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携带汪精卫声明前往香港。

　　十二月二十八日，汪精卫给蒋介石发去一份私电：

　　介石总裁钧鉴：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察。本月九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

　　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

　　汪兆铭谨启

　　此电发出之后，汪精卫就在等，等蒋的答复。

　　蒋收到汪电之后，接受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建议，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和驻美大使胡适，请他们劝汪：勿公开主和，勿与中央断绝关系，勿住香港，但不妨赴欧。

　　等到花儿都谢了，汪精卫凄惨地对夫人说道：“蒋让这个那个来电劝说，唯独他自己不做此事，此等隔靴搔痒，实在令人可叹可痛！”

　　陈璧君说道：“他知道你的性格，说了，怕你反悔。”

　　汪精卫怅然若失地说道：“既然不能劝说蒋接受和平条件，那我就必须公开劝政府接受和平条件。若政府仍执迷不悟，则将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不啻于跳火坑。我这一跳，就是万劫不复了！”

　　陈璧君扶着夫君的手臂说道：“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汪精卫叹道：“那岂不是让很多人失望？”

　　陈璧君问道：“那你还犹豫什么！”

　　汪精卫叹道：“这一辈子，人人在面前恭维我、支持我，却又在背后诋毁我、欺骗我，一次次地利用，又一次次地背叛。”

　　陈璧君恨恨地说道：“既看清了他们的嘴脸，又何必在乎他们呢？”

　　汪精卫颓废地说道：“我只是有些不甘心，怎么每一次都是我去做这样的事。如果那次不上北京就好了——”

　　汪精卫陷入沉思之中，喃喃说道：“没有那句诗，也许就走不到今天了。”

　　陈璧君依然记得当年自己是如何死心塌地地跟他一起上北京，又是如何心甘情愿地走进他的房间，那是她第一次看到了最软弱无助的他。

　　“你会不会后悔睡了我？”陈璧君问道。

　　这个问题，汪精卫想了大半辈子，但是现在似乎突然有了答案：“不会，因为你是对我最真诚的人，也是唯一对我真心付出的。日本人狡狯毒辣，我怕，我怕——”

　　“你怕什么？”陈璧君逼问道。

　　“我怕这又是一个陷阱。”说到这，汪精卫脸煞白。

　　“你连我都对付得了，你还怕日本人？”陈璧君说完此话，就后悔了，赶紧补充道：“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要勇敢。你在党内已经有如此位置了，你完全可以不做这件事，但你为何要做？”

　　汪精卫答道：“那就要问蒋介石为何要战下去？”

　　陈璧君说道：“蒋为了一家之姓，而陷全国战火之中；你为一国之幸，而不计个人毁誉前程。”

　　汪精卫一击桌子，答道：“我决意做个诤臣。”

　　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在河内向国民政府发出了劝谏接受和平条件的“艳电”：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钧鉴：

　　今年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七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 和平。

　　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声明，已改变一月十六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这一天，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来到了香港，入住九龙约克道五号。高宗武住九龙林肯道六号，陈等带来汪所拟的公开主和通电，汪写明白不许增一字，也不许减一字，要求在香港公开发表。

　　此时，汪精卫的老友、改组派重要成员顾孟余看了此电，大惊，说：“作为副总裁，汪先生可以在重庆在党内提出建议，岂有在外通电公开主和的？此乃党内分裂，乃卖国行径，实不可为！”

　　众人听了尴尬不已。

　　周佛海辩解道：“蒋先生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一昧主战，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的老实话都不能说。所以，我们不得已才走这一步棋。”

　　顾孟余指着众人，大声呵斥道：“这是死棋！我与汪先生相交十余载，从未有今日糊涂之事。若此文发表，则汪先生一生清誉毁尽矣，我等亦陷入同流合污之中。此文断断不可发，不仅不可发，立即毁之。若不听我言，则从此断绝朋友关系。”

　　正是因为顾孟余的极力反对，此文搁置了一天。

　　在河内，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受蒋命来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

　　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至三十日，河内传来消息，通电已于艳日发表。

　　顾孟余听了这个消息，痛心说道：“汪先生一生革命，尽毁于尔辈之手，惜哉！痛哉！尔等可替我传话给汪兆铭，我与他关系，从此一刀两断。”

　　十二月三十一日，汪精卫的艳电发表于香港《南华日报》。

　　由此，汪精卫走上了自绝于祖国、自绝于人民之路。

　　南洋华侨代表陈嘉庚当日即致电蒋介石，指斥汪精卫“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要求蒋公布其罪状，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旅美华侨于同一日通电支持，要求“凡主和者请一律以汉奸论罪”。

　　蒋介石接到“艳电”这一刻，就一个感觉：汪精卫已经完成最后一跳。

　　蒋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句话：“此后政府内部纯一，精神团结，倭敌对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除，吾知倭寇不久必将对我屈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