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贝，德国汉堡人，一九零八年受西门子中国公司之聘，开始在中国沈阳、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经商。

　　拉贝有一个特殊身份：德国纳粹党党员。

　　拉贝从北戴河来到南京，即接到了德国大使馆传来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从九月二十一日中午起，日军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因而告诫所有的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

　　拉贝选择留在南京，以保护西门子洋行。

　　南京原本有一百万人口，九月，富人都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也没有钱逃走。

　　轰炸持续了数月之久，只要天气适合，日轰炸机就会天天飞来，投下炸弹，然后他们的飞行员就像阿Q摸了小尼姑的头一般，得意地驾驶飞机而去。

　　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并没有停止，而是一路追击中国军队，突破一道又一道首都国防线，兵锋直指南京。

　　十一月十八日，由留守的西方人士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并着手筹备建立安全区。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正是约翰·拉贝。

　　大家选拉贝当主席，大抵正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纳粹身份让他能压得住日本人。

　　原本拉贝打包好行李要离开南京了，因为这个他选择留下，这一回，他是为南京难民而留下的。

　　国际委员会需要取得中国政府的特别保证：撤除拟建的安全区内所有军事设施和包括军事交通指挥机构在内的军事机构；安全区内不准驻扎武装人员，携带手枪的平民警察除外；禁止所有士兵与军事团体进入安全区，无论这些军事团体具有什么性质，无论其军官军衔为何种级别。

　　国际委员会同时也向日方发出了建立中立安全区的要求，但是久久没有得到回复，为此，拉贝特意致电上海德国总领事馆领事克里伯尔：

　　恳请您支持我今天请求元首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在南京爆发的战斗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可怕的血腥屠杀。

　　希特勒万岁！

　　拉贝

　　虽然以希特勒名义，仍得不到答复，拉贝于二十七日通过美国大使馆再次给日本驻华大使发去电报：

　　国际委员会承蒙美国大使馆帮助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建立安全区的建议书，谨此再次恳请对此建议予以友善考虑。由于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以安置只有在安全区才能找到避难场所的成千上万名平民，委员会急需立即开始工作。出于人道主义，特此请求即刻答复委员会的建议。

　　即使得不到日方答复，中立安全区也必须建立。

　　十一月底，南京安全区正式建立。安全区位于南京城内的西北部，以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外国使领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等教会学校为中心。

　　此时，南京人口较九月又有所上升，一是增加了南京的中国守军，再是从上海、苏州等江南地区流入南京的外地难民，总人口数约为六十余万。

　　十二月二日，法国神父饶家驹通过美国大使馆转来日方消息：

　　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若中国军队对平民及(或)其财产处理失当，日本政府方面对此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尽管负责守卫南京城的唐生智已经向国际委员会保证从中立安全区中撤出全部军事人员和军事指挥所，但仍然发现，上述区域内有三处地方新挖了战壕和高射炮阵地。拉贝告诉唐生智的特使：“如果不立即停止修筑工事，不履行将军人清理出安全区的许诺，我便辞职并解散国际委员会。”唐的特使对拉贝提出的所有要求立下了书面保证，但同时又指出：“执行起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虽立下了保证书，然而，士兵们非但没有如唐所许诺的那样撤出，反而继续挖掘新的战壕并在安全区内架设军用电话设施。在国际委员会一再严厉抗议之下，卫戍司令部不断保证：三天之内从安全区撤出全部军人。

　　十二月五日，拉贝等几人一起去卫戍司令部见唐生智，想从他那儿得到确切保证，立即将所有军事人员和军事指挥所撤出安全区。

　　唐生智一听要撤出军队，摇摆着手，说道：“城防是整体的，如果撤出西北区军事部署，就等于给日军开了一道口子，你们能保证日军不从此口突破吗？”

　　拉贝惊讶地说道：“我们早已得到你们三天之内开始撤军的保证。”

　　唐生智开始咳，咳完之后，摇摆着手，说道：“这是不可能的，至少要过两周军队才能撤离安全区。”

　　拉贝等人不是惊讶了，而是惊骇，当即抗议道：“日本飞机是能够从空中看到中立区存在中国军队的，如此一来，日军就难以保证中立区的安全了，他们势必轰炸难民！”

　　唐生智拄着手杖走近几步，以十分执拗的口气说道：“正因为会被日军看到我们防卫上的漏洞，中国军队更不能撤离西北区。”说到这，唐生智口气一缓，像是要打破这沉闷气氛似的说了一句俏皮话：“日本人就像耗子，哪里有洞就往哪里钻。”

　　拉贝忍着怒火问道：“既然同意撤出，为何要两周才撤出？”

　　唐生智充满自信地答道：“因为两周之后，日军才能攻入城内。”

　　十二月六日，蒋介石举行了一次作战会议，听取战况汇报。

　　罗卓英在南京地图前汇报道：“自三日始，经过四天的战斗，日军正面的第十八师团、第九师团突破我第八十三军及第六十六军的警戒、前进阵地，占领了句容，进至句容以西的黄梅、土桥及湖熟镇一带，并有一部兵力由右翼深入到孟塘、大胡山附近；日第一一四师团突破了我第七十二军及第七十四军的警戒、前进阵地，占领了溧水，进至溧水以北之秣陵关、陆朗镇及江宁镇一带。与此同时，日军右翼的天谷支队和第十三师团正向镇江、靖江进攻中，左翼的第六师团正向秣陵关前进中，国崎支队和第十八师团正向当涂、宣城进攻中。”

　　蒋介石问道：“日军什么时候迫近南京城下？”

　　罗卓英继续说道：“截至今日下午，日军第十六师团一部已渗入至汤山镇左侧后的胡塘、大胡山附近，已令第三十六师速派一个步兵团进占麒麟门附近阵地，以掩护第六十六军侧背，并阻止该敌继续渗入；令在镇江的第七十一军、在镇江及东昌街一带的第八十三军迅速向南京转移，以增强南京的防守力量；规定第七十一军转移后，镇江要塞由第一零三师代师长戴之奇指挥；同时令第二军团刚刚抵达南京栖霞山附近的第四十一师推进至龙潭、乌鸦山地区，以掩护第七十一军及第八十三军转进，并保持与镇江的联系。”

　　蒋介石问道：“日军对南京实施合围，还需要几天？”

　　罗卓英看了在座军官一眼，十分沉重地说道：“如果各军顽强抵抗，可阻敌三日。”

　　听了这话，蒋介石站了起来，一脸严肃地说道：“诸位，我们的首都，就要遭日军炮火直接轰击。我们军人，值不值得为南京城池而溅血？值不值得为民国首都而献身？在这里，我想念曹子建的诗，献给在座诸位将军：‘名在壮士藉，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开完会后，唐生智追在蒋介石身后，劝谏道：“委座，日寇对南京业已合围，即将变为战场，你不可再留在这里了！”

　　蒋介石答道：“我多留京城一星期，于军事布置之完成，对于军心、民心亦有所裨益，应迁移之物品皆已如数运完，首都侥免混乱。若早十日离京，则大局更不堪设想。都城虽危，我能多留一日是一日，以壮军威，你不必催我！”

　　唐生智苦劝道：“现在日军轰炸更甚更猛，万一有个闪失，你让我如何向全党全军，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

　　蒋介石执拗说道：“京城人民受战祸之痛苦，流离失所，生死莫卜，惨目伤心，我又岂忍心离他们而去？你不必说了，我是不会走的！”

　　夜深了，蒋介石披衣提灯，独自步行至总理陵前，涕泪道：“京城沦陷，山河同哀，我心之悲，难以言表。然，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中正将以不屈之心，硬撑到底！愿总理在天之灵，护佑我中华！”

　　翌日凌晨，蒋介石一行驱车离开美龄宫，路上梧桐叶铺地，倍感凄凉。

　　五时四十五分，飞机起飞，蒋特意命飞机在中山陵园低飞绕陵三圈，他对随行人员说道：“为了指挥全国抗战，我不得不离开我亲自建立的首都和总理陵墓所在之地，我内心所不堪忍受的就是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

　　谷正伦越来越急，七日早上他又急急去见蒋，想探探蒋何时能离开，到了小红山官邸，却被警卫拦住了。谷正伦大发脾气，对着警卫说道：“我是宪兵司令、南京警备司令，连我都不能见委员长？”警卫答道：“委员长有令，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直到当天下午，谷正伦才获知：蒋已经离开南京。

　　谷正伦来见唐生智，因说有要紧军事，才准引进，见唐生智躺在床上，床上是一层又一层被子，屋里还烧着一大盆炭火。

　　谷正伦走到唐生智面前，递给他一张病假书。

　　唐生智只看了一眼，就想跳下床，许是被被子压着，动弹不了，就大声呵斥道：“你是南京警备司令，你走了，南京还让谁警备？”

　　谷正伦僵硬地说道：“委座批准我去看病了！”

　　唐生智往下一看，果真见到蒋签字：准其看病。唐生智更是怒火冲天，许是气急了，顿时咳嗽起来，整个人在被子里就像虾在锅里一样，一阵伸缩，医护人员上前，紧急处理之后，咳嗽才慢慢停了下来。吃此苦头，唐生智不敢再激动了，忍着怒火说道：“委座只准你看病，并未准许你离开南京！”

　　“这！”谷正伦先是一顿，继而说道：“我的病这里治不了！”

　　“治不了，就是死也要死这里！”这一句话后，唐生智又是大咳起来。

　　“不可理喻！”谷正伦扔下这句话后，就走了。

　　唐生智胸口起伏着，想要咳嗽，却堵着，就像风箱出气口被老鼠堵住一般，想咳咳不出来，脸憋得像猪肝一般。

　　又是一阵急救。

　　当唐生智终于能平躺着时，他口述了一道命令：传我令，将长江下关渡口的大小火轮、民用船只全部清除，以表破釜沉舟之心。

　　南京，由此成为一座孤岛。

　　蒋介石走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南京五六十万人民的生存问题。

　　当国际委员会请求帮助时——原本答应给十万元资助，此时才给二万。唐生智替蒋说了一句实在话：“城市沦陷，难民问题是日本人该解决的问题。”

　　要建立中立安全区并不是在地图上画个圈，在地面布上白线、插上标识，就算完事了。在日本人到来之前，必须在安全区内备好米面、盐、燃料、药品、炊具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由于严冬来临，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还需要考虑疾病、传染病等问题，因此医生、护理人员各类药品都是必须的。甚至还要安排粪便的清运，要考虑尸体埋葬。还需要警察维持秩序，必要的话还要考虑后备警察，因为警察极有可能会和退下来的士兵一起撤退。

　　而这些问题，国民政府是不管的，也没有精力没有能力管了。

　　这些问题全部落在二十人不到的外籍志愿者身上。

　　在炮声轰轰之中，南京人民在等待着不可预知的命运，他们无力挣扎，无力反抗，只能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上苍祈求保佑。

　　十二月七日，国际委员会在解决诸多问题之时，还在争取唐生智最后保证。

　　委员会特别要感谢的是您就安全区事宜所给予的详细的保证：

　　一，在安全区域内不设立新的军事设施、战壕或其他掩体，同时也不得在区内留有火炮；

　　二，在安全区域作出明确标记后，下令禁止所有军事人员进入安全区；

　　三，所有属于军事指挥所或其他部门的军事人员必须逐步撤出安全区。

　　委员会苦口婆心地劝道：“委员会不否认你说法的正确性，即：短时间内从安全区撤出武装军事人员比较困难。但另一方面请允许委员会冒昧地指出，由于通讯联系的难度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当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开始从区内撤出全部军事设施时，几乎就不会再有机会通知日本人安全区开始启用了。而在这一段时间内日本人会轰炸区内的难民，并指责中国军方因滞留在所谓的安全区而必须对此负责。”

　　唐生智收到国际委员会的书函时，是不屑回答的，因为他的家人也在南京城内，正准备与南京共存亡。唐家人都不惜命了，平民百姓之命何足道哉。

　　从八日开始，日军航空兵轰炸紫金山主阵地，日军炮兵开始炮击麒麟门前进阵地，日军坦克部队突进至通济门外红毛山阵地，双方步兵也开始接火。

　　城门外的房子被烧掉了，大火熏天，那些住在城郊接合部、房子被烧的老百姓涌进城里，躲进了中立安全区。

　　十二月八日，南京城所有城门都被重重关上了。

　　直到十二月八日，中立安全区区域才被中方最终确认：东面以中山路北段从新街口到山西路广场为界；北面以山西路广场沿西到西康路为界；西面以由西康路向南到汉口路交界，又向东南成直线到上海路与汉中路交界处为界；南面以汉中路与上海路交界处到原起点的新街口为界。这个区域的边界都用了旗帜做记号。在旗帜上面有一个红十字，红十字以外再有一个红圆圈，并在旗上写了“难民区”三字。

　　从一天前开始竖立区界旗，至八日上午结束了这项工作。

　　中国军队的军事设施也正撤出安全区。佩戴上有安全区标记的袖章的四百名警察也开始在区内维持秩序、治安。

　　十二月九日，空袭从一大清早就持续不断。中国的飞机已经不再来这里，但是高射炮还在射击。城南落下了大量的炸弹，升起了巨大的烟柱，一场大火正在南面蔓延。

　　难民区仍然忙着将大米从城外运进来，卡车在战火中穿梭，一辆卡车损坏了，卡车上一个搬运工失去了一只眼睛。另外一辆卡车经过南城门出城时，城门的守军开始不放他们出城，后来通过协商还是同意了。当这辆卡车从城外返回的时候，全体城门守军，共四十人已全被炸死。

　　下午二时，拉贝等人视察安全区西南界线。从山丘的顶上，他们发现在安全区西南界内有一排高射炮阵地。正当巡视之时，三架日本轰炸机掠过他们的上空，距他们约十米远的高射炮阵地对日机进行了猛烈的射击。委员会的人都卧倒在地上，仰起脸朝上观察着高射炮的炮火，可惜的是炮火总是打偏。好在日军机并没有投弹。

　　经历这危险一刻，拉贝等人再次找唐生智交涉，拉贝严厉对唐说道：“如果你们再不将军事设施、军队撤出安全区，由此而造成的一切人道灾难，我将义不容辞地向国际社会揭露中国军队不顾人民生命的恶劣行径。”

　　被威逼之下，唐生智又将球踢给了蒋介石：“我本人完全同意国际委员会的要求，但是，撤出防御阵地需要得到军事委员会批准。”

　　在此情况下，国际委员会通过唐生智向蒋介石致电：

　　在国际委员会能成功地得到日本军事当局在可能的情况下放弃对城墙内南京城的进攻这一保证的前提下，已经在南京城设立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向中国当局建议，在城内不采取军事行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建议南京附近的所有武装力量停火三天，在这三天内，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中国军队则从城内撤出。考虑到大量受到危害的平民的困境，委员会请求立即对此建议表态。

　　与此同时，委员会亦通过汉口美国大使约翰逊给东京和上海日军发出上电。

　　当天，日军一方面进行攻城准备，部署炮兵进入阵地，坦克集中于待机地域以及选定入城路线等；一方面用飞机向城中投撒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劝降书称：

　　百万日军已席卷江南，南京城处于包围之中，由战局大势观之，今后交战有百害而无一利。惟江宁之地乃中部古城，民国首都，明孝陵、中山陵等古迹名胜猬集，颇具东亚文化精髓之感。日军对抵抗者虽极为峻烈而弗宽恕，然于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队，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至于东亚文化，尤存保护之热心。贵军苟欲继续交战，南京则必难免于战祸，是使千载文化尽为灰烬，十年经营终成泡沫。故本司令官代表日军奉劝贵军，当和平开放南京城，然后按以下办法处置。

　　大日本陆军总司令官 松井石根

　　对本劝告的答复，当于十二月十日正午交至中山路句容道上的步哨线。若贵军派遣代表司令官的责任者时，本司令官亦准备派代表在该处与贵方签订有关南京城接收问题的必要协定。如果在上述指定时间内得不到任何答复，日军不得已将开始对南京城的进攻。

　　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对松井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并于当日下达了“卫参作字第三十六号”命令，作为最有力的回答：

　　一、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摇动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

　　二、各军所得船只，一律缴交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以武力制止。

　　夜幕降临，新闻发布会后回家途中，拉贝听到南城门和光华门上的炮火的轰鸣声和机枪扫射声。路灯熄灭了，在夜幕中，看见伤员在街道上蹒跚，没人去帮助他们，已经没有医生、卫生员和护理人员了，只有鼓楼医院的几个美国医生还在坚持着。安全区的街道上挤满了带着大包小包的难民。原来的武器装备部已经对难民开放，仅仅一会儿的时间，里面就挤满了人。委员会关闭了两个房间，因为在里面发现有武器弹药。难民中也有逃兵，他们扔掉了自己的军服和武器，挤在难民中。

　　隆隆的炮火声、步枪声和机枪声从晚上八时一直响到次日凌晨四时。

　　十二月十日，凌晨五时，枪炮声停了。

　　一大早，就传来一个消息，日军昨晚差点就攻入了南京城。

　　原来，张灵甫率团奉命进城，已经是九日的深夜时分，不料竟然发现日军已经跑在了前头，藏家巷防线被敌抢先一步占据，有一部日军更是突入了中华门一带。张灵甫立即将部队展开，与突入的日军彻夜混战，战至凌晨四时，方将侵入中华门附近的日军打出门去。

　　十日上午，拉贝在巡查安全区时，发现安全区内仍然有许多军事人员，于是，卫戍司令部的三名代表和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共同巡视安全区，将沿路遇到的士兵都一一逐出安全区。

　　位于安全区内的五台山上的高射炮仍在向日军射击，这实在是让拉贝感到绝望。如果再不改变这种情况，安全区就将遭到炮击，这无异于一场可怕的血腥大屠杀，因为区内的街道上挤满了人。

　　上午，金大夫表示愿意向委员会提供帮助。他手下领导有八所军医院，全部位于安全区以外，这八所军医院安置的全是轻伤员。金大夫用德语向拉贝说道：“这些轻伤员中大部分人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自残致伤。南京就要沦陷了，我想把重伤员安置到你们安全区来，我可以向你们提供八十名中国医生。”这种做法原本是违反协议的，但是出于人道，拉贝还是接受了金大夫的提议，并说道：“我希望日本人知道了以后不会因此而提出责难。”

　　终于从汉口美国大使约翰逊那里传来消息，但结果是令人绝望的：蒋介石已经宣布，他不会接受这类的建议。

　　在此情况下，拉贝于十日再次致电蒋介石：

　　致最高统帅蒋介石：

　　国际委员会在此诚挚地请求将此消息转达给蒋介石将军：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欢迎停火建议。但由于唐将军必须奉命保卫城市，因此关于中国军队撤退的问题须交最高统帅决定。南京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因为军事行动已经流离失所，还有二十万人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在此紧要关头，国际委员会冒昧地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望迅即接纳该建议。

　　当天，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等阵地战斗激烈，枪炮声片刻未得停歇。其惨烈程度尤胜淞沪战役。

　　此时，首都饭店已经被军队占据。士兵们一个个在吧台旁喝得醉醺醺的，懒洋洋地躺在俱乐部的沙发上，他们要逍遥一下。

　　这个晚上，就像乡下过年一般，彻夜都是爆炸声，硝烟弥漫。

　　十二月十一日，这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