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中，华中日军也迫不及待地希望各地维持会也能像足月分娩一样，产生一个与华北新政权一样的新政权。

　　为此，华中日军组织了以臼田完造为首的政治专家小组，专门负责筹建工作，称“臼田机关”。在外围则唆使沈能毅等，在首都南京沦陷当天，组织了华中中央政府准备委员会。委员长是沈能毅，委员有高仲彤、叶鼎新、余毂民、笠漫卿等。

　　然而，日本人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该选哪位汉奸作为这个新政权的领导人。

　　沈能毅等人向臼田推介的人物是唐绍仪，理由是：“当初南北议和之时，唐出任北方代表，却私底下投向南方革命党，担任过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此后，虽然转入南方阵营，却又与孙中山革命背道而驰。此人虽左右摇摆，却享有盛名，广交游，善挥霍，每日四餐，每餐十金，犹云无可下箸。且正闲居上海，似有所求。”

　　上海沦陷后，早已退出政坛的唐绍仪将妻子及其子女送往香港，自己则留居上海。

　　温宗尧，广东新宁人，曾留学剑桥大学。南北议和时，任南方参赞，协助伍廷芳工作，拉拢北方代表唐绍仪转入南方阵营有功，此次，他再次受日人之命前去拉拢唐绍仪。

　　温宗尧来劝唐绍仪，说了一通话，唐绍仪却在室内摆弄他的古玩。温宗尧见他始终不言语就说道：“少川兄，肯与不肯，你就表一个态度嘛！”

　　唐绍仪反问一句：“你让我如何表态？”

　　温宗尧只好直白地问道：“你到底干还是不干？”

　　唐绍仪停下手里的活，说道：“我老了，不能干了。我劝你也不要干。我辈出处应极端慎重，当此空前巨变之际，若稍有苟且，则一经投足，即无术自拔。”

　　温宗尧原本想借唐绍仪之梯，在新政权中获一要职，见劝服不了唐，回去之后，对日本就说道：“唐少川态度暧昧，再做工作是可以见效的。”

　　正当臼石愁眉不展之时，两个人前来投怀送抱了。

　　梁鸿志，福建长乐人，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梁鸿志出任国务院秘书。梁与日本也颇有渊源，曾为日本人创办的《亚细亚日报》撰写政论，编辑新闻。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崩溃，冯玉祥与奉系共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梁鸿志复出，为执政府秘书长，积极执行亲日政策。

　　陈群，福建长汀人，早年东渡日本，入明治大学、东洋大学，分获法学士、文学士学位。历任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秘书、军政府秘书、大本营宣传委员、大本营国民党党务筹备委员、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委员、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之时，陈群任粤系主持下的国民政府内政次长，首都警察厅厅长等职，月余，随孙科去职，退居上海。

　　论声望和知名度，梁鸿志、陈群与唐绍仪均无法相比，然而松井石根却突然接到了东京将他解职的命令，在此情况下，松井石根只好仓促地选定了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的三人组合。

　　二月十五日，松井石根接见梁鸿志、陈群、温宗尧三人，赞扬道：“诸君为东亚和平起见，全然不顾自身危险，挺身而出，不胜衷心敬佩。希望早日促成新政权，与皇军协力一致前进。”

　　话虽然是好话，但听起来却颇别扭——像是在表扬三人当汉奸不怕死的精神。

　　三人听了，感激涕零，一致表示要为皇军效力。

　　待三人走后，臼石对松井说道：“此三人号召力不行，恐难以担负大任，还请司令官再择良才。”

　　松井说道：“中国有句古话，‘抛砖引玉’。”

　　臼田赶忙点头称是。

　　周凤歧，浙江长兴人，清末秀才，考入浙江武备学堂，被保送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一经历与蒋介石几乎一模一样，就差蒋没考上秀才。后来经秋瑾介绍曾加入光复会，后任浙江第三师师长，协助孙传芳攻占江苏后，任南京卫戍司令。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在江西击败孙传芳部后，周凤岐率部加入北伐军，该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时，正是用第二十六军作为刽子手，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有此屠戮之功后，周凤岐任国民党浙江省政治分会临时主席兼浙江省主席，蒋介石下野时，乘机排挤蒋系人员。当蒋重新上台时，被迫辞职，闲居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应白崇禧电邀到南京，未被任用而返长兴，在家乡宣扬“抗战必败，中国必亡”谬论，召集一些地主、豪绅与恶霸，组织维持会。

　　周凤歧被内定为掌管未来陆军的绥靖部长。

　　三月七日，正当梁鸿志、陈群、温宗尧三人在法租界梁鸿志家中筹划新政府筹建事宜之时，传来一个惊人消息：周凤岐被射杀在其寓所外车上，身上被打得像漏勺一样。

　　于是，三人在日军的护送下来到日军控制下的虹口区新亚饭店，继续筹备工作。

　　畑俊六抵达南京之后，听取了“新政权”的汇报。听完汇报，畑俊六不满地说道：“关东军成立一个蒙疆联合政府、华北方面军成立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中派遣军又成立一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你们是在干什么？是在告诉中国人，大日本帝国内部不团结吗？”

　　臼田只好将责任推到寺内寿一、松井石根身上，说道：“华北、华中难以统一，故而，分而治之。”

　　畑俊六不好意思数落前任，就微笑着对臼田说道：“你看能不能将华北政权统一到华中政权？”

　　在臼田的授意下，梁鸿志、陈群、温宗尧三人战战兢兢从上海出发，走水路到达天津，再走陆路前往北平，来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王克敏商量两政府合并之事。王克敏做不了主，只能请示主子寺内寿一。

　　寺内寿一与畑俊六同一岁数，相貌也相似，都是五短身材。二人学历也一样，虽然寺内寿一成绩没有畑俊六好，但却是贵族，拥有伯爵爵位，他爹还曾担任过首相。

　　虽为贵族，寺内寿一却像浪人一样凶横，此时他的军队几乎倾巢而出，在晋鲁豫三地与中国军队打得头破血流，却见华中日军一动不动，早就对畑俊六极为恼火的寺内便将怒火全部发泄在梁鸿志一行人身上，他对王克敏说：“合并可以，将华中新政权归并到华北政权。”

　　王克敏小心地说道：“华中方面说，新政府应该设在南京，而不是北平。”

　　寺内寿一哈哈大笑道：“那他们就不应该称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而应该称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说完，寺内寿一觉得自己这句很具讽刺，又是一阵大笑，突然笑声一停，脸一横，说道：“回去告诉他们，谁打下的地盘大，就应该听谁的。”

　　梁鸿志一行人当天就被赶出北平，不敢在天津停歇，因为王克敏一再警告说天津军统特务特别多，所以就冒着寒风上船，连夜赶往上海，并将会谈结果报告给在南京的畑俊六。

　　畑俊六也是火暴脾气，跳起来骂，大致是骂寺内寿一愚蠢、不识大体等等，还将报告打给大本营。

　　天皇组织御前会议，讨论如何统一两个新生政权问题，连续讨论了几天几夜，大家的意见是，寺内寿一和畑俊六都是个无比骄傲的家伙，要让两人屈服对方，除非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打一仗或许才能解决问题。最后，大本营无奈地做出决定对新政权仍采取分立办法：南北并存、分而治之。

　　做完这个决定后，载仁亲王忧心忡忡地对裕仁天皇说：“将来中国统一问题，会成为一个让人烦恼的问题。”

　　原本日本国内只有两大对垒阵营：陆军和海军。九一八事变，陆军内部又分裂为关东军和陆军。如今，陆军又分裂为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结果是，海军和陆军吵，陆军内部又吵。吵吵也罢了，关键是有时会吵出人命来——一言不合，就开始刺杀，首相、大将都被干掉过。

　　天皇听了载仁的话也是颇有同感，叹道：“朕也深忧。”

　　华中新政权筹建活动进展迟缓，汉奸之间争权夺利也是一大主因。预备参加华中新政权的群奸由三类人组成：一是北洋政府旧政客，如梁鸿志、胡祁泰等；二是国民党的失意政客，如温宗尧、陈群等；三是甘心附敌的文人，如陈则民等。他们大致上形成梁鸿志为首的闽派和温宗尧为首的粤派。梁、温二人争夺行政院长位置各不相让，同时还抢夺上海统税这项财源。伪政权还未成立，汉奸内部就争斗不休，这让后台大老板畑俊六很不满意，认为这帮人不配充当傀儡，一度有不予支持的趋势，在众人劝说之下，畑俊六才勉强答应。

　　温宗尧最终败给梁鸿志，原因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是福建人，满洲帝国前内阁总理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日本人认为福建人能堪大任，所以维新政府这头把交椅就让梁鸿志坐了。

　　三月下旬，各色汉奸终于坐着火车由上海前往南京，一路上胆战心惊，因为在这一带活动着戴笠领导的苏浙别动队，他们专门干破坏铁路、锄奸除凶的活。汉奸们打扮成普通游客，挤在平民百姓之中，安全地到达南京。

　　原本一百多万人的首都，经日军大屠杀之后，人口不及三十万。目之所触，一片废墟，满目疮痍，街上鲜少见到人，即使看到也是低着头一副行色匆匆模样。

　　畑俊六耐着性子接见了这一群汉奸人士，原先想他们个个是獐头鼠目，见了发现他们个个都是人模狗样，一副正经人模样。

　　梁鸿志等人见到畑俊六却大吃一惊，想不到堂堂司令官却是一副鸦片鬼模样，由于个子小，穿着挂满勋章的军服，又佩戴一把军刀，那个模样颇像偷穿大人衣裳的老小孩。

　　胡子雪白了，脾气却极臭，畑俊六出来只看了大家一眼，嘀咕了一句，就走了。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在日本华中派遣军的直接操纵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定北洋政府时期的《卿云歌》为国歌，五色旗为国旗。

　　维新政府采取三权分立体制，即行政、立法及司法三院，但因司法院长找不到合适人选，暂时仅设行政及立法两院：以温宗尧为立法院院长，梁鸿志为行政院院长。另设议政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常务委员由梁鸿志、温宗尧及内政部长陈群三人组成。

　　当天下午二点多，当王克敏乘坐的汽车出现在北平米市大街煤渣胡同入口处时，装扮成小贩的两名军统特务立即掏枪向车内射击。一阵枪响过后，车后排座椅上的人应声倒在了座位上。遗憾的是，中弹的人并不是王克敏，而是他的顾问、日本人山本荣治。虽然被射了十三枪，山本还没死，还在那哼哼着，大抵是求医生救他一命。医生却颇为难，心想自己是医生，不是泥水匠，这满身枪眼抹抹水泥还有办法，别的就真没办法了。

　　正当维新政府大小汉奸们当晚正在吃庆功宴时——打了大半年仗，没从中国获得一分钱战争赔款的日本人一肚子都是气，也没给什么好吃的，就给每个汉奸上一军用饭盒，底下是米饭，上面盖着一个鸭屁股。日本人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将北平发生的刺杀消息在饭桌上公布了，而且将场面描写得极为血腥——当然，日本人没说被射杀的是那个倒霉的山本荣治。

　　酒宴气氛顿时凝固了，大小汉奸们早早就退下了。

　　过了两天，一位日本兵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这个巨大的牌子送到梁鸿志所住酒店，那模样就像日本浪人给精武门送“东亚病夫”牌子一样，傲气地转达上头指示：“基于南京城遭到战争破坏，需要时间重建，新政府应该去上海寻觅一地办公。”

　　梁鸿志等人听了都是大吃一惊，急忙说道：“报告皇军，上海治安实在不利于新政府开展工作，请皇军同意我们在南京办公！”

　　这位日本士兵说道：“皇军的命令是不容违抗的，你们的，明天必须离开南京！”

　　日本人走后，梁鸿志召集众人，将这一消息告诉大家，大家一听，心都凉了，嘴里说的都是“这，这”。

　　“这”的背后是大家实在说不出口的一句话：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更让众人为难的是，明天乘火车，还得带着这块要命的牌子出行。

　　作为汉奸头子的梁鸿志咳嗽了一声，说道：“我老了，拿不动这块牌子。哪位愿意担此重任？”

　　众人都一齐咳嗽起来。

　　梁鸿志见了，颇为不满地说道：“干我们这一行的，胆子要大，脸皮要厚，像你们这样，怎么能成大事？”

　　众人都低着头不言语，有些依然在咳——假咳，气岔了，引起真咳。

　　“这样吧，买一块红布，包着，大家一起抬着上车！”梁鸿志下了维新政府第一道政令。

　　不料第二天早上一看，牌子不是用红布包着，而是用黑布，梁鸿志十分不满地问：“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办事的人上前禀报道：“街面上买不到红布，只有白布，昨晚用墨汁染黑了，晒了一晚，正好赶上今天用。”

　　无奈之下，众人抓着牌子一角，像抬棺材一样抬到火车站。

　　站台巡逻兵来了，问道：“什么的家伙？”

　　大家都不想担责，闭口不说。无奈之下，梁鸿志只好出来说道：“皇军，这是‘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牌子，怕被匪军抢了，乔装一下。”

　　日本兵素质也是参差不齐，这位估计是北海道来的农民，死心眼，不相信，非要打开看看。这个时候站台上挤满了等着要上车的乘客，梁鸿志实在不便打开黑布，就掏出一包烟，递给日本兵一根烟。日本兵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自己人，更加不知道这老头还是维新政府的行政长官，且日本人也是不爱抽烟的，当场就用手掌将烟拍落地下，端着刺刀，指着老头的胸口。梁鸿志无奈，只好命人揭开黑布，露出新政府牌子来。

　　如此一来，站台上的人都看到了伪政府牌子。“汉奸、死汉奸”的骂声就不绝于耳，更有人喊着要打死汉奸的话。众位汉奸惊吓得一下松了手，啪的一声，这牌子就掉到地上。

　　梁鸿志胆子也小，就说道：“到上海再做一块吧。”

　　于是，这块牌子就在站台上，任人踩踏。

　　这群汉奸身份暴露之后，走到哪里都被人瞪着，他们只好老老实实在自己座位坐着，低着头，一路无话到了上海。

　　最终，在他们居住的上海新亚饭店，另租一间客房，在走廊门口挂上了一块新做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牌子，作为新政府办公之地。

　　于是，无论是酒店住客经过这里，还是扫地的经过这里，都要朝这块牌子“呸”一口。

　　这块牌子最终落得像痰盂一样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