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日本人日夜吵架要拿下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时，蒋介石还在盯着在河内一动不动的汪精卫。

　　一月十三日，汪的亲信、《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香港遭军统特务刺杀，但却错杀了一个与林柏生长相差不多的人，使林柏生侥幸免于一死。十七日，监视、跟踪林柏生的军统特务刘方雄和两名行动员，再次行刺林柏生。因不便带枪，行动员用袖藏铁棍猛击林柏生头部，初以为林柏生已死，但实际未击中要害，后由香港警方秘密保护起来住进医院。

　　一月十九日，一封截获的信件交到蒋介石手中，这是龙云写给汪精卫的密函：

　　昨者仆从过滇，藉聆雅教，无任钦佩。匆匆作别，耿耿于怀，引领樳辉，曷胜葵向。先后承赐函电，均已奉悉。我公此次建议重庆方面，未加采纳，忧时之士，甚为失望。惟此种种条件，将来中日问题，总有议和之一日，必以此为根据。现日方虽内阁改组，而政策不变。我方似存幻想，毫无其他办法。不久大战重开，静观如何应付。此刻钧座暂守缄默，甚为得宜。至于钧座所主张各节，将来必有实现之一日也。惟为国珍重。龙云谨启，一月十日。

　　龙云此函，本托陈昌祖本人带交汪精卫，但陈在出境时遭军统特务截阻，搜出此函。

　　蒋介石读到此函，了解到龙云似有偏袒汪精卫之意，在日记中写道：“龙云态度如此，关系重大，今日抗战，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惟一之后方，不可不察也。”

　　正是因为云南是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的中转站，关系重大——成败存亡关系所在，所以，当夜，蒋介石苦思对策，不能成眠。

　　次日，蒋介石在日记再云：“昨夜为倭敌与汪兆铭勾结已深，而滇省是否受有影响？究竟汪兆铭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彻底研究！”

　　蒋介石决定派白崇禧赴云南，对龙云进行考察。

　　一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

　　担任此次会议的速记员是沈安娜。

　　武汉保卫战失利，国民党机关开始陆续撤往重庆。到重庆不久，沈安娜被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工作。由于是中统当家人朱家骅的老部下，沈安娜很快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此后，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就是速记的不二人选。

　　此次会议，由蒋介石作报告，沈安娜就坐在离蒋介石仅三四米远的桌子旁。

　　在全会的小型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和军事将领们精心策划，炮制了两个文件，即《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

　　蒋介石露骨指出：“各地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异党之非法活动，应采严格防制政策，不可放弃职守。纵因此而发生摩擦，设非出于本党之过分与不是，亦应无所避忌。”

　　随后，蒋介石发现“异党”还不够露骨，于是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直接改名为《限制共产党活动办法》。

　　此次会议，决定了依靠国际压力和平解决中日问题的方针；决定了防共与反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但又一再强调：“党政机关避免直接出面，尤其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

　　白崇禧到昆明之后，开门见山就问：“现在到处传言，龙主席与汪拟在西南另组政府，可否真有此事？”

　　龙云反问道：“云南部队都开赴抗日前线，我拿什么与汪合作？此等子虚乌有之谣传，你相信吗？”

　　白崇禧意味深长地笑笑，并不作答。

　　龙云于是将汪、蒋及他与二人往来电文，一并交给白崇禧。白崇禧细细读着，读完后，将电文交还给龙云，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些东西，还是藏好为好。”

　　龙云问道：“白副参谋长足智多谋，关于汪案，有何建言？”

　　白崇禧说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旁人，不必多言，权当作看戏好了。”

　　龙王站起来，对白崇禧一揖，说道：“多谢指点。”

　　由于军统已经对在港人员进行刺杀，所以汪精卫电召始作俑者高宗武来河内密谈。

　　一月下旬，高宗武奉汪电召赴河内见他。到了河内之后，高宗武或住酒店，或住汪住所。汪精卫所寄居之处，非常简单，一切用具都是最便宜的东西，十足的难民色彩。汪精卫此时任何客人都不见，与高宗武每天谈三四个小时，前前后后问过高至少不下三四次：“日本人的诚意如何？”

　　高宗武的答复是：“至多只能把它当百分之四十看待。”

　　关于这个问题，汪每次问的都是一样，高每次答的也都是一样，可以说一个字也不改。当然，这是后来高宗武一家之言。

　　汪精卫写了好几封信，要高替他到日本去一次，试探日本方面的真意，信上的措辞也很大方。高宗武与汪商决和日本人谈话的要点，劝日本从速和中国政府恢复和平，同时信中也说明中国人之所以如此苦战，力抗日本，完全是日本遇事太无信用，为国家之生存计不得不战。

　　汪对高宗武说道：“现在有许多主张，一部分人主张我先到欧洲去暂住；一部分人主张我到香港暂住；一部分人主张仍旧在河内静居。但是没有一个人主张我到上海去的。当然也没有人主张我回重庆的。我的意见是仍在河内，静居以待时变。”

　　高宗武问道：“为何不去香港？”

　　汪精卫答道：“我到香港，必会被认为与粤系勾结。”

　　高宗武说道：“你在河内，外界认为你与西南势力勾结。”

　　汪精卫说道：“不然，此乃子虚乌有之事，蒋持此说，不过是怕我回心转意而已。”

　　对于和谈方式，高宗武给出三个选项：一，如果日本与蒋直接接触，汪协助斡旋；二，如果日本与蒋以外的人接触，汪以在野资格斡旋；三，如果日本要汪出来负责，高将出马斡旋。

　　汪精卫听了问道：“日本人将会做出何种选择？”

　　高宗武答道：“与蒋直接接触，目前尚有诸多困难；蒋之外的人，又缺领袖能力；唯有先生出来负责，或可解决当下之困。”

　　汪精卫听了，说道：“还是那句话，日本人到底有多少诚意？不能我们在这里揣度，此事你必须去日本探听清楚。”

　　在河内住了两周之后，高宗武回到香港。

　　此期间，即一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已派军统特务潜入安南境内。

　　就在此间，日军于二月十日凌晨在海南岛北部强行登陆。

　　海南岛位于广东西南，面积仅次于台湾的中国第二大岛。岛上的海口、榆林等处可辟为海空军基地，成为日本海军长期觊觎的战略要求，意图作为南进跳板——其海空力量可以威慑香港，越南及东南亚的新加坡等地，具有重大战略价值。

　　广州失守后，国民政府仅派遣王毅率保安第五旅驻防。第五旅实际下辖第十一、第十五两个保安团共一千六百多人，再加上当地的自卫总团七个中队一千七百多人及七个壮丁常备队大约三百人。另有长期战斗在海南岛的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三百人。总计兵力四千人。

　　日军攻打海南岛，中国军队无能为，对此，蒋介石只有简单一句话：“此乃太平洋上之满洲事变。”

　　这回，蒋介石说了一句大实话。

　　武汉会战后，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兵力扩大到七个师团，即辖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三、第十六、第一零一、第一零六师团，大本营赋予的任务是，要求该军“对集中之敌及时予以反击，以挫败其抗战意图，压制洞庭湖、长沙方面敌军主力，但应力求避免扩大战局”，即作为配置于重庆军主力部队四周的惟一纯野战军，承担摧毁中国主力部队的作战任务。

　　冈村宁次的下一个目标是打通南浔线，攻略南昌，为此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制定了“仁号作战”——南昌攻略作战。

　　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已经推进至德安。德安到南昌已经是丘陵地带。事实上，南昌已经成为一座孤立于平坦地带之危城。

　　二月中旬，日军第一零一师团、第一零六师团开始向德安以南地区集结，第六师团在德安以北集结。

　　很快日军的作战企图就泄露了，原因无他，鄱阳湖就像林蛙抱对产卵一样，二月间突然变得无比聒躁起来。

　　对于这座日军必攻之城，第九战区既没有做充分的防御准备，与之相邻的第三战区也没有做有效的支援准备。

　　汪精卫出走，虽然舆论上掀起全国范围的“鞭挞”之声，但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至少在国民党军队潜意识中植入了“和”的病毒，这种病毒虽不至于导致投降，却导致一定程度的消极，既包括军队，也包括统帅部。

　　二月十日，蒋介石备好护照及五十万元现金，派汪的老部下、原改组派成员谷正鼎到河内。

　　见到汪精卫，谷即说道：“蒋先生希望先生打消原意，仍回渝供职。”

　　汪精卫听了这话，说道：“我与人交，重在真诚。此话当真是蒋先生托你之话？若如此，我即随你回去。”

　　谷正鼎只好说道：“蒋先生托我转告先生，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公费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

　　汪精卫冷冷地答道：“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到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今天，我不过是倡导和平，发了一通电文，就将这么大的帽子寇在我头上，沦为众人口诛笔伐，将我开除出党。谋和者，岂始于我？谈和者，岂独我哉？”

　　谷正鼎劝道：“今时不同往日，全国皆言抗日，先生独逆其势，岂不势孤？”

　　汪精卫说道：“今欧洲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为苏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全之道？”

　　谷正鼎只得将蒋转交之语和盘而出，说道：“蒋先生说了，倡和非不可也，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能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精卫一听，大怒：“我连香港都不去，何曾想去沦陷区？”

　　谷正鼎被逼问得诺诺不能答。

　　汪精卫红着脸，说道：“你去告诉蒋，他曾数次暗中迫害、追捕、驱逐我，我每次均可由所流亡之地及外国应时回来，去来何尝得过他的护照？！”

　　二月十四日，高宗武由香港乘热田丸号前往日本。

　　汪精卫与高宗武相约，汪的行动是视高宗武到东京后，打听东京的意见明白之后再作决定，在高旅行期间，汪决定在河内静居。

　　二月二十日，高宗武到达长崎，日本方面派高的老朋友犬养健（被刺杀前首相犬养毅之子）到长崎来接他，随之乘飞机前往东京，入住箱根最奢华富尔屋旅馆。在此一周时间，前来见高宗武的都是首相之子、元老之子，虽然身份高贵，但是对高持九十度鞠躬，殷勤招待，无微不至。

　　三月五日，高宗武前往东京陆军大臣官邸拜会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陆军次官东条英机也在场。

　　一番礼节之后，双方展开会谈。

　　板垣：“先生孤身深入敝国，本人特地表示敬意。”

　　高宗武：“余以为中日两国长此战争下去，总非善策，日本有意结束战事，而且其条件为中国所能接受者，余以为双方应速想办法。但余此来，既非和平之使节，亦非代表政府或个人，仅以我自己个人自由之立场，欲明了贵国之态度。你把我当作战时帝国的情报员看待也可以的。”

　　板垣：“日本自想结束战争，但非蒋介石先生下野，国民政府改组不可。日本之作战目的，在求事体之根本解决。”

　　高宗武：“何谓根本解决？”

　　板垣：“彻底消灭抗日亲英美之国民，但并非侵略中国。”

　　高宗武：“此语余殊不解。先生在中国多年，对中国事情想必极清楚。但先生未到过南京，未与现在政府之主要人及青年接触，亦一缺点，日本若以为中国之抗日情绪，由蒋先生而来则误矣。中国之抗日情绪，乃日本数十年来侵略政策之所致，先生对此中因果略加研究，则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板垣：“本人不承认对华有侵略行为，此皆英美人之离间政策，切不可信。”

　　高宗武：“此非英美人之宣传与离间，实中国人所亲自感觉者，先生须知今日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不远千里而来与君面谈，实亦感觉日本侵略政策最深刻之一人。问题是日本侵略政策有无止境，率直奉告，我不敢希望日本不侵略，你也不必和我解释这一层。”

　　板垣：“先生以作此言，甚为惊异！然中日只要中国有决心，则日本不侵略之态度甚易表明。”

　　高宗武：“请问如何可谓中国有决心？所谓决心者，中国决心做日本之朝鲜乎？满洲国乎？”

　　板垣：“先生欲先得条件而归乎？若无决心，而先谈条件，则根本错误。”

　　高宗武：“你问中国有无决心，则我先问日本之决心如何？不然我人即有决心，亦无用处。现在日本有几十万大军在中国领土上，中国并无一兵一卒在日本领土上，日本若无决心把军队撤退，则中国即有十二分决心，亦无济于事。贵国军人从前也曾对我说过日本在满洲无领土野心，日本政府对世界上宣传之政策，亦说对满洲无领土野心，试看今日情形，谁敢相信？”

　　板垣：“日本决无把中国变为第二满洲国之意，去年日本在华北之某要人曾有此提议，余力反对，此点请完全放心。日本政策之核心，乃在求亚洲人与欧美人之绝对平等，而后方有资格与欧美讨论其他问题。总之，日本政策之对象，是欧美不是中国，日本不容许欧美任何国家有任何特权。”

　　高宗武：“日本欲与欧美平等，此固日本之合理要求，余亦同情，但请问先生亦知中国人欲绝对与日本人平等之心理，日本是否有以绝对平等对待中国之决心乎？”

　　板垣：“日本在精神上绝对对中国平等。日本对华政策军事上为共同防共，共同排斥苏联，经济上为经济合作共同打击英美，经过此次大战后，日本深感中国军队作战之能力，若将来与日本分担防御亚洲之任务，则实属理想之事。即三民主义，日本亦不反对，不过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似应设法修正。对于北平及南京之组织，亦无坚持到底之意。”

　　这次谈话，板垣基本将底都抖出了，要将中国改造成一个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工具，不仅经济上，还包括军事上，即要将中国变成为日本与英美苏对抗的马前卒。

　　高宗武离开之后，东条英机问道：“此人到底是何人代表？”

　　板垣意味深长地答道：“支那代表。”

　　接着，高宗武又去会见近卫文麿，在其萩漥住所会谈。陪高去的是犬养健，谈话的时候，只有高和近卫两人，犬养健在外面等着。

　　近卫文麿下野之后，精神颇为萎靡，他对高宗武说道：

　　“日中战事至今尚未结束，我个人对贵国及国民实在遗憾至极。四五年前，蒋作宾先生任驻日大使时，曾间接托人来访我，嘱我为两国邦交努力，并与蒋介石先生交好。当时我在贵族院担任院长，对日中国交虽感兴趣，但非我之责任，故无法顾问。未料我的内阁时期内，竟演此空前巨变，此皆我过去对中国问题欠努力，欠注意，若过去多努力一点，多注意一点，或不致如此。但日本有一句谚语‘雨后地固’，经过此次巨变后，两国民族互相认识，今后互相合作或较容易了。在过去，日本人以为中国人不爱国，不肯为国家打仗；中国人以为日本作战六个月，即会财政破产，或者国内发生革命，现在彼此均可相当了解。先生为了解日本情况最深之人，今日不妨坦言，日本的确因战事感受极困与痛苦，但决不会引起革命，尤其是日本人有一种特殊性格，即越遇困难越会奋斗，而此次贵国作战之勇敢，亦使日本人心折，或者非经过此次试验，彼此无从知道，故国交亦无法改善，经过此次教训后，一切比较易办，虽属悲惨，但前途并不悲观。日本在战事发生后，天天想收拾残局，我每次晋谒天皇陛下，都命我从速结束战争，尤以皇太后陛下对两国国民无辜受累，屡次向我表示遗憾。但两国多年积怨，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一切都要靠我们去努力，方可做到。”

　　高宗武问道：“日本报纸常有‘日满支’字样，这是中国人最不痛快的！中国的东北四省，日本人故意叫他做满洲，我在日本做学生时，看见日本报纸上有满洲等字样，最初我不甚了解，因为我在中小学地理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发现过满洲的字样，这完全是日本人分而治之的毒计，请问先生也认为‘满洲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

　　近卫避而答道：“日本除极少数无识者外，大多数人皆无有要把中国造成第二‘满洲国’的意思，如‘满洲国’那样的国家，是不成什么样子的。不过此话只能作为我与你之间的秘密谈话，不然外人听了，必生极大的问题。我可以明言，日中两国自应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上，不过过渡时期，有许多不痛快的事，一时或者难免，此则双方皆须忍耐。努力日中两国国交，可以说是我的先人留下的遗言，决不会忘记！”

　　三月十一日，高宗武由神户乘美国邮船格非尔总统号回香港，十六日直抵香港。第二天，即有朋友要高到河内去，恰在那时高病了，所以写成东行报告，托陈璧君带去，另外有一封信是高起草给汪精卫的，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陈璧君和高都签了名。信主要说明日本之诚意仍不够，我辈做积极的和平主张，今后一切尚待静观，不能有任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