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衡山，因其位于星座二十八宿的轸星之翼，变应玑衡，铨德钧物，犹如衡器，可称天地，故名衡山。

　　远古时代，黄帝委任火神祝融镇守衡山，教民用火，化育万物，死后葬于衡山赤帝峰，被当地尊称南岳圣帝。

　　衡山正是神仙所谓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圣地，经历代发展，环山有寺、庙、庵、观二百多处。

　　十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了第五、九战区军事主官会议。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也列席了会议。

　　蒋介石在会上说：“从七七事变，到淞沪会战，一直到现在的武汉会战，从军事上来说，我们虽然失去了很多土地，死伤了许多同胞，就一时的进退看，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了。但是，从整个长期的战局来说，在精神上，我们不但没有失败，而且是完全成功的，我们以劣势军备，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根据抗战的经验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与敌鏖战十七个月，不但我们全国的部队仍能继续抵抗，使敌人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而且我们抗战精神愈亦坚强，抗战必胜之信心也不知要提高了多少倍。这就是我们强固部队士气和国民心理一种最大的成功，也为我们今后继续抗战建立了牢固的基础。日寇虽然占领了华北、华中、华南主要交通线与重要城市，但并未达到其最初意向的速战速决目标，也未能摧毁中国的军力，相反，战争的格局却呈现出与日本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

　　与会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蒋脸上洋溢着自信，继续说道：“经过前期多场会战的消耗，加之为巩固其占领区不得不用重兵防守，日寇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战争出现了战略相持的态势，此即为第一期抗战。经过第一期抗战，我们已经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敝失败，莫能自拔之境。时至今日，那种认为三个月就能灭中国，或一年就能迫使中国投降的论调，可以寿终正寝了！当然，在肯定这一时期的战果同时，我们军队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视之为耻辱。”

　　说到这，蒋介石停了下来，巡视着与会军官。众人见蒋脸上现出沉痛之色，几次想说，却说不下去，一副悲愤模样。正当众人以为蒋要转换话题时，不料却听其说道：“我总结了一下，我军有十二大耻辱：耻辱一，阵亡官兵多暴尸战场；耻辱二，伤兵病兵流徙途中犹如乞丐；耻辱三，士兵逃亡，不能防止；耻辱四，军行所致民众逃避；耻辱五，谎报军情不负责任；耻辱六，一线式阵地不能改正；耻辱七，不能贯彻命令，不能达成任务；耻辱八，我指挥官缺乏胆识与决心，以致不能抽调部队机动使用；耻辱九，规避责任，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耻辱十，缺乏保密性；耻辱十一，谍报与侦探不健全，接战不知敌队番号；耻辱十二，监视封锁不严密，阵地附近发生敌探与汉奸。此十二耻辱，非一支部队所有，乃我国军普遍所有，使战术受无上损失，乃抗战挫失之总因。今后我们所有将领须‘明责任、知耻辱、识时势、知彼此’，完成整理军队、建立军队之任务，提高军队作战素能，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从而确立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基础。”

　　在对武汉会战进行总结时，第九战区司令官陈诚说道：“武汉会战从持久消耗的战略上看，是成功的。但毫无疑问，如果战术得当，取得局部胜利进而扩大战果更多地歼灭打出敌人，仍然是有可能的。可惜的是，在战术战斗方面，缺点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失败的情形，属于偶发的过失者少，属于覆辙重蹈者多。语有云‘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是说纠正过去失败的经验，自然可以达成后来的成功。但如前车之覆并不足以为后车之鉴时，则反复失败的悲剧自不能免。”

　　蒋介石听了，说道：“辞修，你说得很好。不妨更具体些！”

　　陈诚坦言道：“国军的失败，并非一种原因，而是多重原因的结果。其一，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的经验，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

　　陈诚将矛头一下指向蒋介石，赶紧又解释道：“形成多层指挥的根源是将领们争名誉、争地位，是官僚主义的遗毒。然为了团结抗战，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得已而为之。”

　　蒋介石表态道：“这个问题今后是一定要解决的，不解决不仅作战效率低下，且引起各方离心离德。”

　　陈诚继续说道：“其二，作战的唯一要诀，就是争取主动，就是要‘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战略上是如此，在战术上也是如此。日寇侵略我国，因敌强我弱，在战略上不能不取守势，为争取主动，战术上应取攻势。这一辩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可是轮到实行，就往往无所措手。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此即所谓备多力分。结果是，处处备，处处不备；处处守，处处不守。”

　　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说道：“对于此点，我是深有同感。从整个战场形势来讲，日军是用突破法，国军均是用阻截法，一个是积极的进攻，一个是消极的防守。遭到日军进攻的军队，无力抵抗，而其余未受到攻击的部队却不去支援，而是在那消极等待。而抵抗的部队一旦阵地被突破了，他们的任务也算结束了。所以，国军参战部队虽多，乃是一盘散沙，相互观望；日军参战部队虽少，却是重拳出击，攻无不破。

　　军令部长徐永昌说道：“此次武汉会战，日军做到了陆海空配合作战，而国军不仅缺少海军，就连空军力量也极为有限，几乎是陆军单独作战。这是我军之短，日军之长。

　　陈诚接过徐永昌的话，说道：“其三，各自为战。友军危急时，不及时加以协助；奉命援助时，也是敷衍塞责，给敌以各个击破之机会。两军衔接地带，因为互相推诿，而留下了空隙，为敌提供了可乘之机。围歼敌人的时候，众多部队又徘徊不前，致令功亏一篑。正因此，日军内部有一种说法，说中国陆军只有一个师。”

　　此话一出，与会将军顿时哗然起来。

　　蒋介石拍着桌子说道：“之所以造成集团军与集团军之间，军与军之间，师与师之间不能协同，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自私。保存实力是自私，自扫门前雪是自私，功必由我是自私，怕代人受过也是自私，总之，自私害了我们的部队、社会、公私团体乃至整个国家。如果我们不能去私，就休想争取任何胜利。那么造成自私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的将领将部队视为个人私产！”

　　张发奎说道：“此次会战，民众逃跑一空，无论是战前运粮，还是战时运送伤员，都靠部队，这也是部队战斗力不能充分发挥之原因。相反，敌军所到之处，伪组织即刻出现，可耻可痛孰有甚于此者？”

　　戴季陶说：“中国社会，历经满清、北洋统治，在残酷剥削压榨之下，养成民众苟且偷生的习性，‘谁来了都纳粮’的观念先入为主，想要激起他们同仇敌忾的心，真是难乎其难。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又连年绥靖战争，民众压力不减反增，对民众教化也有限，民众知识程度太低，缺乏国家民族观念，也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当然，我们有的部队纪律太坏，无法赢得民众的好感，也是其因。”

　　这时，一人说道：“如果民众不理解，不支持我们，我们更应该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即是，这场战争值得吗？”

　　这句话使得全场都静默了，包括蒋介石本人。

　　周恩来站了起来，说道：“这场战争值得！”

　　那位同志问道：“为何说值得？”

　　周恩来面对着广大国军将领说道：“如果我们放下手上武器不战了，中国投降了，大家都要做亡国奴。难道我们愿意当亡国奴吗？”

　　一人说道：“战并不意味着胜，和并不意味着降，周君此言，实乃危言耸听。”

　　周恩来和颜说道：“看看今天东四省，我们就知道日寇的侵略本质乃在于掠夺。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我请问诸位将领，你们愿意在日寇统治之下，成为其统治中国、杀戮同胞的帮凶吗？中国人民愿意像牛马一样被赶到集团部落中，毫无自由吗？除了继续抵抗外，我们还有第二条道路可走吗？”

　　此人被问得满脸通红，讪讪不能答。

　　蒋介石趁机问道：“贵党是擅长于做群众工作的，如何动员百姓支援抗战？”

　　周恩来答道：“我们不能因为百姓躲避战祸，就认为百姓无国家民族观念；我们也不能因少数人沦为汉奸走狗，就否认同仇敌忾之心。沦陷区人民一旦反抗，即惨遭杀戮；即使甘当良民，也难免被压榨盘剥。日寇野蛮掠夺本性是难以改变的，这就注定中日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这终将激发中国民众普遍的抗日热情。只要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一人语含讥讽地笑道：“靠百姓？以血肉之躯对付日军飞机坦克大炮！”

　　周恩来正色说道：“诸君切莫忘了，中国军队吃穿住行，都是来自百姓；中国军队兵员，也来自百姓。相反，只要中国老百姓都反对日寇，不给日寇提供吃穿住行，日寇即使占领了全国，他也难以持久待下去。因此抗日是离不开老百姓支持的，在全民参与之下，日寇就将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寸步难行。”

　　根据形势发展与持久作战需要，军事委员会决定重新配置兵力，将全国划分成十个战区：第一战区，辖豫省及皖北；第二战区，辖晋；第三战区，辖苏浙闽、皖南；第四战区，辖两广；第五战区，辖皖西、豫南、鄂；第八战区，辖甘宁青绥；第九战区，辖湘赣、鄂南；第十战区，辖陕；另于敌后设鲁苏和冀察战区。

　　会议决定废除兵团、军团两级，改以军为战略单位，并将师以下的旅也一并撤销，由此形成了军事委员会、战区、集团军、军四个级别的指挥层次，优化指挥系统，提高军队作战效率。同时，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为沦陷区专管机关，任务是发动沦陷区民众对敌抗战，消灭伪组织；最低限度亦须使沦陷区内之民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永远不与敌人合作，从而使日军号令不出城门，势力及于城市和交通线，而不能遍及广大农村。战地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任，李济深任副主任，并在各沦陷区设立分会。

　　此次军事会议的另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重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在敌后地区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争，以牵制消耗敌人。为此，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延请共产党人为军事教官。

　　蒋介石说道：“自今伊始，吾人必须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僇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