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璧君于三月十九日乘飞机飞往河内。

　　此间，即二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一厅据各方情报，判明日军有攻占南昌企图，提出了对应意见。三月八日，蒋介石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三月十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三月十五日。”

　　薛岳于三月九日、十日接连致电蒋介石，提出部队整训未毕，补给困难，准备不及，要求延至三月二十四日开始实施。

　　三月十一日，戴笠由香港致电蒋介石。电文是关于林知渊受戴笠之命前往河内探访的情况，汪对其所云：

　　1、正在起草一通宣言，预备发表。

　　2、蒋介石将军政大权交出，汪可担保日本退兵，藉可着手整理中国。

　　3、如前项企图不成功，则以在野方式联络各方有力者取得实际大权。

　　4、与滇龙往来密切，龙并劝其缓动，不必太急，且谓将来中央势力必以川滇为抗战根据地，待时机成熟，川滇联合反□，则蒋介石只有往陕、甘走，大事成功。

　　5、在川时与川军各将领亦有联络。

　　6、桂之李有拉拢之可能，正在接洽中，惟白健生难望合作。

　　7、广东则由许崇智、张发奎负责，张虽不能合作，惟必要时可将张他调。

　　8、浙江已有人负责。

　　9、闽之陈仪已有接洽，并欲林（知渊）同负福建责任。

　　10、工作根据地拟设西贡。

　　11、觅定一省或数省为根据地，积极进行一切。

　　12、绝无往欧美之意，亦无往港沪之意，并称安南政府对伊有良好之情感与保护。

　　原来，三月六日，老同盟会员、福建省政府委员、海军人士林知渊受戴笠指示前往河内，与汪精卫谈话，汪对林坦言以上情况。

　　以上电文在林知渊后来回忆录《政坛浮生录》亦有记载。

　　经过林知渊和戴笠的相互背书，坐实了汪精卫与各方面勾结的情况。

　　除非汪精卫此时已经疯了，否则，他断无可能在此时说此话——此话性质完全变了，汪由所谓“和平运动”倡导者，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篡权者”。

　　很有可能，这是一份由林知渊和戴笠联合栽赃汪精卫的莫须有电文，为蒋介石接下来驱汪提供合理合法根据。

　　正因此，同一天，戴笠致电蒋介石：

　　即呈校座钧鉴：顷据河内电告，某寓已有内线买通，较易进行，并阻止生勿亲往，以免被对方发觉，生原定本下午搭轮前往，督促行动也。生笠叩。真午港。

　　三月十二日，蒋介石颁布《为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国同胞书》，其中说道：

　　今抗战进入第二期，北望燕云，东瞻京阙，寇虏之凶锋未戢，陵寝之瞻拜莫亲，无数同胞之涂炭待救，国家民族之命脉，犹在存亡呼吸之中，而革命建国事业成功，犹极辽远。

　　推原所以致此之故，纯由吾人对总理主义与遗教，服膺不力，信奉不诚，精神未能振作，意志不能集中；或虽振奋一时，而未能强毅不懈，以致敌寇朝野，竟尚有打击吾人精神与收揽吾国人心之狂想。

　　自侮人侮，非尽无因，以是思耻，耻可知矣。当前国运之危殆，强寇之猖狂，既由吾人已往精神行为之颓惰散漫，因而召此不良之结果。

　　今当抗战之际，天下兴亡，所系至巨，若犹不悲愧奋发，急起直追，共同努力于民族之固有道德，一致发挥，总理之革命精神，集结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个共同目标之下，扫荡萎靡腐败之障碍，养成蓬勃奋发之朝气，各竭其能，各尽其职，以戮力奋斗于抗战建国之大业，将何以自救而救国，亦何以上对民族祖先，下对后世之子孙。

　　如何提振国民抗日精神？

　　也正是这一天，冈村宁次命第一一六师团派出石原支队和村井支队，在海军支援下，由湖口乘船出发，对鄱阳湖东岸进行搜索，保障水陆交通和主力部队左侧安全，至十五日，未遇到中国军队的抵抗。

　　十八日晨，日战机轮番向吴城、涂家埠侦察，扫射和投弹。

　　上午九时，日军村井支队在吴城中国军队的阵地前，拉开了阵势，一字排开十五艘登陆艇一起向中国军队逼近，我炮兵立即发炮进行拦阻，激战至中午，日军毫无进展，下午逐步撤退。

　　同日，日军第一零一、第一零六师团主力及其炮兵、战车队等依次向修水北岸推进，分别占领进攻出发地域。

　　三月二十日十六时三十分，日军总攻开始。

　　总攻开始前的炮火急袭，长达三个多小时。十九时三十分，第一零六师团由虬津开始强渡修水；当晚，第一零一师团也由涂家埠以北开始渡河。

　　在使用大量毒气弹情况下，到次日上午，日军已经成功渡过河。

　　南昌的沦陷势所难免。

　　此间，在香港的戴笠与杜月笙合计，由杜出面多次找高宗武做工作，“剀切劝导，告以当此存亡紧急关头，只宜服从领袖，不宜另作主张，以免为亲者所痛，仇者快”。高也向杜表示，“拥戴蒋委员长始终如一，绝不敢做不利于国家民族之事”，并将他私自去东京与日联系的经过及结果写成书面报告，交杜呈报蒋。

　　看了高的报告之后，蒋介石终于下定了决心。

　　负责刺杀汪精卫的河内行动组负责人是陈恭澍。原本应该戴笠亲自去坐镇指挥，但是戴笠以借口推辞了此事。

　　原来，从二月到三月初，从各地调动的军统特工分批抵达河内，组成暗杀小组，以陈恭澍为暗杀小组组长，主要行动人员包括王鲁翘、岑家焯、方炳西、余乐醒、陈邦国在内共九人，此外还有九名工作人员负责从旁协助、联络、运送武器，故而此次行动参与者后来被称“十八罗汉”。

　　此时安南是法国殖民地，法方为提防安南人民反抗运动，对持有武器者一律处以重刑，军统无法将武器携带入境。

　　汪精卫本人终日闭门不出，工作组很难下手。

　　工作组在准备阶段，也曾构想过几种制裁汪精卫的方式，如长于药物知识的余乐醒曾提出采取软性行动，即使用毒药达成目的，并为此准备了一种无色无味的剧毒液体，但如何使汪精卫食入这种毒药则颇费思虑。暗杀小组打探到汪精卫从一家面包房订了面包，每天早晨由固定的人送去，便设想利用这一点，在送去的面包中下毒。然而，面包被注射入毒药后，瓤里很快出现了淡黄的斑点，这一设想只好全部作废。余乐醒又提出将一瓶可挥发的毒药放进汪精卫浴室中，借助洗澡时的蒸气使汪精卫中毒致死，但这一设想也不了了之。

　　曹师昂，法国军事航空专业学校毕业，精通法语，曾任法国援华志愿大队联络官。曹师昂为军统特工提供帮助，将两支火力较强的枪支藏在行李中，经朋友向河内法国警方打招呼，未经任何检查，就顺利地把武器带入河内，交给陈恭澍等人。

　　三月十九日凌晨，暗杀小组收到正式行动电报——“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蒋介石为何在这个敏感时间下令？一者，可能是日军对南浔线发动进攻，搞得中国军队措手不及，恼羞成怒，故迁怒于人；二者，可能是高宗武将日本之行的成果告知蒋；三者，这一天陈璧君将回河内，能够帮助汪精卫下决心的，只有陈璧君一人。

　　三月二十日上午，负责监视汪精卫行踪的魏春风急匆匆跑到陈恭澍等人的住处报告：“汪家正在打点行装，有全家出走迹象。”话音刚落，内线的电话也来了：“汪精卫偕同家人准备午前启程到大叻。”

　　大叻是越南的一个旅游胜地，汪精卫去那里的目的尚不明确。但两条消息吻合，陈恭澍不得不作出判断：情况有变，汪精卫要离开河内，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魏春风被派往汪宅附近继续监视，陈恭澍招呼众人准备行动。十时刚过，魏春风打电话报告，两辆黑色轿车离开汪宅，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陈恭澍一声令下，那辆双开门的福特轿车挤进了七个人，一路追去。过了红河大桥，远远就看到那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空地，车头对着大路。陈恭澍等人不动声色地开车驶过，确认汪精卫就在车内。几个人刚要合计一下如何动手，那两辆黑色轿车却忽然发动，原路高速返回。陈恭澍急忙掉头，却没能追上，两辆黑色轿车一路驶回了汪宅。

　　二十一日晚十一时四十分，陈恭澍驾车带着六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四千五百元钱全部掏出，警探放行。

　　到了高朗街二十七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以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四人飞身上楼。汪宅的人被惊动了，厨师何兆开门张望，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伤及何兆左脚，并吼道：“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但无法进入房间，以验明正身。随后，王鲁翘招呼特务们撤离。

　　此时，在福特车里的陈恭澍极为紧张，不知道行动是否成功。见王鲁翘出来，也来不及等其余人上车，便驾车飞驰而去。结果，三名执行刺杀任务的特务被抓获。

　　凌晨四时五十分，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为何会这样？

　　汪精卫住在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陈恭澍亲自去观察过，而且有很多次，遗憾的就是只限于在外面观察，却没有进去过。这是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也有角门，如由后面进出，要经过两道门。正门临街，有大门，门却不大，一天到晚都是关着的。大门进身不深，在街上就可以清晰地看见窗户，如果不是有窗帘遮蔽，也许会看到屋里的情景。

　　与之连栋的是一模一样的第二十五号。

　　第二十五号与第二十七号两栋不仅连体，且每一层之间都有门互通。

　　汪精卫租下这两栋。

　　二十五号二楼的前房住了一共五个人：陈璧君的三个侄儿和两个女佣。后房和后面的小卧室，住的是汪家和陈家的晚辈亲戚：汪屺、雷庆、陈国琦和陈常焘。

　　二十五号三楼的前房住的是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妇，后房住的是大女儿汪文惺及其丈夫何文杰。

　　除了睡觉的时候返回各自卧室，平时大家多在二十五号饭厅前的一间客厅里聚集，一般来访的客人也在这里见面，除非有事商量，然后请到二十七号三楼前面的一个房间，那里摆设着原拟用于新房的另一套新家具，既可用作卧室，也可见客，是全屋最整齐的一角。

　　所以，汪精卫夫妇实际住的是第二十五号，而不是二十七号。

　　这种情况，难道内线不知？

　　曾仲鸣，福建闽侯人，幼年丧父，由母亲和长兄教养成人。三姐曾醒嫁到方家，不久夫亡守寡，与方家七姑娘君瑛同往日本留学。一九一一年，曾仲鸣与曾醒和方君瑛及其十四岁的十一妹方君璧到法国留学，同行还有新婚革命同志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妇。是时，蔡元培、李石曾等以巴黎以南的蒙塔日城为中心，曾、方、汪三家也在蒙城住下。曾仲鸣和方君璧寄读当地中学，周末回家，即在蔡元培和汪精卫教导下学习中文。

　　一九二零年，方君璧作为第一个中国女生考入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曾仲鸣获里昂大学文学博士。两年后，二人在法国安纳湖畔结为夫妻。

　　一九二四年，方君璧的作品《吹笛女》作为第一位中国女性的作品入选巴黎美术展览会，当时巴黎各报竞相刊登她的照片和作品，被誉为东方杰出的女画家，同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拈花凝思》。

　　一九二五年，曾仲鸣夫妇返国，到广东大学当教授。同年，广州革命政府成立，应汪精卫之邀，曾仲鸣进国民政府任秘书，从此进入政界并终生与汪精卫同进退。

　　曾仲鸣与汪精卫俩人的关系亦师亦友，再加上汪精卫与方家人的深厚友谊，以及多年来的上下级关系，汪、曾二人，亲逾骨肉。

　　正因此，汪文惺称方君璧为十一姑，称曾仲鸣为十一姑父。

　　方君璧恰好刚自香港到来，曾仲鸣也就从旅馆回来，住在第二十七楼三楼前房。后面的一个卧室住着国民党已故元老朱执信的女儿朱微和曾仲鸣九岁的长子曾孟济。

　　至于卫士、司机、厨师、侍应等就分住两屋的一楼，车房旁边的房间。

　　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大家照常饭后在客厅聊天，到了十一点左右便各自散去，回房就寝。

　　睡梦中突然传来“啪啪”声。

　　何文杰被吵醒，见妻子也醒了，问道：“什么声音？”

　　汪文惺答说：“大概放爆竹吧？”

　　一想不对，农历新年早就过去，而且这时候夜静无人，这里离开街市也很远。何文杰一边想一边翻身起床，走出房门口。这时汪精卫也正开门张望，他轻声地问：“是什么？”

　　“别是有什么人来捣乱吧。”何文杰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快回到房间里不要出来，我去看看。”何文杰把妻子也推进了老人家的房间。

　　过了一会儿，再没有动静。何文杰把妻子和两位老人家稳住在房间里，再走到外面探视。

　　很明显的，事情发生在二十七号。何文杰径直推门走过去查看，迎面便碰到朱微腰部以下染满了血迹，不住地发抖。何文杰问她伤在哪里，她却连连摆手，说受伤的是曾仲鸣和方君璧。

　　何文杰走进去，借着床脚地上放着的一盏灯的微光（卧室里留着一盏灯是曾仲鸣一向的习惯），摸索到二人躺着的地方，一伸手就触摸到地上一滩厚厚的、滑腻的鲜血，同时听到曾仲鸣强忍着的呻吟声。何文杰不再迟疑，立刻催促朱微打电话召救护车。电话装在二十五号二楼衣帽间外面的墙上，何文杰就把吓得僵住的朱微连拖带抱地送到那里，好不容易才接通了电话。

　　据目击者称，刺客约三四人，从二十七号后园越墙进入，卫士戴芸生闻声出来看，就遭受枪击，弹中手臂；陈国星伏身汽车后面，也被扫射，水泥地面的碎片溅伤了他的胸部。刺客从底层的楼梯上二楼，陈国琦已经听到声音走出房门，正伸手把电灯熄灭，就被刺客的手电筒照射到，跟着就是一排枪。幸而只是洞穿右股，被迫退回房间。刺客继续登上三楼，恰曾仲鸣和朱微同时从前后两房间出现，见到刺客已经迫近，只得一起退进前面的房间。刚刚把房门锁上，刺客即已赶到，用利斧把房门劈开了一个洞，伸手进去开枪。这时朱微刚好蜷缩在门侧的一个死角，避过了枪击，枪弹都射到曾仲鸣和方君璧身上了。

　　事后刺客们仍循原路退走，离开的时候还留下胶鞋手套，和两排全未用过的子弹。

　　无论是戴笠的电文，还是陈恭澍的回忆，反复都提到一个事实：汪内部安插有内线。

　　既然有内线，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错误？

　　汪精卫赶过来时，曾仲鸣已经快不行了。汪精卫是很重感情之人，且自己也曾经遭受过枪杀，感同身受，就流下了眼泪。反而是曾仲鸣劝慰他：“我死不要紧，国事有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汪精卫当即发飙道：“想杀我，我这就回去，让他们杀！”

　　这个时候，陈璧君倒是冷静了，她将丈夫拉回房间，只说了一句话：“不是想杀你，而是想赶你走。”

　　汪精卫反问道：“赶我走，我到哪里去？”

　　陈璧君没有说，因为这个时候说什么话都是不理智的。

　　果真，汪精卫无比气愤地说道：“不就当个汉奸嘛，我去当好了，我就去北平，我去找王克敏。”

　　陈璧君劝道：“这个时候，何必说这样的气话？”

　　汪精卫沉痛说道：“我与仲鸣、我与方家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自己死了也罢了，如今却是仲鸣替我而死，我如何面对他九岁的孩子！曾经有人批判说，万一我在越南为重庆的暴徒所伤害，和平运动不将全部归泡影吗？但是，真正的讲我的心情，对于才脱离重庆，立刻转向，向打倒重庆的路上迈进，这在我的心情，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有人说，这种伤感，只是妇人女子之仁。我自己也认为，非虚心坦腹地批判自己不可，但是，在实践自己信念的途中，时常陷于孤独中，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我心中绝无所悔。现在我必须下决心了，否则不单我个人，跟我一起的人都将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