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二日，汪精卫即去电香港，要求赴北平帮王克敏之忙，从速恢复中日和谈，以贯彻他的主张。

　　在港之人聚在一起商量。

　　高宗武说：“我的主张是，倘若河内不能再住下去，最好赴欧洲休息，切不可向东走，因为一旦东去，等于溥仪出关，最危险不过，结果则欲罢不能。”

　　陈公博说道：“现在汪先生所受刺激太深，而且曾仲鸣一死，赴欧事则极度困难，因为过去汪先生之出走，一切皆由仲鸣料理，今仲鸣一死，出洋一层事实上已不可能，徒增汪先生之伤心。现在唯一补救的办法，只有分两层去做：第一，我们反对汪先生去北平；第二，我们答应汪先生来香港或去上海。这样，或可减少汪先生的反感和伤心，以后的事再从长计议。”

　　陶希圣说道：“若去上海，岂不是复陷当初溥仪天津之辙？”

　　周佛海说道：“我们必须十分明白一点，汪先生的初衷是和平运动，而不是像溥仪一样想复辟帝制。香港的情况与河内是一样的，重庆方面既不能容汪先生于河内，更难容于香港。北平自然是不能去的，欧洲又远离中国，我看上海是最适合的。”

　　于是大家便拟了一个给汪的电报，告以正在设法接他来香港或去上海，但北平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

　　当天，日本驻河内总领事馆就刺汪一案向日本政府作了详细报告。日本政府内原来极力主张招降汪精卫的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等人四处游说，向当局施压。日本政府决定派影佐祯昭等人前往河内，将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随即，影佐祯昭和犬养健找来日本汽船公司的货船北满丸由东京直接开往河内。

　　即已决定要离开河内，但往哪里去又是一个问题。

　　汪精卫和陈璧君反复商量，也觉得上海是相对理想之地。但是，上海又是一个暗杀横行之地。

　　汪精卫问道：“若再发生暗杀事情呢？”

　　陈璧君答道：“那就休怪老娘翻脸不认人了！”

　　正是出自这种考虑，汪精卫夫妇派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前往上海进行准备。

　　为报一箭之仇，同时也为防止蒋继续铤而走险，汪精卫决意透露一些事情，于是写就一篇文章《举一个例》。

　　再说南浔线战事，正当第九战区正努力抵挡第一零一、一零六师团之时，日军由一百三十五辆坦克组成的战车集团快速向南昌突进，与此同时，战斗力强悍的第六师团跟随而进，侧击守军侧背。至二十二日二十一时三十分——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还没有下达进攻命令，日先头战车群就已经迂回至南昌近郊奉新，占领南门外潦河大桥。日军战车集团的突然进攻，使守城部队未能撤收配置在城郊的三十八门火炮即匆匆退走。日军战车集团遂占领南昌外围奉新。

　　原来，为了攻占南昌，日军的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周一，参谋天野正一，几次乘飞机至修水以南，对鄱阳湖两岸，南浔铁路，虬津、滩溪、万埠等地的公路，九岭山区北部的地形，守军在修水以南、南昌附近的工事构筑，防御体系，兵力配备，重武器位置等战场情况进行了空中侦察，据此选定渡河点和进军路线、主要突击方向等等。

　　虽做了精密细致的工作，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摆在冈村宁次面前——实力不济。

　　冈村宁次几次兵棋推演，结果都功亏一篑，无奈地说道：“看来，要拿下南昌，还得增加部队。”

　　宫崎说道：“现在到处都缺兵力，轻易调动部队，是不允许的。”

　　冈村问道：“那怎么办？总不能去策反重庆军吧？”

　　冈村这句调侃东京的话，不料引起宫崎极大不满，他满脸通红地说道：“你是司令官，你应该想尽办法，莫说策反敌军，就是拜拜当地龙王庙也是必要的。”

　　冈村装着很虔诚的样子，对天一笑，答道：“领王爷之命！”

　　宫崎看着沙盘沉思苦想，突然一拍大腿，说道：“有办法了！将所有的战车集合起来，组成战车集团，沿西面公路快速推进，插入敌军后方。”

　　冈村走回沙盘，指着沙盘上的公路说道：“敌方没有毁掉这些公路？”

　　宫崎得意地笑道：“没有！”

　　此次作战，龙王爷还真帮了日军的大忙——连月大雨，河水暴涨，虽然给日军渡河增加了困难，却也冲溃了守军阵地，使得日军在毒气弹帮助下轻易就渡过了河。

　　千算万算，宫崎什么都算到了，但是唯独少算了一样——忘多带汽油了，以致这一百三十五辆坦克像屎壳郎似的趴在奉新一动不动。

　　不得已，日军只好用飞机空降汽油。

　　三月二十七日，南昌失陷。

　　按以往习惯，一城丢了也就丢了，虽然丢得急切了些。

　　但是，就在南昌失陷这一天，香港《华南日报》发表了汪精卫的《举一个例》，文章披露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漠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转达了日本的和谈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用这个实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汪精卫在文中责问蒋介石：“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蒋介石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什么和谈就不可以进行？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蒋介石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什么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汪还在《举一个例》中道出此次刺杀原因：“当二月中旬，重庆曾派中央委员某君来，给我护照，俾我出国。我托他转致几句话：其一，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然当此危难之时，离重庆已经很痛心了，何况离国？···其三，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不下决心，任这局面僵下去，我虽离国，也会回来。以上几句话，定然是构成三月二十一日事变之原因。”

　　汪的文章迅速发酵，与海南岛、南昌战事一联系，就给国人这么一个深刻印象——蒋政府是假抵抗、真投降。

　　为此，蒋介石特命吴稚晖写文批驳，他自己也逐字逐句地修改，于四月十一日而就《驳汪言要点》。

　　但是莫说国人相信这个，就连美国人也相信这个。

　　于是，蒋介石下令，反攻南昌。

　　这是抗战以来，甚至是整个八年抗战中，唯一一个丢失还想夺回城市的战例。

　　影佐建议组成由陆军、海军、外务省、兴亚院、民间人士参加的集体行动；后经过五相会议的决定，海军派遣了须贺彦次郎，外务省与兴亚院派遣了矢野征记，民间人士为犬养健。

　　影佐与矢野、犬养等人是用商人的名义去河内的，他们所坐的船是五千吨的货船，对法国人说是收拾破铜烂铁来的，所以法国人并不提防，很顺利就靠了岸。

　　四月十七日早上，天空虽然多云，却仍是一个晴天。影佐、犬养和矢野三个人坐上汽车，去指定的接应地点赛马场。三人下了汽车，还没有看见那个小伙子，突然从旁边传来急刹车的声音，一辆汽车从旁边停下来，接着，从车上跳下来一个小伙子——周隆庠。周像出远门似的同三人一一握手，并用英语说：“你好。”随后，请三人上了他的车。

　　车比方才开得更快了，比来时更费时间地在河内市区大大小小的路上绕弯子。突然，车子猛地向右一拐，直冲着距离二三十米远的看得见的铁门驶过去。铁门一下子被打开，车子一过，又立刻关上了。由于急刹车，三个人身体碰到一起。

　　这儿便是汪精卫的住处。

　　三个人被热情地请到二楼一间屋子里。过了好长一会儿，门开了，一位身穿整洁的白色制服的人，在周隆庠陪同下走了进来。

　　三位日本人一见汪精卫便号啕大哭起来，说了许多保护不周、让汪先生担心、受苦之类的话。

　　汪精卫亦止不住流泪，紧紧握着日本人的手。

　　所以这一场见面，以哭作为开场白。日本人的这一场大哭，就把汪氏给哭走了。

　　哭声引来了陈璧君，她打住了大家：“别哭了，再哭，把特务引来了！”

　　为防被重庆特工人员发觉，遭到再次袭击，大家擦干眼泪，开始谈正事，以影佐为代表，直截了当地进行会谈。

　　“我们根据政府的命令，特意来此帮助先生转移到安全地方。”

　　“衷心感谢大家远道来迎。实际上，我也觉得继续待在河内是危险的。因此，开始做离开的准备。恰好此时贵国政府派遣诸位来迎接，不胜感谢。”

　　“我想问一下，您感到重庆方面还会有新的袭击计划吧？”

　　“是的，有这种迹象。比如，前两三天就有人匆忙来租紧邻我们的那座楼的三层楼房。此外，有几个好像暗杀团的人在老远地方监视着。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虽然对我个人态度挺好，却在竭力制止我的政治行动。他们像是特别害怕在此引起政治纷争。因此，如果再待在这儿，事实上不可能与香港、上海的同志联系。”

　　“那您想今后往哪转移呢？”

　　“我考虑再三，现在还是上海最合适。如果上海不成，香港或广东也可以。不过，在香港，英国宣称说无法保证我的安全，连《华南日报》主编林柏生连遭刺杀，香港安全上是个问题。广东不仅和中山先生，而且和我关系也很深。但如今广东也被贵国军队占领，因此，倘若去广东，就会给中国国民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好像我是在日军保护之下开展和平运动。与之相比，上海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暗杀横行之地，但正因我毅然迈向危险的土地，才可使中国国民了解到我献身爱国运动的诚意。”

　　这时，作为翻译的周隆庠提醒道：“上海亦在日军统治之下。”

　　汪精卫涨红了脸，说道，“不错，上海也处于日军占领下，但如大家所知，英、美的公共租界很大，市政也是外国人掌管，裁判权也在外国人之手。因此，比起广东来，中国人有相当的自由行动的余地。实际上，由于这个原因，周佛海以及梅思平诸君，已经先往上海进行紧张准备去了。”

　　影佐听到这，十分高兴地说道：“如果汪先生要到上海，我们将提供一切便利。”

　　汪精卫当即答道：“但是，我不能去虹口，如果住在虹口，难免会被人讥笑说是第二个溥仪。”

　　影佐略显尴尬，转移到下一个话题：“那么，关于从河内脱出，怎么向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说明呢？”

　　汪精卫微笑着说道：“我想，这事还是尽量办得稳妥点儿为好，因此，现在正在研究。再说，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说不定觉得让我离开河内，就像给他们卸下一个大包袱一样，因而会赞成我离开这里的。”

　　影佐身体向前倾，一脸讨好地说道：“我们为了协助您离开此地，特意准备了一艘五千五百吨位的货船。”

　　汪精卫装着不好意思地说道：“哎呀，实在感谢你们的好意。我也租到了一只法国人管理的小船。”

　　影佐问道：“请问是多少吨位的？”

　　汪精卫掉头问身后的周隆庠多少吨，周答说七百六十吨。

　　影佐听了皱眉说道：“七百六十吨小船，很难抵抗风浪，只能沿海岸线走。您这次航行非比寻常，因为在中国的沿海都已经看到了重庆政府发布的逮捕先生的布告，必须格外加小心啊！”

　　汪精卫说道：“大家的担心是理所当然的，此次航行是会有些危险，但我第一次进上海港就使用日本船，我们的和平运动就会受到很大误解。所以，这个风险是值得冒的。”

　　四月二十五日深夜，在迷雾中逃出河内，汪精卫、陈璧君等在海防附近登上小货轮冯·福林哈芳号。当小货轮终于驶离海港之后，汪对身边之人感慨地说道：“脱离了重庆，在河内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令汪不知的是，当初溥仪离开天津，在日本人帮助下潜往旅大，也正是正月。二人经历和结局几乎是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溥仪是被日本人吓得跑到东北，而汪精卫是被重庆吓得跑到上海。

　　当天上午，北光丸在海防港外的巴库仑比岛周围几次巡航，一直持续到四点，但连冯·福林哈芳的影子也没看到。糟糕的是，随着天渐渐地黑了，海面上也起了雾，这样下去，在夜里会合是不可能的。北光丸的报务员十分焦急，不停地用暗号进行呼叫。不一会儿，海防的法国海军司令部便发出警告，要求连续发出暗码呼号的船只立即停止发报，否则将立即派出驱逐舰。如果驱逐舰来到，一切都完了。没有办法，北光丸只好在暮色里向海南岛的外海岸徐徐航行。

　　三天过去了，冯·福林哈芳号仍杳无音信。

　　影佐灰心丧气地躺在床上，说道：“汪精卫遇害了吗？营救汪精卫这件事是五相会议协商并向天皇做了汇报的，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实在对不起天皇陛下，只能切腹谢罪！”犬养健听了这话，也是一脸沮丧。

　　再说，由于冯·福林哈芳号吨位太小，在海上遇到风暴后，剧烈颠簸，险象环生。这时汪已顾不得什么脸面，赶紧与日本船只联系。

　　二十九日下午，在汕头海面上，汪精卫由人扶着从救生艇爬上了日本人的北光丸，终于上了日本人的贼船。

　　当天晚上，感慨万千的汪精卫在日轮上提笔写下了《夜舟》一诗：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曾担任英国驻日本大使的罗伯特克雷吉爵士后来在其《日本人的真面目》一书中说：历史将无可辩驳地表明，日本陆军的既定政策就是挑起各种争端，从各种挑衅事件中取利。在所有这一切阴谋诡计、阿谀讨好和凶相毕露的威胁声中，日本方面有一个小人物始终在活跃地上蹿下跳。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作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无疑，他搞这一套的功夫是炉火纯青了，他在中国的各社会阶层中制造纠纷，一般是无往不胜的，借此而为侵略者铺平道路。

　　这个上蹿下跳小人物即是搞情报工作的土肥原贤二。

　　早期日本最为出名的特务机构是特高课，全名叫作“特别高等警察课”。特高课最初是针对国内的矛盾——重点是防日本共产党。后来日本国策转向对外侵略，特高课的工作也就增加了搜集中国、俄国、英美法军事情报。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都是其成员，最为丰硕成果就是取得中国东北。

　　特高课开始还是个半公开机构，侵华战争爆发后，基本转为秘密地下机关。

　　特高课不仅是专注于收集军事情报，还实行策反军政要人的间谍活动，而且还进行了细分工：邀请中国“一流人物”出山的计划，被日本人称为“鸟工作”；而瓦解杂牌军的叫“兽工作”——策反徐源泉的叫“牛工作”，策反石友三的叫“猫工作”，策反旧东北军的工作叫“狗工作”，策反韩复榘旧部的叫“栗鼠工作”，渗透军统的叫“鸭工作”；在重庆制造“反共与和平”空气叫“鹫工作”；在云南建立分离重庆政权的叫“鸢工作”。

　　七七事变后，日本陆军在北平开一分支，名叫“兰机关”，由和知鹰二任机关长。事变前，和知鹰二任支那驻屯军参谋，常驻天津，主要任务是策动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进行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活动。和知公馆设有与两广联系的电话，而李、白的代表黄南鹏就住在和知公馆。

　　“菊机关”设在福建，主要是对曾经任国民党军长，兼闽粤边防军总指挥的黄大炜进行策反，机关长是名叫菊子的女人，因而得名。

　　设在上海重光堂的“对华特别委员会”，由土肥原贤二主持，专门负责在华的各项政治、经济谋略活动，又称“土肥原机关”。

　　五月一日黄昏，杜月笙来九龙林肯道六号见高宗武，说：“无论如何勿去上海，勿离开香港，只要我在香港，你的安全，我替你负责。”杜月笙拍着胸脯保证。

　　高宗武也很坦白地告诉他：“上海我是要去的，因为我们的几个朋友当初大家一致主和，现在他们去了，论友谊说，我不能单独留在香港。不过我有一句话可以告诉你，他们若到南京去做傀儡，那我一定不干的！不但不干，届时我一定会有明显的表示。”

　　五月二日晚七时，高宗武从九龙过海到香港，日本三菱银行的支店长本田来接他，当天晚上，高就住在本田家。第二天早晨，由三菱公司的专用小船把高送到龙甲丸。同行的有一日本陆军大佐一田。他说，他用假名在香港开铺子。实际上他是日本陆军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日本人组织的严密与宏大，政府官员和商人是不分的，此时的日军就为日后的占领在做情报工作了。

　　日本驻香港的总领事来为高送行。上了船之后，高宗武碰见由河内回来的矢野征记。

　　船上很寂寞，矢野常到高的房间谈天，还带来一些吃的。

　　矢野对高宗武说：“日本明治维新时，有尊王攘夷同时并进的议论，当时的日本攘夷论，就是今日的中国抗日论，幸得当时日本的先辈观察时局十分明白，把攘夷论镇压下去，也因此牺牲了不少爱国志士的生命，但就今日看来，当时的政策是对的。贵国今日统一与抗日并进，非常危险。”

　　高宗武说道：“我可以老实地告诉你，我是主张中国问题早点解决的人，同时我也是反对傀儡政权最烈的人。日本若要用傀儡则是另一问题，若真欲求得东亚的和平，则非向重庆的国民政府去讲和不可。”

　　矢野装作神秘地说道：“不瞒说，满洲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高宗武说道：“我也不瞒说，满洲问题之所以到如今这般，是因为国民政府妥协的缘故。你们日本人仍不知足，妄图将满洲经验移植到华北、华中，甚至整个中国。”

　　矢野听了，假装改变态度地说道：“我也是不满军部的做法，他们大多持‘打到中国崩溃’为止，我以为还是两国‘亲善’为好。”

　　高宗武说道：“现在重庆和延安都有这么一种看法，认为战难和更难，为何？因为日本改变不了侵略的本性，这是逼迫中国军队继续抵抗下去的根本原因。”

　　矢野笑道：“我虽十分佩服蒋先生及中国抗战的力量，但对中国无止境的、几近绝望的抵抗，何时是个底？”

　　高宗武答道：“日本胃口很大，肚量其实很小，到了你们消化不了时，也许和平就到了。”

　　矢野听了哈哈大笑：“这世上只有饿死的，没有撑死的。用你们中国话说，地主宁愿谷子烂在仓里，也绝无不收谷子的道理。”

　　高宗武冷冷地说道：“养金鱼特别要注意的是食物的投放量，因为金鱼往往都是撑死的而不是饿死的。”

　　五月三日，胡鄂公与担任兴亚院华中联络部长官津田静枝第四次会谈。津田探询重庆方面情形。胡称：汪精卫离开重庆后，情形更安定，离开全国民意，不会成功。胡强调：国民政府是目前中日战争的当事者，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和全中国的领导者，建议先在私人间就基本纲领达成谅解，然后再在政府间进行直接谈判。胡提出的基本纲领是：一、承认两国间的战争不合理；二、恢复卢沟桥事件以前的状态；三、发展两国合理的经济提携；四、目前不采取防共协定的形式，而在精神上一致。

　　津田静枝微笑着说道：“你说的这些条件，即使我本人同意，即使海军省同意，即使由海军省提交到大本营，陆军与海军官员势必在天皇陛下面前打一架，即使是天皇陛下也不能偏袒哪一方。所以我建议阁下，现实一些，要不将陆军那些家伙击败，要不，接受他们的条件。”

　　五月五日，高宗武乘坐的船到了上海。

　　早先到的周佛海、梅思平住在日本人控制的虹口。高宗武到了一看，见他们的住宅四周，都是穿中国大褂的日本宪兵保护着，所以要离开到租界里去住。日本人说租界有暗杀团。高宗武反问道：“你们以为被日本宪兵所保护的中国人，会解决中日问题吗？”日本人只好让高宗武离去。

　　高宗武入住法租界毕勋路一百五十号。

　　五月六日，汪精卫乘坐的北光丸抵达上海。

　　日本人也在虹口为汪等一行人预备了房子。汪精卫就像新娘到了新郎家不肯进门一般，弄得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三人只好同到船上去看汪。

　　汪精卫对三人说道：“我要亲自到东京去一次，可坐此船去，比下来住在上海好。若东京有诚意有办法，我们就继续努力，否则就停止算了。这几天来，没有一个日本人来打搅我，这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船上数日所考虑的。宗武曾是主持对日外交的，你看行不行？”

　　高宗武大义凛然地说道：“只有一个条件，你可以到东京去，就是你准备把日本的和平条件拿到手之后，马上飞回重庆去。若没有人和你同行，我可以陪你到重庆去。不然则东京是去不得的。”

　　陈璧君听了这话，厉声厉色地对高说道：“你是想把汪先生送到重庆去受罪！人家想杀汪先生都杀不到，你竟主张把汪先生送去，这个办法我不赞成！”

　　高宗武说道：“只有这个办法。汪先生和普通人不同，他的行动和我不同，要特别慎重，就是人家要杀我们，也只有让他们去杀，否则只有不去。我相信重庆不会杀汪先生，若汪先生有这样的精神，任何人不会杀汪先生的。”

　　在这紧张的空气中，讨论毫无结果。

　　最终，汪精卫也无胆量住法租界，只有接受日本人的意见，暂时迁入日本人替他预备的地方。

　　就这样，高宗武终于完成了将汪精卫送交到日本人手中的历史性任务，看着他过桥去了。

　　随之，日本方面送给汪精卫一个“竹内先生”的化名。由于可以面对面地直接进行“竹内工作”，日本先前的针对高宗武的“渡边工作”到此结束。

　　也正因此，土肥原机关改称“竹机关”，机关长为岩黑秀夫，大方针仍由土肥原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