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抗日战争迎来第三个年头。

　　上午，举行元旦团拜会，这是国民政府的惯例，战时也是如此，不过形式上略有变化，以前是大家围成圆圈，互相一揖，现在则是排成两行，互相一拜。

　　元旦团拜礼后，国民党中央即召开了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谈话会，讨论对汪的处置问题。蒋提出以个人的名义去电劝汪醒悟。此话一出，底下就有人私下议论。

　　一人虽然佯装低声，但声音大到足以让人听到，只见他说道：“这就奇了！汪一直在重庆，他是如何与日方联系？又是如何逃出重庆的？更可奇者，他又是如何从昆明搞到飞机飞往河内？此中种种关节，还需要进一步厘清，以正视听。”

　　更有人说道：“分明是一种双簧，却惺惺作态。”

　　蒋介石听了这些话，一脸尴尬，正不知怎么说时，党内元老张继站起来，十分惭愧地说道：“汪兆铭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有错！”

　　大家听了都是一愣，窃窃私语顿停，都惊讶地看着张继。

　　张继一脸歉意地对大家说道：“当初，我若不从杀手枪下救下此厮，今日也不会有此之孽！”

　　政府主席林森说道：“汪之艳电，名为谏言，实乃与政府背道而驰，破坏抗日大局，破坏统一战线，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种人虽然暂时保了性命，得了小小利益，但是遗臭万年，上辱没了祖先，下贻害到子孙。一到敌人用不着汉奸的时候，仍旧免不了送命，或者精神受到惩罚，天天在苦痛之中，永远做不得人。”

　　张继接过林森之话，大声说道：“一可错，再不可错。我提议，应给汪处分，以严肃党纪。”

　　吴稚晖作为党内第一骂棍，这个时候也跳出来，说道：“汉贼不两立，我提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

　　这个时候，那人又像是低声地对周围人说，但声音却大得连门外都听得到，只听他说道：“稚老上年在武汉酒会上对汪跪下，请其站出来收拾残局，现在又出来鞭挞，要开除汪的党籍，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哈哈哈！”连笑三声后，此人假意惊觉声音过大，赶紧捂住嘴。

　　吴稚晖听了这话，莫说胡子，就连屁股都颤抖起来，那凳子就像日式铁板烧一样，他坐不住想站起来骂，可惜中原之战时，二人已经较量过了，吴有把柄在其手中，不好发作，这口气，竟生生忍了，憋得满脸通红。

　　蒋不好在这么多人前出乱子，于是决定下午三点半继续开会讨论，并请在重庆的所有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列席。

　　下午三点半，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召开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会常务会第一零八次临时会议。十三名常委出席，五十五名执行、监察委员和候补执行、监察委员列席，共计六十八人与会，陈立夫因病请假未到会。

　　蒋介石首先发言：“上月二十六日，在总理纪念周，我已就近卫声明做详尽发言，我本人的态度、政府的政策是一贯且始终如一的，那即决不可和，和必亡国。汪兆铭作为党内重要同志，公然在河内发布艳电，与政府抗日政策背道而驰，为消除其不利影响，因而召开本次临时会议。汪此次之去，绝非消极的，或更有企图，但对汪亦不可逼人太甚，使其趋于极端。对其处分办法无非三种：劝告、警告和开除党籍。请与会者讨论并予以表决。”

　　讨论、表决结果是，六十八人中有六十四人主张开除汪兆铭党籍，解除其一切职务。

　　表决后，蒋介石宣布道：“现只好照大家意思办理；至于私人之调解，只好另行设法。”

　　吴稚晖自告奋勇地执笔起草决议文，一挥而就，其文曰：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居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摇撼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其欺蒙。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撼动国本。我国为救亡图存，发动抗战，百余万将士之死伤，数百万同胞之牺牲，惨痛深切，无非欲根本消灭敌人侵略之毒计，以永保我国家民族世代永久之生命。年余以来，国民则精神团结，将士则踊跃用命，万众一心，咸集中于本党总裁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毅不屈，有必达胜利之自信。今敌人谋我之野心益彰，伎俩益毒，即吾全国之敌忾愈切，决心愈坚。汪之所言，不特为中央所痛绝，实亦为全国民众所不容。查战争期间，任何国民，绝对不得违反战时国策之决定，而自作主张。本党纪律，更绝对不许逾越党的正式决议，违反党的规则，而以个人发表意见。汪兆铭此种行动，其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予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视听。我国民须知抗战决胜之最要关键，惟在意志统一，精神不贰，我民族在昔迭遭外患，如宋如明，固仅为一姓一家朝代之溃灭，而非为我民族之覆亡，然其致败之原，则皆由当时朝廷少数奸邪精神慑服，天良丧尽，以致灭亡，决非民族与国力不能抗敌也，故今日抗战，非整肃纲纪，不足以振作精神，非袪除携贰，不足以战胜强寇，综观敌人最近之毒计，实欲威胁我精神，而导我于分裂覆亡，本党深知我全国同胞民族意识，普遍发扬，春秋大义，深入人心，只须坚定不移，奋斗不屈，严守国策，统一意志，最后胜利，自必实现。今后抗战国策，一以本党蒋总裁上月二十六日在中央纪念周所发表之演讲，为唯一标准，愿我全国同志及将士同胞，本此意志悉力以赴，其有背越斯旨之一切言论与行动，皆为国家利益与法纪所不容，必与国人共同摈弃，以保持战时意志之严整，而完成我三民主义革命救国之使命。

　　决议文宣读之后，国府大印重重盖下。

　　至此，汪兆铭在国民党之政治生命，宣告终结。

　　蒋介石以沉重的步伐走出会场、坐上汽车，一路无话回到公馆，他迫不及待走入书房，取出笔记，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之讲演词与本日除汪兆铭党籍案报发，已克服困难，奠定国基矣。”

　　也就在新年同一天，河北张荫梧给蒋发来了一封密电：“柴恩波在文安、新镇与八路军不两立。现该部为保存实力及施行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敌，实际似为本党做抗建工作。”

　　蒋介石看完这封电文，将之投入火炉之中。

　　被开除党籍的消息瞬即传到河内，汪精卫一看电文，整个人都颤抖起来，许久才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这样把我扫地出门了！”

　　陈璧君暴跳如雷，一番恶骂之后，走到汪面前，以无比气愤的口气说道：“干脆，这汉奸不当了，我们回去！”

　　“回去？我们还能回去吗？”汪精卫沮丧地问道。

　　“有什么不能回去？你要面子，我可不要面子。”陈璧君喷着口水说道。

　　“又何必呢？我向来不争意气之事，大家又何必撕破脸皮？且我们出走之时，就已经约法四章：一、不攻击政府；二、不入沦陷区域；三、不和日本人发生经济上的金钱关系；四、不做于整个国家不利的任何举动。”

　　汪的话还没讲完，陈璧君就暴怒地打断道：“那你现在能做什么？”

　　汪精卫在屋内走了几圈，让自己心情平静下来之后，说道：“蒋先生是能理解我的，国军根本无法战胜日军，赤祸甚于日祸，这些他比任何人认识得都清。”

　　“那又怎样？”陈璧君鄙视地问道。

　　汪精卫走到妻子面前，双手扶着她粗壮的双臂，像是安抚她，又像是怕她动手打人似的压制着她，然后以十分诚恳的语气说道：“蒋先生需要日军打八路军、新四军。政府可以给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唯独不给的就是武器、弹药，其目的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蒋反共之痒已深入骨髓，只要我稍稍一撩，他就全身痒痒，非挠破皮不可。”

　　陈璧君还是忍不住埋怨道：“可他们这样对你也太过分了！”

　　汪精卫苦笑了一下，说道：“我被人出卖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这一回，我再不回去了。”

　　二日，汪精卫收到了龙云的来电，主题就一个：蒋先生劝汪先生回去！

　　汪精卫正在拟复电之时，陈璧君在旁说道：“答复他们：不日即回！”

　　汪精卫放下笔，说道：“何必呢？”

　　陈璧君恨恨地说道：“不为别的，就想吓唬他们一下。”

　　就在此时，从香港传来消息：顾孟余宣言与汪断绝关系。

　　这是对汪一大打击，因为从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开始，顾孟余一直是汪左臂——改组派重要人物，听说顾亦不能理解自己，汪实实在在痛哭了一把，这一回不是嘤嘤地哭，而是号啕大哭。

　　陈璧君劝慰道：“顾孟余这个人太过迂腐，有周佛海、陈公博二人辅佐，你何事不能成？”

　　汪精卫依然是泪眼汪汪地说道：“我所痛惜者，是他不能从一而终也。”

　　四日，从香港传来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消息：近卫文麿辞职不干了。

　　对于近卫的辞职既可以说是由于他被人嫌弃——军部对他的无所作为已经达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也可以说是因为他本人感到领导能力已经到了极限——他对军部、对敌占国已经是黔驴技穷；或者说是他不负责任地不干了——内政外交已经乱到不可收拾之地步。

　　被一般民众期待打破沉闷政治气氛的近卫内阁没有完全燃烧就熄灭了，辞去首相的近卫文麿和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对调了位子，担任枢密院议长。

　　平沼骐一郎，出生在日本津山藩一个藩士家庭，一张长长的驴脸，额头宽长，眼珠外突，挂着一副金丝眼镜，鼻子下长着像芝麻点一样的胡子，嘴唇肥厚，身材细长。

　　此时，日本陆、海军矛盾已经达到极点——陆军省要求加入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而海军省和外务省则坚决表示反对。

　　近卫辞职大抵也正是因为此因，再不辞职，恐怕连小命都不保。

　　无论是通过还是拒绝三国军事同盟，首相的下场几乎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饮弹而终。不过这种结局对一位孤寡老人来说，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这位一辈子都单身的老人就被推到了这个极为危险的位置——首相。

　　近卫的突然辞职，对汪精卫来说，是尤为不负责的，这意味着所谓“近卫声明”就像放屁一样化为乌有了。

　　听闻近卫下野了，汪精卫就一个感觉——“我又甲你骗了！”

　　到这种地步，汪精卫只有一个选择，“回去吧，最多给蒋赔个不是！”

　　所以，云南王龙云于一月五日致电蒋介石，替汪回渝稍稍铺下道路：

　　自抗战开始后，汪先生一志主和，国人尽知。此次建议，不在渝就近详商，而在异地突然发表，一般观听，不无惊疑。幸国人在委座领导之下，确知国策久定，毫不为其动摇。故汪之议论，对外虽属奇闻，受敌愚弄；对内仍毫无影响，祈释廑注。此后如有所闻，当随时报告。

　　一月六日，陈璧君的内亲陈昌祖到昆明，向龙云报告汪精卫等到达河内的情况，声称自国民党中央临时会决议发表后，汪态度消极，陈璧君愤慨，正密商到欧洲或其他国家旅行。龙云向蒋介石建议：

　　愚见此时最好由钧座派汪之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欢迎其回国，如能回渝最好，否则在国内任何一处居住，均可避免再与日人勾结，以免铤而走险。对外则团结之裂痕不现，对汪则以后无从活动，日人亦无从挑拨。

　　电报中，龙云并告诉蒋介石，他已当面告诉陈昌祖，蒋此次将汪出走一事提交中央会议，“系不得已服从多数主张，但心中始终为汪留余地”。龙云请陈昌祖将此语转告汪精卫，“切勿误会”。

　　一月八日，蒋介石得到龙云此电后，认为汪企图“转弯”，在日记云：“汪见无路可走，又想转弯，卑劣已极，宜乎其生无立足之地也。”

　　蒋于是日复电龙云，堵汪回国之念：

　　对汪事，此时只可冷静处之，置之不问为宜。盖急求谅解或为彼代谋，徒增其疑窦，而于事无补。且据法人消息，汪到越后之言行，绝不如吾人所想象之汪先生，现若劝其返渝，则彼必以恶意推测，且彼亦必不出此。至于留住国内，无论何地，不惟敌国可借此造谣，甚或假借其名义，多所引诱，即国际亦复怀疑，而全国军民之惶惑更无论矣。如为彼计，此时当以赴欧为惟一上策。

　　此间，蒋介石会见了一位重要的人物，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

　　彭德怀向蒋介石介绍了八路军的根据地建设情况：“八路军一一五师，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已经在晋北、冀西、冀中、察南，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派支队，在北平之西的西山一带，开辟了平西根据地；此外还派一个纵队进入冀东，建立了冀中根据地。以此为基础，今后向热辽发展，可与东北抗联联系起来。八路军一二零师开辟建立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太行山为依托，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接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建立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就像绞索一样牵制了敌人，打击了敌人，但也引起了敌人强烈反扑。前方传来消息，日寇以第十师团主力和第一一零、第十四、第二十七、第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共三万余的兵力，分十一路大规模‘扫荡’冀南抗日根据地，我军民已做好反‘扫荡’准备。”

　　蒋介石听了，连说了几个“好”，又客气地说道：“你们有何困难？”

　　彭德怀说道：“说起困难，八路军吃穿武器弹药都很困难，吃穿还可克服，可是武器、弹药极其缺乏，这是限制八路军作战的最主要因素。我来之时，朱总司令要我向委员长转达几点要求：一，建议在八路军任主力的地区，友军和地方武装应受八路军指挥，以正确解决华北的指挥关系；二、华北应划分为六行政区，各行政区主任由军事指挥官兼任；三、应立即发给制造弹药的机器，以解决弹药补给的困难；四、八路军所辖三个师应准予扩编为三个军，并增编一个炮兵团和一个特务团；五、八路军现有人数十二万，原有四万五千人经费不够分配——”

　　蒋介石当即打断道：“十二万？”

　　彭德怀并没有注意到蒋的异色，直率答道：“这是正规的作战部队，若加上地方部队和民兵组织，还不止这个数。”

　　蒋介石整张脸顿时僵硬了，他避而不谈朱德提出的要求，而是拉拢彭德怀，说道：“你很优秀，我和政府都很重视你的才能。你告诉我你的家人，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

　　彭德怀答道：“你们的人已经照顾过了，就不劳委员长费心了。”

　　蒋介石惊讶地问道：“我们的人？”

　　彭德怀答道：“是啊，你们的人已经将我家祖上几代人的坟墓都挖了。”

　　彭德怀走后，蒋介石整个人失魂落魄，心里就剩一句话——“前门拒虎，后门进狼！”

　　也就在这时，传来了赵纪彬的密报：毛泽东的《论新阶段》，虽然内有“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可想象的”，也称赞国民党“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领袖”，也号召全党必须“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但全书仍“有碍统帅权之统一”、“有碍行政之统一”，且与三民主义不合，与国民革命之历史不合，妄图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夹杂在三民主义之中。

　　一月七日，在蒋介石的指导下，确定了抗战第二期作战方针：“国军应以一部增加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得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但第四战区应尽先集中有力部队，转移攻势。”

　　这一方针很快就落在日本人手中，一月十三日，天皇主持御前会议对此进行讨论。

　　板垣陆相汇报道：“从重庆政府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方针来看，今后重庆军将主要依仗山岳河川有利地势作保守抵抗，确保平汉路南段、粤汉路不失，以保其西南政权。”

　　天皇问道：“重庆政权可以持多久？”

　　板垣一下为难起来，搓着手说道：“四川北面有秦岭，东部有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南部为云贵高原，西部为川西高原，素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说。然而，其中部广大地区却是盆地，有南北长约二百公里，东西宽近九十公里之广阔平原，土壤肥沃，又兼有都江堰灌溉工程，农业发达，物产富饶，人口稠密，素有‘天府之国’之称。因此经济上，重庆政府尚且可以自产自足。军火供应方面，一条长达两千七百公里从西北兰州到苏联边境的公路已经开通，可供苏联军火运输；西南方面，另有两条连接出海口的通道，一条是穿越法属印度支那的滇越铁路，这条铁路从安南海防港到云南的昆明，另一条是一九三八年初开工到八月即竣工的滇缅公路，连通中国云南至英属缅甸仰光出海口。这三条国际运输通道，对帝国事业造成了严重破坏。”

　　海相米内光政跳起来敲着中国地图说：“支那漫长的海岸线中，帝国已经控制了大部的海岸线，唯独北部湾还部分控制在支那手中。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占领琼岛。一旦占领了琼岛，就可以控制进入北部湾的货物，敌国想从滇越铁路运输物质就难了。”说着，米内在琼岛上重重一击。

　　板垣说道：“拿下琼岛并不难，难在怕引起国际不必要的误解。”

　　米内说道：“如果陆军担心这个问题，可以由海军来做。”

　　板垣说道：“由海军拿下琼岛，恐会引起更大的误解。”

　　米内刚愎自用地说道：“误解总是难免的，习惯就好了。”

　　裕仁看了叔公一眼，载仁亲王会意地说道：“如果切实关系到帝国大业，倘若引起一些误会，外务省尽量解释就好了，不必过多忧虑。”

　　天皇听到这，就站起来，一言不发就走了。

　　于是，攻占琼岛的方案就算是通过了。

　　接下来是由谁攻打的问题，海军与陆军又争吵了几天，天皇头都听大了，就说道：“既然陆海军都想为帝国建功立业，朕也不好偏袒谁，就一起上吧。”

　　可是陆军参谋总部与海军军令部制定作战计划时，首先在作战名称上就各执一词，陆军方面称之为“登号作战”，海军方面称之为“Y作战”，谁都不服谁，差点在大本营御前会议上大打出手，天皇连咳几声，才将双方压制下。

　　最终，天皇把所有人都赶走，只留下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军令部总长博恭王，令二人好好商量，商量结果是，陆海军协同对海口方向的进攻作战称之为“甲作战”，海军单独对三亚、榆林的进攻作战称之为“乙作战”。为了怕再引起底下官员的争吵，天皇急急就盖上御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