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汪派重要人物陈公博自成都抵重庆，汪精卫随即将密约取出，递给陈。

　　陈公博细细看下来之后，问道：“先生的态度是？”

　　汪精卫表态道：“中日和平已经成熟，此六项条件正是取得和平的根本保证。”

　　陈公博摇了摇头，说道：“不然。其一，承认满洲国，就等于分割领土，这是万万不可的，国人不会接受，历史不会接受，而且遗患无穷，失去的不仅是东北四省，还将失去蒙藏疆等领土；其二，内蒙共同防共，这是明确针对苏联，现在支持中国抗战的仅有苏联一国，此条一旦落实，中国将彻底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其三，华北经济合作，华北有日本战争所需要的资源，如煤矿、铁矿等，这是在援助、增强日军战争力量。所以这三条，均不可接受。”

　　汪精卫听得满脸通红，一旁的陈璧君说道：“你说的前提都是抗日，但我们的前提是和平。和平了，你说的第二、三条问题就不存在了。至于承认满洲国一节，并不等于将满洲割让给日本，而是满人治满，有何不可？”

　　陈公博说道：“满人治满，其结果是蒙人治蒙，藏人治藏，如此下去，国将不国，不仅民国不存在了，恐怕连中华版图都不复存在了。”

　　陈璧君说道：“当初辛亥革命时，中山先生提出的革命是十八省革命，并不包括满蒙藏疆等。”

　　陈公博反驳道：“但同盟会一些同志，如宋教仁、陈其美等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及时提出了‘五族共和’，维护了中华版图的完整。这个中山先生后来也是接受的。”

　　陈璧君质问道：“中山先生的《孙越宣言》不是同意俄军在外蒙的驻军？”

　　陈公博反驳道：“《孙越宣言》已造成外蒙事实上的独立，正是因为这个前车之鉴，我们更加不能同意日军在内蒙驻军。”

　　陈公博又转向汪，苦口婆心劝道：“先生不仅不能同意这三点，此外，先生也不能离开重庆。我的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们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何从谈起？”

　　汪精卫苦着脸，说道：“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可退了！共产党人尚且还可退到苏联境内，我们能吗？难道我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看着党，玉石俱焚吗？”

　　陈公博也叹道：“这场战争，我也是看不出中国有任何战胜的可能。”

　　汪精卫趁机说道：“与其全败而亡，不如在未败之前进行和谈，或有挽救之机。”

　　陈公博说道：“主和是可以的，但必须是日本先发表中日和平的具体条件，同时这条件和宣言要在日本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通过。”

　　陈璧君说道：“这六项条件是近卫首相提出的。再加确认，岂不是脱裤子放屁？”

　　陈公博素知雷公老母的厉害，也不介意，而是说道：“内阁压制不了军人，唯有御前会议决定的东西，日本军人赖不了。”

　　汪精卫接受了陈公博这一意见。

　　十二月一日，梅思平返回香港，通过高宗武向日方提出了新要求——须要御前会议通过六项条件。

　　其实，十一月二十一日，日本陆、海、外、藏四省立即着手对《新日支关系调整要纲》做出修改，此为第五次修改。修改后的草案内容，比重光堂谈判中未经签字的秘密约定事项更为具体，对华要求的领域也更为广泛了。十一月二十五日，五相会议议定第六稿。十一月二十八日，五相会议议决《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并决定交由天皇圣裁，是为第七稿。新增的要求有三：日本对扬子江航行的控制权、对中国沿海要地的控制权和对华南地区特定岛屿的控制权。

　　十一月三十日，《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第七稿在御前会议上通过。

　　所以，日本人对高宗武提出的新要求，一口就应承了。

　　高宗武因此答复日本：汪同意在上海的协议，拟于十二月五日离开重庆，如果困难，延期到二十日。日本方面于十二月四日答复：相约在汪精卫离开重庆后，近卫首相发表第三次声明。

　　此间，早已经发现日方对重庆进行频繁诱降活动的苏联，发布了重要声明：拒绝承认满洲国。

　　这件事在重庆传得沸沸扬扬，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外交一大胜利。原来，自溥仪登基之后，除了日本外，唯一与满洲帝国互设领事馆的，就只有苏联一家。

　　虽得到日方的确切答复，但是，汪精卫又犹豫了。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周佛海、陶希圣前去反复劝说，仍不见效。无奈之下，周佛海对陶希圣说道：“汪先生的性格，无主张、无担当、无果断，此所以事难成也。与其劝说汪，不如鼓动陈。”

　　陶希圣说道：“只要陈意已决，汪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计划。”

　　周佛海笑道：“不如你我扛着大旗先出门，他们也就跟着来了。”

　　十二月五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

　　周、陶二人先行之后，汪精卫的思想波动很大，这就像是新娘出娘家一样，虽然已是改变不了事情，而且心里也想早早过门，但是，却依然是要哭哭啼啼，死活不肯出门。

　　十二月七日，在桂林，蒋介石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庸之刚才派人送信来，他的秘书乔辅三有消息，说汪副总裁正与日本人有交通。我们要立即飞回重庆去。你是不是先到汪副总裁那里去探听一下？”

　　原本蒋介石这一天就要回重庆的，但是因为天气恶劣，能见度极低，临时决定缓飞，就让陈布雷乘机先飞了。

　　一抵重庆，当晚九时，陈布雷便驱车前去拜访汪精卫。

　　“布雷先生一路辛苦，风尘未洗，深夜驾临，有何指教？”汪精卫很客气地问道。

　　“日军进逼，战局危艰，布雷请副总裁赐教。”

　　“嗯，战局？这个战局？正如我一直所持观点，敌我两国可谓各有难处。”

　　“日前，近卫首相发表一项声明，声称‘倘国民政府能转换政策，变更人事，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未知副总裁对此作何评论？”

　　“兆铭正想请教委员长对此作何评论？布雷先生作为委员长的秘书长，一定很了解委员长的胸中韬略吧？”

　　“委员长的见解么，可谓一如既往。”

　　这个时候，陈璧君上前说道：“布雷先生深夜来访，不会是为了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吧？”

　　陈布雷只好吞吞吐吐地说道：“现在，外界有许多谰言，爱人以德，我，我——”

　　陈璧君不耐烦地说道：“不防直说！”

　　陈布雷说道：“副总裁乃党国栋梁，后世楷模，诗词造诣，更是古今少有，我，我就极喜欢副总裁《梅华》一诗：‘梅花有素心，雪月同一色。照彻长夜中，遂令天下白。’每每读之，心中雪亮。”

　　陈布雷走后，陈璧君说道：“他定是蒋介石派来的探子。”

　　汪精卫说道：“布雷先生向来以诚待人，这是他肺腑之言。”

　　按计划，汪八日要走的，恰好这一天蒋介石回重庆。

　　一抵重庆，蒋介石就在重庆黄山官邸召集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等人会议，研究今后对日方针。蒋称：“蒋百里先生于十一月四日，在迁校途中，病逝于广西宜山。临终之前，百里先生依然念念不忘国事，叮嘱身边之人托话给我，‘对日本切勿言和’。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也有复兴一日。况政府至今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志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

　　一听此话，汪精卫即感事情败露，于是为己辩护道：“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两者皆有困难，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

　　蒋介石说道：“对于如何维持战局，我在南岳军事会议已经作出了部署，按此部署，我国军必立于不败之地。惟有抗战，方能使日本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将到来。”

　　汪精卫说道：“闻总裁正在谋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两党合并为一个新的大党。若此言属实，恐重蹈覆辙，实在可虑。”

　　会后，待孔王二人走后，汪留下对蒋说：“委员长，我有一事必须告诉你。十一月十二至二十日，高宗武、梅思平二人在上海与前任驻华大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见面，商谈解决中日问题之办法，议定六项条件。委员长不知是否知道此事？”

　　蒋介石惊讶地答道：“完全不知！”

　　汪精卫将密约取出，递给蒋。

　　蒋匆匆一阅，说道：“日人素无信用，此等非官方东西，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

　　汪精卫说道：“不然。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粒子弹引发了战争，一纸协议或许便开启了和平。如今，国人皆言抗战，非抗战不能救国。在我看来，非和平不能救国。我们非得迈出和平这一步不可，哪怕是一小步。”

　　蒋叹道：“我何曾不想和平？可是，战难，和更难！”

　　汪精卫上前一步，说道：“既如此，君为易，我为难！如何？”言毕，汪伸出手，热诚地看着蒋。

　　蒋介石久久没有伸出手。

　　汪精卫收回了手，转身默默离去。

　　汪离开后，宋美龄走出，她看着汪的背影，说道：“难道他真要当这个‘汉奸’？”

　　蒋介石答道：“中山先生曾说，‘展堂刚而易折，精卫柔而无骨’，果其然也。他岂止当汉奸，他还想当伪齐刘豫。”

　　回到家后，汪精卫扑到陈璧君怀里哭了许久——“他若肯拉我一把，我便不跳了！”

　　陈璧君抱着夫君就说一句安慰话：“你要跳，我便随着你一起跳！”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日本人着急得就像火烧眉毛似的，若有土行孙，一定要让土行孙抬着花轿去迎亲了。

　　恰好此时，从大洋彼岸传来一个令中国人惊喜的消息。

　　十二月十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美国进出口银行同世界贸易公司签订了一笔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对华信贷协议，此即“桐油借款”。

　　原来，自日本侵华之后，美国一直向日本提供战争物资，大发战争财，但对中国却连口头支持都没有。

　　虽然这只是一笔商业贷款，而且也不涉及军火交易，但是，这就像是屋檐滴下的第一滴雪水——春天要来了。

　　获知这个消息之后，汪精卫就像是男方还欠着财礼钱似的，更加是不肯出门了。

　　见汪精卫迟迟不肯出门，高宗武着急了，就催促着梅思平。梅思平反复去电劝说，汪精卫就是坐在房间床上，低着头，一声不吭。

　　恰闻蒋介石病了，汪精卫竟然去看蒋。

　　蒋介石见汪精卫来了，挣扎着起来，一看汪，见其脸色比自己还憔悴，两人说了些客气话后，汪又重提对日谋和之事，蒋还是那个态度——“此为绝不可能之事！”

　　汪便失魂落魄似的走了。

　　“他还是不肯拉我一把！”汪精卫哭泣着说道。

　　见男人久久下不了决心，陈璧君说了一句狠话，“不就戴个‘汉奸’帽子嘛，有那么困难吗？与其在这里当二号‘傀儡’，不如到南京当一号的‘汉奸’。”

　　见夫人说得如此露骨，汪精卫更加没脸见人了，将头深埋在她怀里，嘤嘤地哭着。

　　十二月十六日，日本内阁不顾陆军反对通过了成立兴亚院决议，其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副总裁由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兼任。

　　对此事件，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道：“日本对中国之最后目的云者，乃灭亡中国之谓也。兴亚院成为确定对华政策执行之枢纽者，乃以兴亚院为中国之断头台。换言之，灭亡中国之总机关也。因此兴亚院之成立，中国若要自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拼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

　　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前往西安主持军事会议。

　　上午十时，天气阴冷，戒备森严的珊瑚坝机场，一辆吉普车驶来。车停后，三男一女先后下车，一个个东张西望，注视着各方面的动静。距离飞机起飞仅有五分钟，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又疾驶进机场。这一前一后两辆车带来的七个人是：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桂连轩、王庚余。

　　曾仲鸣是汪精卫的秘书，何文杰是汪精卫长女汪文惺的丈夫，陈常焘是陈璧君的侄儿，桂连轩、王庚余为汪的卫士。

　　令汪精卫等人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们在飞机上竟然遇到了空军司令周至柔。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周至柔为了拍汪副总裁的马屁，竟然亲自驾机，搞得汪以为是要掉头回重庆了。

　　原来，因为天气原因，蒋介石当日并没有离开重庆。当天，蒋介石不仅收到了军统发来的汪已离渝的消息，还收到了汪精卫从昆明发来的电报：“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蒋当即复电：“闻兄到滇后即感不适，未知近况如何，乞示复。”

　　一种复杂情感顿时袭上心头。

　　在国民党内，胡汉民、汪精卫是孙中山左膀右臂，是孙氏革命的旗手，这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角色——甚至连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都替代不了。蒋介石曾多次想扳倒这两个旗手，结果都引发了巨大的危机。

　　两年前，胡汉民因与人争执一盘棋，结果脑溢血突发，倒在棋盘上。

　　思考再三，蒋介石提笔在日记中写道：

　　“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吾犹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写完后，蒋又觉得自相矛盾甚多，改已然不及，只好作罢。

　　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火坑，汪精卫正一步步走向前。站在火坑前，汪停止不前了。

　　只要汪精卫纵身一跳，蒋介石知道，国民党将迎来蒋一人独尊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