现政权所以能得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和抗日联合各界以及旧军人之热烈拥护者，即缘于此。今吾人，一方欲击灭蒋政权，他方欲与支那民族相提携，事实上诚不啻缘木求鱼。盖欲倒蒋，愈使支那民族拥蒋。要倒蒋就不能抓住民众，要抓住民众即不能倒蒋，故我国根本困难即在于此。”

　　“临时、维新两政府，尚无民众基础，有民众基础则南北两政府自不难合流。而新政府之纲领，应以国民党三民主义为旗帜，新政府之任务应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实现。或曰：敌人之旗帜与我相同，难免混淆不清。但吾人可告以彼等以‘一面抗战，一面实行三民主义’为号召，吾人则以‘一面与日提携，一面建设三民主义’相号召。”

　　天皇看了，甚为满意，大本营即以本文作为理论基础，确定了移魂换体之法。

　　六月二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兴亚院分别紧急召集驻华各部队各特务机关的有关幕僚将校速返东京研究对策。

　　从在华官员反馈的信息来看，中国国内对汪极为反感，汪影响力大不如前，与汪先前友好的粤系、西南派系，甚至替汪扛大旗的改组派，纷纷与汪划清了界限，“现在的汪可谓孤家寡人，其人品亦已被唾弃。”

　　但一人的话，还是让日本人眼前一亮。

　　“大清入关之后，汉人最终都接受满清统治，大家都当了满奸，甚至在满清结束统治之时，不少汉人遗老还留辫不留头。但有一个人始终是被骂的，这个人就是引清军入关的吴三桂。这就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五十步笑百步。我们需要汪精卫，就像满清需要吴三桂一样，总要有人走这一百步，总得给中国人留一点面子吧！”

　　说这话的人正是土肥原贤二。

　　五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汪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详细的处理意见：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不得在南京举行；国民党的名称虽可用，但为了强调反共救国，必须在国旗、党旗上附加三角形黄色布片；军队用旗在黄布上大书“反共救国”字样，此外不许悬挂其他国旗；新政府建立时应明确表示日满华睦邻新关系。

　　汪精卫欣然接受了这些意见。

　　六日，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会议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关于汪氏提出的取消临时、维新政府一项，板垣陆相说道：“若取消临时、维新政府，恐怕会遭到方面军、派遣军的反对。”

　　平沼拉着一张驴脸，说道：“那就不取消。”

　　板垣说道：“新中央政府是有利于削弱中国抵抗力量，还是增强中国抵抗力量，这实在值得评估。此外，在目前满蒙边界冲突中，新中央政府应该对此予以支持，哪怕是精神上支持。”

　　外相有田八郎说道：“新政府能否代替重庆政府，还有赖国际支持。以目前形势来看，恐怕还很难做到。因此，争取重庆，还是作为第一要务。”

　　结果，会议决定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规定：一，新中央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和现有政权(临时、维新政府)以及改组后的重庆政府构成；二，新中央政府应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原则》为准绳，正式调整日华邦交；三，新中央政府的组织和成立应适应全局的战争指导原则；四，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应适应历史与现实，以“分治合作主义”为原则；五，关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其放弃容共抗日，改以亲日满、防共为方针时，允许其存在；六，重庆政府如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作必要的人事更替，并接受上述一、二项时，即认作为屈服，可以成为新中央政府的构成分子。

　　看了日本人的新条件之后，汪精卫的脸都黑了，因为汪精卫的作用与以往内战中被人利用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作为幌子。

　　六月十日上午，汪精卫与首相平沼会见。

　　汪精卫：“由于今日拜访，得有机会领教，不胜光荣。”

　　平沼：“客气了。阁下为日华问题而努力，素所钦佩。天皇的宗旨，以仁爱之道维持人类和平，这是一以贯之的。同时，日本又是尚武之国，武道与仁道是相辅相成的。现在贵国人民往往不了解这一奥义，把日本看作以武力为侵略工具的国家，可以说完全不理解这一仁爱精神。要维持世界人类和平，必须首先争取东亚，特别是日华两国间的永久和平。因此，两国当权者必须互相协力促其实现。”

　　汪精卫：“天皇的仁爱精神，我是很理解的。我可以谈一点现在中国国民心理以供参考。关于现在日华和平问题，共产党以及和他有联系的一部分人，他们既没有中国，也没有东亚，完全是为共产国际而工作的走狗，除了把他们打倒外别无其他办法。至于大部分国民，都是内心渴望和平，都认识日本在数十年来努力建设成为东亚先进国的地位，相信如果不是日华两国提携，别无其他办法确保东亚和平。我曾数十回劝蒋先生争取和平，但是他经常简单回答说：如果与日本言和，全国领土失去独立和自由；如果继续抗战，即使被占领了一部分地区，但整个中国领土主权还能保存。这不仅是蒋先生一个人的看法，也是国人普遍之看法。这就是说，今天中国的民众依然认为日本既然牺牲那么多的武装和财力，恐怕不愿意放弃统治中国的欲望。共产党利用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恐惧心，说谈和平就是卖国贼，再加上压迫手段，因此，在中国国内谈和平，是极其困难的。”

　　平沼：“对于蒋介石，如果他不放弃容共抗日政策，日本是很难容忍他的，更不会与其政府合作，这是确定无疑的。”

　　汪精卫：“我曾预想实现中日和平的办法：一者，如果蒋先生能幡然醒悟，则日本不可不以蒋先生为对手实现和平，但是今天来看，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了，蒋先生已经陷入不战就不能维持其地位的困境。二者，与国民政府以外的人士联合，让他们担负时局责任，但现实是中国各种力量，包括海外华侨力量，大都以‘抗日’名义被吸附到国民政府来了，以其他力量来收拾时局，我认为极为困难。三者，我个人原来抱定如果蒋先生为解决时局而下野，我也随之下野，如果出国，我也出国。但是，现在出现相反情况，我个人早已陷于不能不一个人负起责任来的境地。现在贵国的困难是如何结束战争。但蒋先生是要坚持抗战的，因此在蒋先生外另建一个中央政府，这是唯一办法。如果日方是乱华那自当别论，如果是想治华，那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现在的临时、维新政府都应该取消。而这个中央政府必须是继续举着国民党、国民政府、三民主义的旗帜，以坚持‘党统’、‘法统’和‘还都南京’，才能收揽人心，达到停止战争，实现和平之目的。”

　　平沼说道：“你提的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实行起来还有诸多困难。”

　　汪精卫问道：“有何困难？”

　　平沼答道：“别的不说，要说服在华军人，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汪精卫说道：“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最富庶地区，只要巩固现有领地，好好经营，收复民心，指日可待，这么浅显的道理，贵国军人为何就不能领悟呢？”

　　平沼叹道：“道理是这样的，可是，军人处于特殊环境中，其急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你与板垣陆相会谈时，可以好好劝说他。”

　　汪精卫又谈到另一个问题：“日方为何要将一位身败名裂的军阀头目吴佩孚加入新政府之中？”

　　平沼说道：“这个问题你可问土肥原君。”

　　汪精卫与板垣会见之时，又将他的这番道理说了一遍。

　　满洲国可以说是板垣一手建立的，这是他一生得意之作，时至今日，活跃在满洲国的抗日联军基本已经被消灭，满洲国奴化制度也推行得很顺利，此时的板垣也不是当年与溥仪说话的大佐，而是堂堂陆相，所以他居高临下地说道：“治理中国，我们有一套更加行之有效的办法。如果汪先生不信的话，你可以到满洲国看看，也可以与康德帝谈谈。”

　　汪精卫反驳道：“不同的是，关内在抵抗。”

　　板垣脸上立即露出凶相，说道：“关外也在抵抗，但是，已经被我们彻底消灭了！”

　　汪精卫脸上露出甜蜜笑容，说道：“据我所知，抗联不过区区数万人而已。”

　　板垣脸上也露出讥讽笑容，说道：“当年红军也不过数万人。”

　　汪精卫趁机说道：“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可是数十万！”

　　板垣一脸凶相地说道：“八路军已经扩展到华北、华东，新四军也在长江下游肆虐，甚至在华南还有游击队在活动，这些地区都需要帝国军人投入兵力作战，具有特殊性，所以需要临时和维新政府给予配合。”

　　汪精卫说道：“新的中央政府，其宗旨就是亲日反共，统一的政府更加有利于日军将共党势力肃清。”

　　板垣脸上浮起讥笑之容，说道：“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对这一点，你有多少把握？”

　　汪精卫被其语含讥笑之意激怒，说道：“中国人大都不愿在日军侵略下戴着‘汉奸’帽子，要改变这种状况，唯有停止侵略。这也是我力主和平运动的根本出发点。”

　　板垣依然讥笑道：“如果新中央政府只是为了和平运动，那么就不必设立在这些征战地区，可以在其他地区建立一个中央政府。”

　　汪精卫问道：“在什么地区建立中央政府？”

　　板垣答道：“这个，我实在不好干涉。”

　　汪精卫听明白了，压制住心中怒火，说道：“如果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的，那只好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

　　汪精卫气愤离开之后，板垣连屁股挪动一下都没有，看着汪气愤离开。

　　土肥原贤二推开另一扇门，走了进来，坐下，说道：“汪精卫是个好面子之人，你如此羞辱他，让他丢尽面子，实在有违待客之道。”

　　“他想得太美了！”

　　“汪精卫是孙逸仙的左膀右臂，从他身上或多或少还能看到一些孙氏革命的理想主义，这是他一直在国民党内能坐第二把交椅的主要原因。将汪拉过来，等于是将国民党人赖以自诩的精神旗杆给砍了。”

　　“可这并不能停止重庆政府抵抗。”

　　“但能削弱抵抗意志。”

　　汪精卫回到古河别墅，也不顾日本人是否装了监听，大声地对众人说道：“日本政府对建立中央政府的六条方针，从人事选择和施政原则等方面对组府活动作了严格限制，不准有任何逾越，使新中央政府的权力几近于无。我们提出的内政上独立，中央政府不设政治顾问，一切交涉通过日本大使进行，还都南京时日军作局部撤退以及归还日本掠夺的工厂等要求悉在日本政府考虑之外。我们要求建立的政府要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外貌，日本也不准允。这表明日本希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一个日本卵翼下的全国各种汉奸势力和伪组织的联合体。这与我们发起‘和平运动’的初衷是完全背离的。作为国民党副总裁，我何必冒着万世骂名当这样一个人人唾弃的汉奸？如今我即已背着汉奸骂名，还不如一头扎入水里，以不负一世英名。”

　　果真，日本人偷听了汪精卫的话。

　　六月十五日，五相紧急召开紧急会议，甚至请土肥原列席会议。大家就讨论一个问题：别把汪给逼死了。

　　众人听完监听汪精卫的录音之后问土肥原：“汪精卫是否有勇气做这事？”

　　土肥原眯着小眼睛说道：“看起来是没有，不过，逼急了，也有可能回到重庆。”

　　于是大家一番商量，做了些妥协，对汪《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出适当调整：

　　关于新中央政府的名称和首都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关于国旗，必须在青天白日旗上缘附一块书有“反共和平”字样的三角形黄布条；关于日华关系，应根据日华关系调整原则，将华北作为国防和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蒙疆作为特别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上日华紧密结合地带，华南沿海特定岛屿确立特殊地位，并充分尊重日本与既成政权的特殊关系；对于建立新中央政权要特别考虑具备人的要素和基础实力；对于国民党政府同外国签订的条约和规定，新政府应按照日满华亲善的原则，适当地加以废除和修改；关于废止临时、维新两政权，只能理解为取消其名称，而对两政权同日本签订的协定和有关规定，新政府应完全继承。

　　拟定完后，大家讨论另一个问题：汪精卫会接受吗？

　　这个时候，土肥原贤二又说道：“这就好比一个女人，既然已经被骗到床上了，动不动手是我们的问题，接不接受是她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结果，不过增加一些过程而已。”说到这，土肥原露出一副深谙风月的神色，补增道：“或许，别有一番乐趣。”

　　此话立即引起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