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昆明之后，汪精卫走出飞机，大吃一惊，只见机场尽是欢迎人群，省府各厅、署、局长，都在列队迎候，军乐队也大吹大擂起来。云南王龙云身着上将军装，满面红光，上前欢迎汪精卫。

　　这原本是尼姑有喜——见不得人的事，不料却搞这么大场面。

　　无奈之下，汪精卫只好挥着手，走下飞机，与前来迎接的官员一一握手。大家几乎众口一词：“汪副总裁好！”汪精卫也是统一答道：“你好！”

　　飞机上又走下一人，令龙云大吃一惊，此人即是周至柔。

　　龙云当着周至柔的面，对汪说道：“前几天我接到国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副总裁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我即准备此次迎接，不料周司令也陪同汪副总裁前来。”

　　周至柔赶紧说道：“我来另有公干。”

　　龙云当即邀请道：“今晚我宴请美国大使詹森，不知汪副总裁、周司令方便不方便参加？”

　　汪精卫当即说道：“我不参加了。”

　　周至柔也谢绝了邀请。

　　周至柔在机场与汪等人告别，乘车离去。

　　龙云则将汪精卫一行人安排在云南警务处长李鸿谟的家里。随即，汪叫秘书曾仲鸣到驻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

　　下午五点许，周佛海来见汪精卫。汪精卫告诉他一路上发生之事，说道：“一路倒还顺利，但有两件事是我想不到的，一是在机上突遇周至柔司令；二是，志舟安排这么多人到机场迎接我。”

　　周佛海分析道：“周司令可能真是偶遇。至于龙主席安排这么多人到机场迎接，这正是他的狡猾之处。”

　　汪精卫亦是忧心忡忡地说道：“今后能否离昆，惟在志舟态度，大约不至留难。”

　　当晚，龙云来见汪精卫，二人密谈。

　　一番寒暄之后，汪精卫说道：“我此次前来，是要取道安南，前往香港。”

　　龙云问道：“汪副总裁到香港有什么事？”

　　汪精卫坦言道：“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所以，还需要志舟兄帮忙包机一事。”

　　龙云迟疑地，微笑地问道：“总裁可知此事？”

　　汪精卫神秘答道：“知道，也不知道。”

　　龙云一听，会意地点点头，说道：“明白，明白。”

　　汪精卫见龙云还有迟疑之色，就说道：“我还是要转回来的。”

　　说完这，汪精卫将日本人提出的六条件一一跟龙云说了，说道：“第一条，政府是万万不能答应的；第二条、第三条，正是我们谈判的重点，尽量将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龙云连连称是，突而问道：“撤兵以何为期？”

　　汪精卫答道：“签订和平协议后，二年撤兵完。”

　　龙王皱着眉，说道：“两年略长了些，能否早些？”

　　汪精卫苦着脸说道：“我也想早点，但是能这样已不易了。”

　　龙云又是连连称是。

　　说到这，汪精卫问道：“明日能否起飞？”

　　龙云像是烟瘾上了似的，一副迷茫样子。

　　汪精卫高傲地挺直腰板，说道：“龙主席是怕担当责任吧？”

　　龙云赶紧摇摆着手，说道：“绝无此意！绝无！”

　　汪精卫冷笑道：“你现在就可以致电蒋先生，不过，这只会让蒋先生更为难。为什么呢？此行和谈，能否成功还有很大变数，万一失败，这个政治责任，蒋先生是承担不了的。今日我做之事，愿效昔日之李鸿章、今日之张伯伦，不顾一切，力主和议，加入防共协定，因在渝受人攻击，蒋亦不便赞同，故谓成则利国利民，不成则身败名裂。”

　　龙云听了，连连点头，说道：“此乃国家大事，作为地方官员实在不便参知此事。”

　　汪精卫亦附和道：“所以我们今晚谈话，你知我知。”

　　听了这话，龙云当即拍着胸脯说道：“定机位的事情包在我身上，由省政府出面包一架专机，明天我亲自恭送。”

　　汪精卫松了一口气，但还是说道：“送就不劳龙主席了。”

　　龙云也会意地说道：“那好，好。”

　　周佛海实在等得不耐烦了，赶去见汪，恰好龙云也在，遂与之同谈。三人聊些别的话题，这个时候陈璧君来，听说明天就可行，插嘴道：“陈公博还未到，可否等他来了再走？”

　　周佛海惊诧地看着陈璧君，实不知为何她此时提出如此愚蠢问题。

　　龙云混迹官场多年，素有龙王之称，处世极为滑溜，当即表示道：“公博来，必送至河内。”

　　十九日下午二时三十分，汪精卫一行赴飞机场。三时十五分乘包租的专机起飞，五时三十分抵达安南河内。

　　龙云等汪离去之后，致电蒋：“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甚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

　　二十一日，陈公博续后到达昆明。

　　龙云将蒋电交陈公博，对陈说道：“这是总裁致汪副总裁马电，因无从探转，请你转交汪副总裁。”

　　就这样，陈公博也飞往河内。

　　直到这时，龙云才致电蒋：“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临行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

　　收龙云电后，蒋介石复电：“中此次在渝，并曾详切面告汪先生等，以日寇之狡狯毒辣，若我有人向其谋和，则寇之狰狞面目必毕露，万不可为。”

　　蒋开始估计此事影响，在日记中特别写下：“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慎重。···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

　　二十二日，龙云致电在贵阳养病的第三十军团军团长卢汉。电云：

　　汪先生前日到滇，昨赴港，愿效昔日之李鸿章、今日之张伯伦，与日方直接商洽，不顾一切，力主和议，加入防共协定，因在渝受人攻击，蒋汪之间，亦未尽同意，故谓成则返渝，否则不再返渝。云云。语气愤慨，大有各行其志之慨。大局如此，兄闻之忧心如焚，党内纠纷从此又开始矣。兄为杞人之忧，寝食俱废，三日不能成眠，如似大病，故深望弟早日告痊也。

　　龙云实在郁闷，于是去听戏，不料上演的正是《抓放曹》，只听陈宫唱道：

　　哎呀呀!

　　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

　　背转身自埋怨自己作差。

　　我先前只道他宽洪量大，

　　却原来贼是个无义的冤家!

　　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

　　这才是花随水，水不能恋花。

　　这时候我只得忍耐在心下，

　　既同行共大事，也须要劝解于他。

　　进入一九三八年底，发动侵华战争的近卫内阁已经是风雨飘摇——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没有一丝一毫投降的迹象，相反，日军的进攻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诱降，这是近卫挽救其政治生命最后一根稻草，为此，他不惜吐出一些侵华战争的成果，主动提出撤军问题。

　　近卫文麿要发表的声明是正式声明，需要陆、海、外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然而，讨论时首先在陆军部发生了意见分歧。

　　陆军省一位官员跳出来说道：“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既不名誉，也实在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

　　近卫惊讶地问道：“如果不提撤兵之事，如何诱降对方？”

　　这位官员讥笑道：“撤兵是最后环节，如果一个女人愿意走入你房间，你还需要问可不可以吗？”

　　最终，近卫只好删去了撤兵一节。

　　近卫文麿原本要在十二月十四日由东京赴大阪公会堂演说，乘机将宣言的内容说出来，可是因为汪不能如期出走，近卫遂托病改期，对外宣称重伤风，实在是躲避不可预料之意外。此时，整个日本无论是军部还是民间，都有一种战而无功的愤怒和狂躁，就像富士山一样，外表平静，内部火岩随时可能迸发。

　　足足等了一周，终于等到汪系人马齐聚河内的消息。

　　近卫忧心忡忡地对影佐说道：“这份声明是要诱降重庆政府的，可是军部之人愚蠢地认为撤军有损名誉。少了撤军条件，重庆政府恐怕是不会接受声明的，只能退而求其次诱降汪精卫了，战争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去，这实在非我所愿。”

　　影佐说道：“少了撤兵条件，能否诱降汪，还有一定变数。汪在国民党内虽号称二号人物，但实际上是有名无实。即使这个‘名’也是在继承孙逸仙革命衣钵的前提下，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了，汪的影响力实在有限。”

　　近卫听了大惊，问道：“如此说来，我的声明起的作用——”说到这，近卫停了下来，取出手帕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

　　影佐劝道：“先安抚国内情绪，这是第一要事。至于汪嘛，总是有价值的，就看我们如何开发。”

　　十二月二十二日，即连汪派重要人物陈公博也抵河内后，近卫发表了第三次声明：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甚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日满支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次，因为在东亚之天地，不容有共产国际的势力存在。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签订日支防共协定一事，实为调整日支邦交之急务。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点地点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在日支经济关系上，日本既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对理解东亚新形势，并相应采取善意行动的第三国的利益，也不要求中国加以限制，始终只求日支的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即要求在日支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支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支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以上是日本对中国所要求的一个大纲。如能彻底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就能理解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其理自明。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虽然在河内，但汪精卫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收到近卫声明。

　　汪派等人立即就看出，声明中少了一项极其重要内容——撤兵。

　　“这是怎么回事？”汪精卫不满地问道。

　　周佛海思考了一番后，说道：“声明，毕竟不等同协议。较协议而言，声明具有更大的弹性和空间。日方既然提出中日关系基础在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以中国现实条件来看，撤军并不利于‘共同防共’之实现。”

　　汪精卫忧虑地说道：“少了‘撤军’这一条件，政府是难以接受的。”

　　周佛海说道：“目前局势，对中日两国来说，都很难一步到位，我们要做的就像是红娘，将张生和莺莺牵到一起。再者，此声明不正响应了先生一直倡导的‘和日反共’么？”

　　于是，汪精卫极为高兴地对众人说道：“近卫首相声明在日本方面，有人解释为日本自始即不是侵略主义；有人解释为日本经过反省以后，已放弃侵略主义。无论怎样解释，近卫声明总是可以说放弃侵略主义。日本既然放弃侵略主义，我们就开始和平行动。”

　　陈璧君说道：“近卫首相声明是对六条件的政治背书，这一回是可信的了。”

　　陶希圣说道：“我们应呼吁政府对声明做出积极回应。”

　　汪精卫说道：“不急，应给蒋一定思考时间。”

　　十二月二十三日，汪精卫在河内致电蒋介石，声称“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委婉地向蒋提出了接受近卫声明的要求。

　　十二月二十四日，延安方面作出反应，《新华日报》社评《近卫狂妄声明》，评论指出：近卫的狂妄声明，如同日寇军阀手中的刺刀一样凶恶，无非是梦想灭亡中国，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满洲。须知今天的中国，已找到了自己解放的道路，这就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抵制日寇的进攻驱除日寇出中国。

　　这一天，蒋介石由西安返回重庆，约集党政首长会谈，决定对近卫声明作出反应。

　　蒋又让其澳籍顾问端纳立即通知英美大使馆，称汪精卫“并未获得授权去向任何人谈论和平问题；中国不仅不会考虑日本人的和平条件，而且正在积极准备付出更大的努力继续进行抵抗”。

　　当晚，蒋在日记中写道：“知汪确有整个背叛党国奸谋，乃决心发表宣言，使其卖国奸计不售，亦所以挽救其政治生命。···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亦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余向来以至诚待之，礼遇之如总理，而彼乃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若复与之合作，使之自拔，岂不愚拙之至乎！”

　　翌日，蒋介石将汪精卫前往河内之事向政府主席林森做了简要汇报：汪擅自前往河内与日谋和。并将云龙电文示之。

　　林森听了大惊，说道：“与虎谋皮，自不量力！”

　　蒋说道：“近卫声明，全为对汪之讨价，彼竟不察，而自上其当。幸此时尚未失足，尚可挽救。我意致电龙主席，令其对汪离开昆明前所述‘与日方有约’等语保密，勿为他人道，以挽救汪同志。”

　　林森叹道：“汪同志平日就立倡和平运动，多有和议之语，欲使其幡然醒悟，恐难矣！”

　　蒋说道：“汪为党内重要同志，虽不能谨其言慎其行，但仍望能持其节。”

　　林森再叹道：“但愿如此。”

　　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重庆出席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针对近卫声明，进行讲话。

　　蒋介石说道：“中日战事，在敌人是要整个的灭亡中国，在我们是要从根本上救起中国。一般国民，也都能认识敌人非贯彻他侵略毒谋不止，非灭亡了中国不罢手，我们非从死中求生，就无幸存之理。在敌人方面，因为看到我们抗战的坚决和全国意志的团结，他就于军事行动之外，出以种种威胁计诱的方法，这次近卫声明就是敌人玩弄玄虚的一个总结局。声明表面是支离空泛，而骨子里实在是暗藏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吞并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和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亡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在此要提请大家特别注意四点：其一，日方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其目的在于，以防止赤祸的名义，控制中国的军事；以拥护东洋文明的名义，消灭中国的民族文化；以撤除经济壁垒的名义，排斥欧美势力，独霸太平洋；再以日满支经济单元，遏制中国经济的命脉。其二，日方所谓‘东亚协同体’，以统治者为主，以被统治者为奴，建立日满支政治、经济、文化互助连环的关系，使我们民族降到十八层地狱之中，而永不能自脱。其三，日方所谓‘经济单元’或‘经济集团’，不仅是要操纵我中国关税金融，垄断我全国生产和贸易，逐渐推下去，势必至于限制我人民衣食住行自由，生杀予夺，唯其所欲，整个的中国人民做奴隶做牛马，在鞭笞吮吸之下，整个消灭我们民族的生存。其四，日方所谓的‘兴亚院’，这是执行一切灭亡中国的总机关，所谓‘兴’，实乃‘灭’，现在就已经图穷匕见了。了解以上四点，再看近卫声明，那就洞若观火了。无论近卫如何声明，日本真正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其他种种所谓皆在如何实行这个目的。古语云‘德不孤，必有邻’，世上公理的力量，终必抬头，一切善良的人类，终必为正义而合作，我们只要守定立场，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继续努力，最后胜利，必属我们。惟希望我们同志和全国军民，格外黾勉，以底于成。”

　　讲完话后，有监察委员当场询问蒋：“听闻汪副总裁前往河内，是否是为了与日议和？”

　　蒋介石答道：“汪同志是请假去河内养病，即可返渝。此行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不必相信。”

　　二十七日，蒋介石致电香港《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要求该报在批评汪精卫时，不要把话说绝，“务当为之宽留旋转余地”，“并本于爱人以德之义，从舆论上造成空气，防止其万一失足之憾。”蒋特别关照，“不可出以攻击语调。此中机微，兄所明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