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一脸喜色来见蒋介石，对蒋报告道：“报告委座，中共有一位特别人物想见委座。”

　　此时，台儿庄战役正在最吃紧之时，蒋心情很差，一脸嫌弃地问道：“哪一位？”

　　戴笠上前，神秘说道：“张国焘！”

　　蒋介石更加嫌弃地说道：“落水之狗，他来武汉干什么？”

　　戴笠立正，报告道：“张国焘代表中共去黄帝陵扫墓，借机随蒋主任到了西安，又转车来到武汉——”

　　蒋不耐烦地打断道：“好了，他来武汉干什么？”

　　戴笠立正答道：“想投效委员长！”

　　蒋介石转过身，看着戴笠，用上海话不满地说道：“侬脑子是不是坏了？我要他有什么用？”

　　戴笠先是一愣，继而又笑着脸，同样用上海话说道：“校长，侬就不想看看中共二号人物在侬面前卑躬屈膝的样子？看看，很有意思的嘞！”

　　在戴笠的安排之下，周恩来陪着张国焘来见蒋介石。蒋介石对周恩来素来敬重，他上前对周恩来热情地叫道：“恩来，你来了！”说着，伸出手。

　　周恩来上前，单手与蒋介石握手，说道：“委员长好！这位是我党张国焘同志。”

　　张国焘露出笑脸，快走两步上前。蒋亦伸出手，张国焘双手握着蒋冰冷的手，说道：“委员长，您好！”蒋亦说道：“张先生，你好！”张国焘笑脸一收，转变成一副愧疚模样，低着头说道：“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周恩来一听这话，顿时就沉下脸来，严肃地说道：“你糊涂，我们可不糊涂。”

　　蒋介石也没想到张国焘会当着周恩来的面说这样的话，赶紧转移话题，说道：“来到武汉了，就多住些时日，走走看看。恩来，我还有些事，就不能陪你们了。再见！”说完，蒋介石就走了。

　　张国焘笑容顿时僵硬了，干瞪着蒋离去的背影。

　　到了车上之后，周恩来十分不满地说道：“国涛同志，请注意你的形象！”

　　张国焘“哼”了一声，自嘲道：“我现在还有什么形象？不过是一条人人喊打的落水狗，莫说没有形象，就连人格都没有了。”

　　“你是我党重要同志，怎么可以如此自暴自弃！”周恩来痛心地说道。

　　“恩来，我素来是敬重你的，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张国焘转过身，抱着拳向周恩来求道。见周恩来不说话，张国焘就作势要跪下的样子，说道：“你要我跪下求你？”

　　周恩来赶紧阻止道：“国焘同志，你虽然犯了一些错误，可是也是做过重要贡献的，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包袱继续前行呢？”

　　张国焘叹了一口气，说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自古颠扑不破的真理。人一旦走错一步，就步步为错，想回头是不可能的。放了我吧，让我回江西老家吧！”

　　周恩来感觉到只凭劝说对张国焘已不起作用，当即提出了三点办法：“对你的问题，中央的意见是：一，立即回延安；二，向中央请假，暂时休息；三声明脱党，由中央开除党籍。”

　　张国焘答道：“第一个不行，可在第二、第三条中选择。”

　　次日，张国焘从八路军办事处偷偷溜出，住在一家小旅馆里，被找到后，怎么劝都不回去。

　　戴笠再次来找蒋介石，问道：“校长，张国焘坚决要脱离共产党，怎么处置此事？”

　　蒋介石答道：“这个人已经没什么用了，不要也罢。”戴笠却站着不走，蒋见了又问了一句，“你的意见呢？”

　　戴笠答道：“用来对付共产党，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蒋介石犹豫了一下，说道：“你不要出头办这事，派人看着他。”

　　等戴笠走了，一旁的陈布雷对蒋说道：“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得一人而失共产党人之心，还请委座权衡得失。”

　　蒋介石说道：“共产党最终是要归附政府的，现在绝一人而绝共产党人归附之心。”

　　陈布雷说道：“忠臣不可辱，佞臣不可亲。张国焘其人，位居高位，却背叛其党，背叛其主义，乃佞臣也。”

　　蒋介石看着陈布雷一脸正气的样子，说道：“我是不会亲近这样的人的。但是，我还是要给他弃暗投明的机会。”

　　四月十七日晚十一点钟，戴笠派人来到张国焘住处，控制住警卫员抢走了张国焘。临走前，张国焘给周恩来留下一张纸条：“兄弟已决定采用第三个办法，我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找我，至要。”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即报告给党中央，毛泽东批示只有几个字：“既然想走，让他去吧。”

　　此时还有一件事要毛泽东处理，那就是陈独秀。

　　早在上年年底，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之后，就提出了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的三个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为了欢迎陈独秀回来，延安报纸刊登署名“冰”的文章：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然而一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一切。

　　王明和康生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从苏联回延安。这两位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便以苏共及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身份来到了延安。

　　王明和康生来到延安之后，很快就发现，党的总负责人是张闻天，但实际真正的领导人却是毛泽东。

　　很快，王明和康生就找到了打击二人的办法，办法就出在毛泽东、张闻天二人拟订的“陈独秀回来三条件”上，因为，陈独秀是中国“托派”的头子，而“托派”是反对斯大林的。

　　王明到延安后第五天，就在解放杂志迫不及待地发表了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内称：“日寇侦探机关···，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做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接着，康生在解放周刊第二十九、三十期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所谓“事实”。

　　好在，陈独秀还在武汉，并没有到延安。

　　此时，毛泽东主持抗日军事工作，其地位一时难以撼动。

　　于是，王明、康生就将火力点放在已经“落水”的张国焘身上。特工出身的康生——原名赵容，很快就使出一石二鸟之计，将阻碍中央红军北上的原红四方军将领李特、张国焘秘书黄超，在新疆迪化以“托派”罪名将二人杀害。

　　在王明看来，这既打击了张国焘，又达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

　　山雨欲来风满楼，“肃反”像是要在延安爆发了！

　　一时间，人人自危。就连毛泽东这时都很少说话了，除了偶尔去抗大走走外，他很少走出自己的窑洞。

　　张国焘被吓破胆子了——因为他自己也曾是“肃反”专家，知道怎么“经过审讯”，怎么受到“严厉处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跑到了武汉。

　　此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徐州会战的结果必定是战火烧到陇海路，甚至烧到平汉路，届时将阻断武汉通往延安之路。因此，将陈独秀接到延安，是刻不容缓的问题了。

　　毛泽东对张闻天说道：“陈独秀同志是我党创始人，他两个儿子都为革命献身。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我们不能不管他，得把他接回来！”

　　四月下旬，张国焘的老婆及子女被延安派人送到汉口他的住处。来人还向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想办法说服陈独秀，接他回延安。

　　同为老同志的董必武去拜访陈独秀，带着一些酒菜。

　　原来，陈独秀到了武汉之后，靠以往学生、故人周济，日子也勉强过了下来。

　　二人挤在一间小屋里，对着一张小桌，将酒菜摆开，二人对饮着。潘兰珍在一旁坐着，手里纳着鞋底。

　　酒过三巡，董必武说道：“我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

　　陈独秀一听，先是一愣，后是笑道：“我连党籍都被开除，怎么回党工作？”

　　董必武说道：“你是我党创始人，当年开除你的党籍，也是情不得已。现在当家人换了，只要你同意三点，你就可以回党工作。”

　　陈独秀放下酒杯，问道：“哪三点？”

　　董必武就将中央三点要求说了。

　　生性狂傲的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董必武早料到如此，就劝道：“这是当家提出的三点，他也是情有苦衷！”

　　陈独秀一听，大怒：“毛泽东？他怎么也这么糊涂？托派就一定错了？斯大林就一定对？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董必武只好更加坦诚地说道：“托派问题，是党内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陈同志从苏联回来之后，死咬着此事不放，当家的也是无可奈何。你只要撇清了这一问题，其他的就好办了。”

　　陈独秀苦笑道：“想不到十几年过去了，我党还是被人掐着脖子。”

　　董必武看了潘兰珍一眼，见她竖着耳朵听着，不好再讲党内之事，只好说道：“当家的很不容易，从苏区、到长征、到延安，我一直是在他身边，看着他为革命而殚精竭虑。如今，他更是一心扑在抗战上。我党不能没有他，你就别再为难他了。”

　　陈独秀听了，叹道：“听你这么说，我就更不能回去了。”

　　董必武惊问道：“为什么？”

　　陈独秀喝了一口酒，说道：“毛泽东曾做过我的秘书，那时我们没少吵架，当时，我觉得他是年轻气盛，没想到的是，他竟真拿起几根枪杆子跟国民党人干上了，不容易，真不容易！我老了，回去也没多少作用了。告诉毛泽东，革命胜利了，对天说一句，‘老陈，我们胜利了！’我就心满意足了。”

　　说到这，陈独秀又猛喝了一口酒，结果大声咳嗽起来。潘兰珍赶紧拍着他的后背。

　　董必武见再劝没用，就说道：“如果你真不回延安，那你赶紧去四川，再不走，以后就更难走了。”说完这话，董必武从怀里掏出两张船票，放在桌子上。

　　潘兰珍拿着船票，好奇地问道：“难道武汉也保不住？”

　　董必武点了点头。

　　董必武走时，一声不响，将一包东西落下了，潘兰珍要追上前，却被陈独秀叫住了。

　　潘兰珍打开一看，是一套八路军军服、帽子、鞋子、绑腿，还有一叠法币。潘兰珍数着这些钱，高兴地说道：“我们走吧，到四川去！”

　　陈独秀看了那套军装一眼，忍不住摸了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