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平津之后，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就拟订了伪组织组成人员的标准：一、元首须以曾任总统、总理的一流人物任之；二、政府首长须以曾任总理、总长的一流人物任之。选拔标准是：素无抗日言行，又非二十九军出身者；有相当资望而又反抗国共者。

　　此时，段祺瑞已经病逝，孙传芳也被仇家杀了，北洋名流仅有徐世昌、靳云鹏、吴佩孚、江朝宗、曹汝霖等人。

　　徐世昌虽说是民清两朝元老，曾任民国大总统，是四人中地位最高的，但是他已经八十多岁了，牙都没了，说话漏风。

　　靳云鹏是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曾担任过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北洋政府倒台之后，靳云鹏也学老头子段祺瑞吃斋念佛，但还是贪心不足，与日本人合伙做生意，与日人关系颇为呦西。喜多诚一请靳云鹏出山组织华北伪政权，维持华北局面。靳云鹏与徐世昌密议“议和方案”，以承认“满洲国”为条件，换取日军撤出华北，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局面。喜多诚一原以为靳斜眼就是一介武夫，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政治点子，日方就以他下台较早，手中无实力，而作罢。

　　吴佩孚虽然是曹锟一手下，也未在北洋政府中担任何要职，但却是北洋风云人物，是直系的真正掌舵者。

　　吴佩孚是第一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最有民族气节的，在北洋时期，他既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也拒绝与苏俄人合作，因此即败于与日本人合作的奉系，也败于与苏俄人合作的国民党。在与北伐军作战失败后，便流落四川有东山再起之意时，日本特务头子荒木代表日本愿奉送他步枪十万支、机枪两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但吴佩孚拒而不受，毅然决然放弃了东山再起机会。

　　日本人打的如意算盘是：让社会声望极高，且一贯与蒋不和、敌视日本的北洋强人吴佩孚出山，是推行所谓中日“和平运动”最有说服力的招牌。

　　然而吴佩孚自称明春秋大义，且坚持“三不”：一不出洋；二不入租界；三不托庇于洋人。

　　日本人怕上门劝说折了面子，就让江朝宗前去劝说。

　　江朝宗自诩有“三定京师”之功：一定为一九一二年，袁世凯制造十三镇兵变，江朝宗时任步军统领负责治安；二定为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段祺瑞率兵进京讨逆，江朝宗仍任步军统领负责治安；三定为此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江朝宗出面组织治安维持会，担任维持会会长兼北京市长。

　　江朝宗上门劝降吴佩孚，开口就说道：“二十九军不战而走，北平沦陷，民众流离失所，我总不能看着不管吧？现如今华北沦陷，华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玉帅岂可不闻不问不管？”

　　吴佩孚说道：“早在两年前，日本人就推动华北自治，怂恿另建政府。若另组政府，实国家不幸中之尤不幸。自治者，实自乱也。自治者，人治也，治其所治，非吾人所谓治也。今日寇以武力入侵我国土，杀戮我人民，组建傀儡政府。平民百姓尚知‘汉奸走狗’，你乃有识之士，这把年龄，不知羞耻，还当日本人走狗，卖国求荣，真是白发苍髯，老而不死。”

　　江朝宗被骂走，回去便向日本主子汇报说道：“吴佩孚腐而不化，不可理喻，不可劝说。”

　　日本人就只好盯上曹汝霖。

　　曹汝霖名气稍逊，在北洋政府也没担任什么要职，但是五四运动时，他的住宅被学生一把火烧了，倒留下了亲日的“美名”。

　　在二十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二十多人出资，在北平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二十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二十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

　　日军就以霸占医院逼迫曹汝霖出任伪政府要职，曹汝霖就亲自去找日本人，对其说道：“这家医院属于慈善性质，原本就入不敷出。你们既然宣传你们是友善的，那就不应该霸占这样的慈善机构。”日本人就趁机说道：“不没收医院也行，只要你在政府担任要职。”曹汝霖笑道：“我名声已坏，早已经是千夫所指，你们让我在新政府担任要职，不是自我抹黑，自找麻烦吗？”见日人坚持要拉他下水，曹汝霖就委婉推托道：“既然你们看得起曹某，愿以在野之身，襄助新政权的成立。”说完，曹即急匆匆走了。

　　喜多诚一很是生气，问江朝宗：“是我没说清楚？还是我不给工资？”

　　江朝宗赶紧答道：“这些人脑子不开化，怕被骂‘汉奸’，太君多多体谅。”

　　喜多诚一更加生气，问道：“大日本帝国的官不肯当，当初你们汉人为什么肯当大清的官？”

　　江朝宗解释道：“一开始也被骂‘满清走狗’，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后来还不是争着抢着要当‘满清走狗’！为了当‘满清走狗’，还得通过科举考试或捐银子呢。太君莫生气，给他们多一点时间，等他们思想转过来后，咱们也将选拔门槛拔高一些，让他们挤破头来争当这个‘汉奸’、‘走狗’！”

　　话虽然是好话，但是听起来却是很别扭，喜多诚一挠着头皮在想，到底是走狗好听一些呢，还是汉奸好听一些。

　　不久，王克敏来北平，主动上门求当“汉奸”。

　　王克敏，广东人士，家境败落，举人。举人原本是不能进仕的，在一位姓潘的友人的帮助下，花钱捐了一个候补道。后又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和山东巡抚杨士骧的疏通，王克敏才被派往直隶担任视察使。同年，王克敏被清政府派到日本，担任驻日公使馆参赞。大清灭亡后，王克敏曾在段祺瑞执政期间出任中国银行总裁，三度出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长。

　　此时，喜多诚一就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这位清瘦的老者，问道：“你的，是真想当‘汉奸’，还是假的想当‘汉奸’？是真想当‘走狗’，还是假的想当‘走狗’？”

　　王克敏好歹也是大清国堂堂举人，听了这些不三不四的话，很是吃惊，一时竟然不知怎么回答日本人。

　　江朝宗在旁替王克敏说好话，对喜多说道：“王先生是举人，捐钱当上了大清国‘走狗’，他是真心要当‘汉奸’的。王先生是聚敛钱财的能手，被人称为‘钱鬼子’，与皇军颇有缘分，一定是真心真意想当皇军的‘走狗’。”说到这，江朝宗转头朝王克敏眨眨眼。

　　王克敏会意，露出笑脸说道：“我是真心实意要当‘汉奸’，要当‘走狗’的！”

　　喜多诚一一看王克敏的笑容，颇有柴犬的神韵，就伸出手掌心。王克敏立即会意，上前弓着腰，亲了喜多诚一手掌心一口，没尾巴，只好屁股扭了扭，略表欣喜。

　　喜多诚一满意地发出了一声“呦西”。

　　实在找不出像样“汉奸”情况下，日本人就让王克敏组织伪政府，但只是把王克敏作为新政权的实际责任者，而不能当作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惠然归附到新政权旗帜下的“领袖人物”。

　　早在十一月中下旬，在关东军的策划下，蒙古、察南、晋北三政权合并，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德王任政务院长。

　　在这成就鼓舞之下，参谋本部总长载仁亲王向天皇传报喜讯，采用华北派遣军参谋们的说法，对天皇说道：“华北各地方维持会到时候就会像母亲足月分娩一样，产生出一个未来的华北政府来。”天皇脸带喜色问道：“这些政府是怎样性质的政府？”载仁亲王舔着老脸说道：“自然是大日本帝国的藩属国。”

　　在南京失陷第二天，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同仁堂宣布成立，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同时组建华北治安军。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董康、汤尔和、高凌蔚、朱深等在该政府担任要职。

　　日本人原本认为，攻下首都南京之后，中国就算亡国了。不料，蒋介石竟然宣布移都重庆。

　　日军占领南京次日，日本内阁、大本营举行联席会议。与会人员先是向天皇集体下跪表示贺喜。天皇内心虽然欣喜无比，但是就像是妖精抢了唐僧却怕孙悟空上门要人一样，天皇脸上还是浮着一层阴云。待众人贺喜毕，天皇正色说道：“既已攻下敌国首都，何日才能见敌国降书？”

　　首相近卫文麿站起来说道：“原本一国首都被攻陷，该国即宣布亡国。可是，可是，国民政府竟然‘不要脸’地在帝国将士攻打南京前，宣布迁都重庆。”

　　裕仁天皇嘴里咕嘟了一声：“重庆！”

　　陆相杉山元站起来，蛮横地说道：“虽然重庆离南京有一千多里，打过去就是了！”

　　杉山元的话立即激起大家热情，有些人就失态了，手舞足蹈起来，颇像在歌舞伎町喝高了的模样。

　　不知谁大声说道：“我们打到重庆，万一国民政府又宣布移都呢？我们总不能像捉迷藏一样，任其移来移去吧！”

　　众人脸上立即浮起憎恨之色，天皇脸上也显出怒色。

　　外相广田弘毅站起说道：“外务省一定会向国民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决不容许他们如此耍赖，决不允许他们移来移去！”

　　就这个问题，足足讨论了四天，毫无解决办法，因为国际法并没有规定一国不可移都。最后，联席会议达成共识，逼迫国民党接受和谈条件：

　　一、中国应放弃容共和抗日、满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给予协助。

　　二、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内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

　　三、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

　　四、中国应向帝国作必要的赔款。

　　除以上正式复文外，还带有“口头说明”，并附极密细目。

　　收到日方和谈条件后，狄克逊当即对广田弘毅说道：“这些条件远远超过了十一月二日提出的条件。恕我直言，中国政府是难以接受的。”

　　广田弘毅微笑着说道：“阁下只负责传递，不需提出反条件。”

　　德国政府收到和谈新条件后，也考虑到由于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中国政府不会接受这么苛刻的条件。

　　为了尽可能使调停不失败，德国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电告陶德曼和谈条件内容的同时，让他和顾问团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认真考虑日本的条件，并尽快作出答复；还要陶德曼着重地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向俄国做任何进一步的亲善，“如果中国政府这样做，我们就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

　　另一方面，也电令狄克逊警告日本政府：继续进行战争会使中国共产化，这种结果是与《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精神相悖的，“现在德国和日本以反对共产国际为目标的共同利益，要求必须在中国尽快地恢复秩序，即使这要以降低日本的和平条件为代价。”

　　当华北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消息传到武汉，汪精卫仿佛看到了一条发财致富的康庄大道，他即去找蒋介石，对蒋说道：“如今沪宁、华北已失，加上东北，中国已失半壁江山。若日军再占华中、华南，则富庶之地尽归日人之手，抗战如何维持？今王克敏等在北平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此为契机，不如以第三者出而组织，以为掩护。”

　　蒋介石看着汪，问道：“第三者？”

　　汪精卫低声、神秘地说道：“即由我出面在国民政府之外别树一帜，建立组织，与日本议和。”

　　蒋严加拒绝道：“此乃党内分裂，绝无可能！”

　　汪精卫更进一步，更加神秘说道：“表面决裂，暗中珠联璧合！”

　　在军事会议上，与会将领对抗战前途颇为绝望，蒋百里站起来说道：“前期抗战，虽然我国军事上失败了，可是战略上并没有失败。经过前期抗战，我军不仅大量地杀敌，挫敌锐气，而且我军已经成功地在平汉沿线，组织第二道防线。只要在武汉地区再打一次大的消耗战，就势必能阻敌于第二棱线——巫山、雪峰山之线。之前我就说过，不怕日军侵吞，就怕日军蚕食。中国如此之大，区区倭国是鲸吞不了的，就怕日军一步步蚕食。之前我对日军蚕食是无应对之策的，但是，八路军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此话一出，会场顿时哗然。

　　就连蒋介石也都兴奋地问道：“八路军有何妙策？”

　　蒋百里指着地图说道：“八路军以山为屏障，与日军周旋，此即为最好之思路。诸位请看，中国地理第二棱线之太行山，连接晋察冀豫，是华北屋脊，只要国军牢牢掌握住太行山，既能立足于山西、又能前出华北平原，同时兼顾察哈尔、豫北，正是进可攻退可守。同样，巫山、雪峰山乃华中与西南分割之地棱线，屏障此线，国军亦是进可攻退可守。我断定，只要有对付日军蚕食的办法，日军终究攻不破第二棱线。”

　　蒋介石又追问道：“如何对付日军的步步蚕食？”

　　蒋百里又是转向北方，指挥棍重重指在地图上，说道：“采用八路军之策，打入敌后战场，蚕食日军占领区，以蚕食反蚕食，此为上上之策！”

　　受此启发，白崇禧站起来说道：“我建议，国军第一战区、第二战区不退过黄河，依仗大青山、吕梁山、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王屋山，坚持晋绥冀豫鲁敌后战场，与敌周旋下去。”

　　汪精卫质问道：“共军习惯打游击，吃得了苦，国军能行吗？”

　　就此问题，蒋介石转向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问道：“百川兄，你说说看。”

　　阎锡山说道：“八路军以游击战术对日作战确有其所长，国军虽然不能全学，但也可取其精华。”

　　蒋介石听了较为满意，鼓励道：“有何精华，说来听听。”

　　阎锡山站起来，大声说道：“八路军游击战术有十六字口诀——”

　　还未等阎锡山开口说，一人就打断道：“不就是‘敌来我跑’嘛，这算什么狗屁精华，国军哪支部队不会？”

　　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就连汪精卫这等比较注重仪态之人也忍不住低头暗笑了两声。

　　阎锡山原本微笑着的脸就尴尬地僵在半空中，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想要坐下来时，却听到蒋介石说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百川兄，你继续说下去。”阎锡山就轻咳一声，俨容说道：“这十六字口诀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如果我国军不是聚集一地，而是分散各地，就可以占据县、乡，与敌形成犬牙交错之势，日军如来围剿，我则可以采取这十六字口诀，避其锋芒，依仗山地与敌作战，或暂时躲在山上，等敌走了，再行下山。”

　　又有人嗤笑道：“倘敌不走呢？”

　　阎锡山答道：“就是将华北日军全部部署在山西各市县，也难以完全控制乡村，国军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再者，这十六字口诀中也有对驻敌的办法，那即是‘敌驻我扰’。总之，对付日寇，还是有很多办法可用的。”

　　蒋介石听了十分满意，他站起来说道：“百里、百川两位同志的办法，即是持久抗战之战略。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故我全军将士，在今日形势之下，不能徒顾虑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

　　经过这次军事会议之后，蒋介石抗战必胜之心大增。

　　十二月二十三日，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兵分两路，从齐河与济阳以东渡过黄河，包抄济南。翌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撤出济南。所部奉韩之命，放火焚烧省政府各机关、高等法院、火车站等，实行“焦土抗战”。二十七日，济南失陷。

　　华北日军由此侵入黄河以南。

　　十二月二十八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将日本二十二日所提条件交孔祥熙。

　　在进行了十二天的大屠杀和清理工作之后，日军终于允许外国使馆人员及记者返回南京。二十八日，松井石根对外发布宣告：“日本将予中国以改变态度之机会；但必要时，日军将攻取汉口、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